尽管如此，人类很早就梦想让罗锅直起腰来，追梦的手术始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第一个向弯曲的脊柱开刀的是个外国人，他很聪明，当初他在凸起的椎骨上后方先打开一个豁口，并不将脊柱彻底切断，然后将后方闭合，并使两相邻椎体的前方张开，使得脊柱变直。后来，又发明了从后面将椎骨成楔形切除一块，然后把它闭合起来，达到矫正驼背的效果……接下去又不断地有改进方法。这时候人们已经能够很好的获得40°左右后凸畸形的矫正。然而探索是人的天性，当三四十度的畸形矫正日趋成熟之后，医者们便有了新的梦想，五十度的能不能做？六十度？七十度？……近十几年来，有医生采用把后凸的脊柱切掉一段再把断端闭合连接起来的方法治疗后凸畸形，取得了进展。但是对非常僵硬复杂的畸形矫正仍然存在脊髓损伤风险大、矫正效率偏低的问题。但是人们的思路总是框定在楔形切除一块椎骨，再把它闭合起来的方法上。或许因为人们过于依赖窗户带来的光明，以至忽略了如果打开一扇门将会怎样。陈仲强称其为“惯性思维现象”。人的思维一旦形成为定式，脑筋急转弯就很难了。
到了2000年以后，陈仲强说，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对九十度、一百度的后凸畸形矫正方法进行改进。其实之前的一次次手术中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角度大的畸形由于椎体特别僵硬，“经典的楔型截骨术”已是难负重任，即使强行矫正，效果也不理想。换句话说，“楔型切除闭合截骨”面对重度后凸畸形的手术局限性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仲强格外的清醒，他感觉到有一种新的东西在朦朦胧胧地向他召唤——“再硬的铁棒，如果将其中间截断，让两个断端在不连接的状态下各自旋转，它还会被僵硬困扰吗？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出来了：将后凸的脊柱切除一节或几节椎骨后，采用器械维持，让两个断端在张开的状态下矫正脊柱后凸畸形，最后再将断开的椎骨连接起来……”很多事情看似在刹那间完成了蜕变，其实孕育它的绝然是一个漫长的、不断积累智慧和信心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磨砺。
“撑开断端下矫正畸形”的思维就这样出世了。这是对前人思维定式的第一次突破。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开始，在“撑开下矫正”的手术过程中，陈仲强他们获得了以往无从获得的体验和感受：原来，脊柱彻底打开之后，在完全分离的状态下矫正起来居然更容易了，这真是一个难得又宝贵的体验。他们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顺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设计出“双轴旋转后凸畸形矫正技术”。
全新的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效果：首先脊柱僵硬的问题解决了，复位起来不再困难；另外脊髓短缩的顾虑也因为留有一定的间隔空隙而随之化解，切掉的一段椎骨交由融合器来顶替衔接，间隙的长短可以自行控制、调节，于是脊髓处于既安全又合适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患者长期叠缩的胸腔终能得以解放，拉开了的脊柱可以使原来重叠在一起的肋骨展开来，胸腔扩大了，连带着腹腔也更饱满了，显然这样矫正之后外型效果会好看得多，它能更准确地恢复人的正常生理状态……
陈仲强始终没有对自己的研究使用“成果”、“重大的”这样的词句。他说，我们只是把创新的思维引入到我们手术的改进中，与原始创新相比，我们叫它继承性的发展。你说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走过来之后，人们可能会说这很容易呀，但是这么容易的事在世界范围竟然拖了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关键是人的思维摆脱不开，就压根没有往断开上想。就好比有人说你能把鸡蛋立起来吗？一般的人只是摇头，其实把鸡蛋往桌子上一磕就立起来了。事后人人会说这太简单了。万事难就难在事前为什么想不到呢。”
张清燕来的时候，陈仲强的“双轴旋转后凸畸形矫正技术”已经做了有30多例。他认为这项技术还是在成长阶段，说成熟为时似乎早了些。更重要的是，张清燕的病情又是特殊的复杂，她不单单是脊柱畸形高达110度，而且在向上后凸的同时还伴有向左右两侧的弯曲，也就是整个脊柱侧看呈峰状，正观则是“S”形。另外，由于她的骨质发育遭到破坏，椎骨已是三三两两融合、重叠在一起，且上下的椎骨大小不一，如果用一句形象点的话说，很像是转着圈的那种拧成麻花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陈仲强不想留下遗憾。他知道自己有个“毛病”，再成功的手术下来，他也总是要回顾一下什么步骤还能更好些，哪儿还有不足之处，这个“毛病”跟了他二十多年，逼得他没有轻松过。自讨苦吃是他的生性。张清燕的手术也不例外，他答应女孩子的不仅仅是手术成功，而是手术后的效果。他要让她健康地活着，要把她的罗锅彻底扳倒，还要还原她挺拔的身子，最后让她的个头得到延伸……这就难怪他夜夜无眠了。
后来张清燕出院了，她进医院的时候是1米45，走出医院的时候是1米56。回到家乡后她给“院长叔叔”（她习惯这样称呼陈仲强）写来了信：我一下子被同学和老师们围住了，大家都说不出话来，抱成一团，所有的人都哭了。你知道么，这不是难过的眼泪，是为我高兴呀……从此，山里的孩子们知道了陈仲强的故事，知道了北京的大夫很了不起。
三
一个人能做出成功的事一定有他成功的特质。陈仲强说，“不，做大事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他认为北医三院骨科拥有那么多优秀的医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成长环境舒展、适宜。他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急于向你表达自己的工作环境特殊的好。
从医院2006年4月的院报看到，仅是几天的工夫，国内数家媒体纷纷刊登了医院骨科的文章：陈仲强的腰椎组完成了张清燕的手术，《人民日报》载文：此病例被国外同行称为“世界顶尖难度的脊柱手术”；王超的颅锥外科组经患者咽部路进，做了寰枢关节松解复位等联合手术，《健康报》的大标题是“新术式让瘫痪少女走出病房”；骨科主任刘忠军的肿瘤组与多科室协作，完整地游离切除了骶部近四斤重的巨大肿瘤，并神奇地保留了患者的骶神经，多家报刊报道了这条新闻……
陈仲强对于这样一个强势的团队，表现出极大的感恩和珍视的态度。这个集体到今年整整50个年头。第一任主任是杨克勤。其实从年龄推算他不可能与老主任共事同仁，但是言谈中他的景仰和感激的情绪让你觉得他们之间仿佛亲近而且密切。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份家业是他们创下的，当初中国的这个专业还相当落后，先动作了就是先驱者，正是我们的老主任和老同志站定了前沿的位置，可以说中国脊柱外科是从他们的脚下起步的，那时候条件多差，他们用很单薄的臂膀推动着这项事业往前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和国内的骨科前辈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脊柱外科。
北医三院骨科的第二任主任是张之虎。陈仲强庆幸自己能够遇到那么好的老师，是张之虎把他带到这个领域，那时他还是个医学生。他敬佩老师，才思敏锐，思想活跃，而且性情直率，敢想敢说也敢做。他说，现在流行的很多技法其实老师当年就想到了，只是那时的条件和设备限制了老师很多很好的想法的实现，在今天的手术中他时时能感觉到有老师当年的影子。张之虎的科学、严谨、激情、创新……陈仲强将其视为非物质的精神财富。
第三任主任、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党耕町是1989年接任北医三院骨科主任的，而就在这一年陈仲强博士毕业留在了骨科。他觉得自己的机遇实在是太好，他说自己的事业是在党大夫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的。
党耕町是学者式的人物，陈仲强认为党大夫当年最大的功绩就是极大的推动了骨科学科的建设，不断攻克脊柱疑难疾患的诊断与治疗难题，并为后备的医生也就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仲强敬重党耕町，当年开发新的业务不是没有阻力，而像他这样的大专家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对他来说搞技术垄断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他没有，他坚守全面发展的思路。一来是患者的需要，有这么多的病种存在，有这么多的难题未决，事业总需要有人去开拓；二来也是骨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党耕町的坚守看似远见，其实更是胸怀。
现在，北医三院的骨科不光颈椎病是权重技术，椎体肿瘤、畸形矫正、关节病等等都有自己独到的闪光点。陈仲强说，这种强势的特征表现为：一个组织，一批人，而不是单枪匹马；技术功能系列、多元，而不是单打一。
陈仲强始终没有说到自己，他的话几乎是落在他的团队上，他很兴奋，也很自豪。他说，现在美国麻省的医生说要和我们建立合作关系，人家羡慕我们有如此丰富的技术，有解决最复杂病种的能力，有让他们目不暇接的手术量，人家说，全世界到哪儿能找这么理想的培养基地去？包括日本、南韩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看看北医三院的骨科那才叫过瘾，这里可以让他们的眼界豁然大开。
现在陈仲强的手术已经做到世界的层面了，但是他避开了成熟期的话题，说到自己幼稚期的故事。那时候我还是副教授，刚出校门不久，也是第一次接触头颈后凸的手术，在当时那是世界性的难题了，这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要经历的胆怯过程，我心里没着没落的。谁承想临上手术台的时候党大夫来了，他是专门来带着我上台的。他说，别害怕，有我在呢，有问题咱们一起研究。我的心一下就落定了。那时我还是小大夫，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教授撑腰，出点事情可能一辈子就完了。
陈仲强说，很长时间里，党大夫直到近七十岁，科里很多难度大的手术，他都亲自参与，和我们一起讨论，一起上台，等到我们没有问题了，他才慢慢地退下去。这几乎是一种氛围了，这种氛围不仅仅是学术的碰撞，更有一种无声的精神往来。
四
陈仲强最后谈到了自己：选择医生专业，应该说是主动的。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母亲从事医疗护理工作。我十几岁插队到农村的时候，就曾自己学针灸，做赤脚医生……医生是辛苦一生、奉献一生的职业，也是有快乐感、幸福感的职业，你能帮着病人恢复健康，说到哪儿都是很值得的……
整个谈话最后的四个字是：“我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