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剛
內容摘要：從“士大夫文學”的角度研究北宋文學時，設置一個前歐陽修的時代，應該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做法。本文研究歐陽修崛起的前夕，以楊億和晏殊為代表的文學。鑒于這兩位皆由“神童”出身，故稱“神童時代”。上篇先以楊億為中心，探討其怎樣從點綴升平的“神童”成長為人格鮮明的士大夫。筆者認為，突破所謂“西昆詩人”的固有印象，將楊億置回從太宗晚期至真宗一朝的“黨爭”環境中，還原其士大夫身份，從而探討其文學，及其對後輩的影響，會令我們更貼切地把握宋初文學的進展過程。本文試圖作這樣的嘗試。
關鍵詞：楊億神童黨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士大夫
題解
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也許是唐代，但中國詩人的黃金時代無疑是北宋。一個顯著的事實是：被一般文學史提及的唐代詩人大多生涯潦倒，而北宋各時期的代表性詩人王禹偁、楊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是翰林學士以上的高級士大夫。比生活境遇更重要的是，伴隨着社會地位而來的從多方面展現其創造力、發揮其社會影響的機遇，在基本上沒有“民間性”的輿論力量的時代，仕宦顯達的北宋詩人擁有的這種機遇大大超越其唐代的前輩，由此而能比較充分地展示：一個有知識的人對他的時代可以負到多大的責任，其個體生命的動力向外的作用可以達到多遠的疆界。對於詩人的寫作狀態來說，那影響絕非無足輕重。儘管我們也高度評價兩宋時期豐富多彩的市民通俗文學，但相比之下，士大夫的精英文學依然佔據主流的地位。決定一個人能否進入士大夫的行列，基本上是看他能否通過堪稱公平的科舉考試，而正是科舉制度所包含的“神童”科，令本文的研究對象得以產生。非常早慧的兒童因為出眾的文學天賦，不但提前成為士大夫，而且比一般的進士更為引人注目。如果進士們可以把寫作詩賦的能力當作敲門磚，通過考試後便不妨丟棄，那麽“神童”就必須追求終生具備寫作方面的特長，否則就顯得名不副實。所以，“神童”的文學是士大夫文學的特殊部分。
不過，就北宋的士大夫文學來說，其獲得代表宋代士風的文化精神，並使這種新的精神開始具備改造國家的力量，大約要到宋仁宗的慶曆（1041—1048）時代，而以歐陽修為士大夫文學崛起的核心人物［1］。由於歐陽修把中唐的韓愈看作自己的先驅，故北宋初期那些聲稱繼承韓愈思想和創作的人，就得到了文學史家的熱情關注，從柳開、穆修到歐陽修，呈現出一條發展的綫索。然而，柳開和穆修遠未具有歐陽修那樣領袖文壇的影響，他們的主張還未得到多數人的理解，是所謂“不得志”的或者非主流的人物。在歐陽修之前，被社會所崇尚的代表了主流風格的作家，是楊億（974—1020）和晏殊（991—1055）［2］。事有湊巧，此二人都是以少年而能詩善賦的“神童”身份開始仕宦生涯的：楊億在十一歲的時候被宋太宗召試，入朝為官；晏殊則在十五歲時得到宋真宗召試，並特賜進士出身。
文學上的“神童”本來算不得怪物，如果我們承認有“天才”，那麽“神童”只不過是“天才”的極端形態。但是，“神童”未必皆成大器，而從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前半葉，由楊億和晏殊這兩位“神童”出身的作家相繼“主盟”文壇，更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南宋楊萬里詩云：“莫言幼慧長不奇，楊文公與晏臨淄。”［3］李劉《謝得解》自云：“年當五歲，日記萬言，實希蹤楊文公之辭章，復妄意晏元獻之科目。”［4］由此可見，楊、晏二人不但是少年天才的典範，也是這樣的少年天才終成大器的標本。筆者意欲通過此二人的生平和創作，來考察歐陽修崛起之前的士大夫文學，故冠其名曰“神童時代”。本文先論楊億，故為上篇。
從某種意義上說，崇尚“神童”的風氣與我們對宋代文學的一般理解是不相稱的。比如，我們常說唐詩以風神情韻見勝，宋詩以筋骨思理擅場，這“筋骨思理”就與“神童”不相稱，至少在他們以“神童”應舉的時候，還遠未具備成熟的心智和深厚的學養，以及在足夠長的生活歷練中形成的對於世間事物的獨立看法，如何談得上“筋骨思理”呢？不難想象，當年的朝廷對於“神童”作品的賞識，必然來自另一種鑒賞眼光，也就是說，“神童時代”的人們對文學的理解，與宋詩成熟時代完全是另一回事。
雖然今天的學者們常把天水一朝的文化看作中唐以來的復古運動的結果，但宋朝的創建者太祖皇帝並沒有按照復古運動的精神來建設政治制度的本意，他的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全出於其平民式的實用智慧。太宗皇帝領導的所謂“文治”，也不具備明確的文化理想，只是依唐代的辦法，以詩賦來錄取進士，或者提供經費讓文官們去編幾部大書。在此種“文治”局面下，文學被當作太平盛世的必要點綴，仍未擺脫實用的價值觀。依照明確的文化理想和道德觀念來“救時行道”，反對“苟合取容”，是宋仁宗之世由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倡導起來的士人風節，北宋的世風自此纔由迎合實用轉向崇尚理想。隨之興起的那種要求承擔道義和歷史使命的文學觀，雖然常被今人喚作“儒家實用主義文學觀”，實際上其內在的價值取向是理想主義的。而在此之前，缺乏理想的時代可以點綴升平的文學，即便表面上可能是一味追求言辭華美的“純文學”，其內在的價值觀恰恰是實用主義的。而且，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文化理想和使命感，便不能超越世俗標準去作深刻的思考，對文學的理解也就只剩下“文采”而已。思想、學養和生活歷練也許有助於這“文采”的增長，但顯然不是決定因素，因為淵博的老人寫不出漂亮文章的比比皆是。這樣，人們很容易認為天生的“才華”是決定性的，那麽，這種決定性的最純粹的表現形態就是“神童”了。所以，范、歐崛起之前的實用主義“文治”政策和相應的世態，纔是產生“神童”的合適溫床，兩位“神童”相繼領袖文壇的現象正是此種“文治”的標誌性成果。當然，“神童”本人未必甘心只為盛世之華美點綴，兩位“神童”的超越自我的不懈努力，使他們終於成長為優秀的士大夫，而且其意義還在於：他們的存在也成為范仲淹、歐陽修一代人的崛起所必要的依託。本文的最終目標是要揭示，就北宋士大夫文學的進程來說，相比于“柳開-穆修-歐陽修”，我們更有理由勾畫“楊億-晏殊-歐陽修”的發展綫索。
北宋的科舉制度特地為“神童”打開了入仕的大門，就是所謂“神童科”。然後，成熟的文官制度也給“神童”提供了成長為高級士大夫的機會。比起同樣是少年天才的“初唐四傑”來，楊億和晏殊的仕途生涯可以用“飛黃騰達”來形容了。不過，若與北宋的其他士大夫相比，“神童”出身也給他們帶來一些特殊性，本文將由此入手檢討楊億的生平和創作。從“神童”到士大夫
在官僚政治中，“神童”出身者的最大優勢在於年輕，如果時值太平，官僚晉級制度比較穩定，那麽起步甚早的他們會比一般士大夫更早地步入仕宦生涯的輝煌期。而且，因為朝廷不能派一個小孩去當地方官，故往往將“神童”留在京城的館閣任職，這就使他接近中央，不會錯過朝廷頒行的恩典。即便政界充滿“朋黨”之爭，年輕而有前途的“神童”也會被有力的人物主動籠絡，乃至於招為東床佳婿，保證其擁有升遷的機會。楊億的岳父是太宗朝晚期的參知政事張洎，晏殊“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钜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5］，其結親的對象並非泛泛之輩。這樣，楊億能在他年方而立的時候，與寇准一起主持“澶淵之盟”這樣頭等的軍國大事；到仁宗朝，比晏殊年長兩歲的范仲淹剛在政治舞臺上。崭露頭角時，晏殊已經是朝廷的“元老”重臣了。
更為重要的是，當皇帝考慮皇太子的教育問題時，他會認為“神童”是輔佐太子讀書的最佳人選，故“神童”成為東宮親信的概率極高。事實上，楊億和晏殊都是真宗、仁宗太子時代的舊交。對於年輕官員來說，如果現任的皇帝比自己年長得多（太宗比楊億年長35歲，真宗比晏殊年長23歲），那麽儘早追隨未來的皇帝，無疑是更有利的。如此一來，“神童”的前途就不只是官品升高而已了，因為在君主集權的時代，隨着太子成為皇帝，東宮舊交走向執政大臣的腳步幾乎是難以阻止的。確實，無論別人怎樣想方設法，都不曾改變真宗對楊億和仁宗對晏殊的信任。
當然，過早的升遷以及追隨太子，也會給“神童”帶來麻煩。過早的升遷使他無法逃避官僚政治中必然存在的“黨爭”對他的摧殘，而追隨太子則可能陷入更為兇險的境地，如儲位之爭、帝后之爭等等。
當楊億在京城的館閣受到前輩的普遍寵愛，乃至於被張洎招為東床時，他肯定還未到達理解“黨爭”的年齡，不能意識到其岳丈的黨派身份將對以後的生活和政治道路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一點至少導致了其家庭生活的不幸。據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云：“（張）洎女嫁楊文公，驕倨不侍姑，或效其姑語以為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公修國史，為張洎傳，極言其短。”這是說，婆媳不和造成了夫妻離異、翁婿反目。今人李一飛《楊億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不信出妻之說，但引鄭再時《西昆唱和詩人年譜》，謂張洎與楊億從祖楊徽之有隙，推論“億之詆洎，或以此歟”。按，張洎在太宗晚年被提拔為參知政事，是出於寇准的推薦，但後來卻出賣寇准；其人又曾與蘇易簡相爭。寇與蘇皆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本文下面將會論證，楊億終生依靠和支持該年進士組成的政治集團，由此遂與張洎成了政敵。出妻之說應屬可信，以後似乎也未再娶，且因無子而以侄子為嗣。無論婆媳不和是否事實，無法逃避的高層“黨爭”肯定是造成其家庭不幸的重要原因。
“神童”一旦參與“黨爭”，他的缺陷就不僅僅來自年齡問題。從唐代後期到北宋初期官僚“黨爭”的一般規律來看，士大夫勾結“朋黨”的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進士同年，而“神童”出身的人恰恰就沒有這樣的同年，無法依靠這層關係來組織“朋黨”。可以說，這是“神童”在“黨爭”局面中最根本的缺陷。雖然無黨無派一直被表彰為令人尊敬的作風，但實際上一個士大夫要使自己的聲音被朝廷和社會所傾聽，就必須把它擴大為“朋黨”的聲音。如果自己沒有黨羽，就只好去依附於某一個黨派。這便使楊億靠向了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楊億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
有幸留存至今的一本《西昆酬唱集》，使楊億作為“西昆詩人”而被記憶；隨着楊億仕宦生涯的變化而被先後編訂的“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6］，本來應該是考察其政治態度的最好材料，可惜現存的僅有《武夷新集》而已。好在范仲淹對楊億的政治態度有一段概括，而自古以來，范氏的發言都被認為是可以信憑的：
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7］。
這裏提到的三個偉人，是王旦、寇准和馬知節。所謂“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可見其為一個牢固的政治集團。馬知節是武將，在文官政治中，高級武將也是政治集團的必要成員，但大抵不是決策核心，只因武將說話可以不必含蓄，適合擔當“黨爭”的先鋒，故馬知節每能替王旦去說出後者自己不便說的話［8］。另外兩人都是真宗朝的名相，同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現存的各種史料都未指責王旦和寇准是“朋黨”，但他們既然都跟楊億“情如金石”，則相互關係決不簡單。
同武將一樣，一個擅長寫作的人如楊億，也是政治集團所必備的（同樣必備的可能還有宦官），但他比武將更有可能參與決策。當然，他首先要擔負的任務是發揮所長，為決策者代寫文章。楊億僅存的《武夷新集》裏，除了代寇准作的表狀，還有不少是代李沆所作。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八載，楊億于咸平四年知制誥，就出於李沆所薦。李裕民先生輯錄的《楊文公談苑》中，也可以看到楊億與蘇易簡、李沆的密切關係［9］。蘇是太平興國五年的狀元，因為嗜酒而早死了；李沆卻當了真宗朝初年的宰相，而且被稱為“聖相”［10］，其年齡比王旦、寇准大得多，但也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據說，李沆曾警告寇准要小心丁謂，又曾對王旦預言宋真宗會走向鋪張浪費，“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11］。這些記載都為了表明他有先見之明，但他的話裏顯然有一個前提，就是宰相的位置無非由這一榜同年進士輪流佔據。真宗朝的史實確乎如此。
此榜進士中還有宋湜，《武夷新集》中有楊億為他寫的神道碑；張詠，列名于楊億所編的《西昆酬唱集》。楊億的年齡比他們小得多，只因為是“神童”，早早入仕，故得與他們相交。年齡上跟他接近的，是這一榜進士中最年輕的寇准，所以楊億與寇准的感情大約是最好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八載，“寇准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嘩達旦”，這是締結“澶淵之盟”時的情形。同書卷九十五又載，真宗天禧四年，寇准與楊億密謀請太子監國。此事頗為重要，留待後論。與寇准的關係顯然增加了今天的研究者對這位“西昆”詩人的好感，但寇准行事粗率冒險，在“黨爭”中不能穩操勝券，免不了也連累楊億。真正對楊億起到巨大保護作用的是王旦，當大中祥符六年楊億擅自離朝，次年又要求還朝時，都多虧了身為宰相的王旦為他斡旋（見《長編》卷八十、八十三）。《長編》卷九十還說“（王）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託以後事”，可見他們之間確實是“情如金石”。
由此看來，自己沒有同年關係的“神童”楊億，始終依靠和支持比他年長許多的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而這個集團從太宗的晚期到真宗一朝，可以說一直具有政治上的主導地位。明乎此，我們才能比較真切地理解這位“神童”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而不至於跟隨舊史的閃爍之辭，僅據其對寇准的態度如何，來談論其人品的正直與否。同時，在解讀他的作品時，也亟需將我們心目中已經大致定型的“西昆”詩人的形象還原為一個北宋朝廷的士大夫，才能探求到比較切實的意蘊。下面舉出一個例子。《偶興》詩與太宗朝晚期的儲位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