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豪杰同时起事，各自霸州占郡，争取天下。曹操的名望和实力都不如袁绍，可是他为什么能消灭袁绍呢？这可不能仅仅说是依靠天命和时机，主要还是在于人的谋划。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兵力，而且挟持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跟他争胜负了。再说孙权，占据了江东一带，已经三代了。江东地形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对孙权只能和他联络，互相支援，而不可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的形势：“荆州所管辖的地域，北边一直到汉水、沔水；南边一直到南海；东边连接巴郡、蜀郡。所以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它的主人刘表是没有能耐守住它的。这一大片土地，是老天爷留给您发展事业的根基，将军您可有占据荆州的意思吗？还有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利用它成就帝业的。现在占有益州的刘璋，昏聩懦弱，北面有张鲁的威胁，虽然百姓殷实，地方富足，可是他不知道爱抚百姓，珍惜财力。以至大家对他不满，盼望能有新的主人。”
最后，诸葛亮对刘备说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将军是汉皇室的后代，信义又闻名于四海，到处访求人才，思贤若渴。如果您能占领荆州、益州两个地方，凭借险要地势加强防守；友好地对待西边和南边的少数民族，让他们安定下来；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只等时局有变动，一有机会，就派遣一员大将，率领荆州的大军进攻宛城和洛阳；将军您则亲自率领益州的人马，从秦川出击，两路进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如果真的能照着上面说的做，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兴复了。”
刘备越听越是打心眼里钦佩诸葛亮，真觉得相见恨晚。他握着诸葛亮的手说：“先生的话真使我茅塞顿开，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去做。现在就请您跟我一起共举大业吧！”
诸葛亮见刘备这样热情诚恳，而且是一个成就大业的人，也就答应了刘备的邀请，跟刘备到新野去了。
从此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做自己的主人。两人越来越亲密。刘备曾说：“我得到孔明（诸葛亮的字）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
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制定了总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一决策，诸葛亮辅佐刘备联合孙权，取得了赤壁大捷，乘机占领了荆州和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吴、魏三足鼎立的局面。
孙子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治理和统帅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好的将帅，将帅是制约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计篇》中孙子具体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等五条选将用将的标准。
公元前158年，匈奴军臣单于起兵六万，进犯汉朝的上郡（在今陕西）和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来势很凶，边境的烽火台都放起烽火报警，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
汉文帝立即作出部署，派令勉、苏意、张武等三位将军分别率领人马前去抵抗匈奴；派周亚夫、刘礼、徐厉等三位将军率军驻扎长安附近，以保卫长安。其中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刘礼驻扎在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徐厉驻扎在棘门（今陕西咸阳东北）。
过了不久，为了激励士气，汉文帝亲自前去慰问驻扎在长安附近的三支军队，顺便也视察一下部队的情况。
汉文帝先到了灞上，刘礼和他的部下一见皇帝驾到，都骑着马前来迎接。营门大开，汉文帝的车驾长驱直入，进入军营，毫无阻拦。
汉文帝在灞上慰问、视察后，又来到棘门，徐厉和他的部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迎接他。
最后，汉文帝来到细柳，情况却与前两地大不相同。远远望去，只见营门紧闭，将士顶盔披甲，弓上弦，刀出鞘，戒备森严。原来，周亚夫军的前哨发现有一队人马向细柳营开来，立即报告了周亚夫。周亚夫命令全营将士做好战斗准备。
汉文帝的先遣队到了营门前，守营的岗哨立即加以阻拦，不让进去。
先遣的官员厉声喝道：“天子即刻驾到，还不快把营门打开！”
可是，守营门的军官却毫不慌张地答应道：“我们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将令，不听天子的诏命！将军没有下令，我不能放你们进去。”
先遣的官员正要同守门的军官争执，汉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没想到守营的将士照样把车驾拦住，不让进去。汉文帝无奈，只好命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派人传话给周亚夫：“我要进营来慰劳军队。”
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请皇帝车驾进入。
汉文帝的车驾和随从刚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地告诉随侍皇帝的人员：“我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
侍从的官员听后，都很生气，但汉文帝却吩咐众人遵从营规，放松缰绳，缓缓前进。
汉文帝的车驾进得营中，只见周亚夫披戴盔甲，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车前，拱手作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相见。”
汉文帝听了，大为震动，立即从车中站起来，扶着车前的横木，俯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表示慰问。
劳军完毕，汉文帝的车驾离开细柳营返回长安。
在返回长安的路上，汉文帝的侍从们都认为周亚夫如此对待皇帝，简直是太傲慢无理了。但汉文帝却对周亚夫赞叹不已，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前面看到灞上、棘门两个地方军营的军队，简直就像小孩子闹着玩一样，假如敌人真的袭来，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敌人怎么敢进犯他啊！”
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前锋开到北方，匈奴退了兵。防卫长安的三路军队也散了。而周亚夫由于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提升为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
第二年，汉文帝害了重病。临死前，他把太子叫到跟前，特地嘱咐说：“如果将来国家有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担负重任，让他统率军队，准错不了。”
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汉景帝按文帝的遗诏，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后来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军平叛。周亚夫不负重托，很快就平定了叛乱，维护了西汉王朝的统一。
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在军事思想史上是一次观念上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孙子以前的西周、春秋前期和中期，战争行为受到西周礼乐文明中的“军礼”的规范，讲求战争行为“以仁为本”、“以礼为固”。而到了春秋晚期，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在战争行为上，诡诈作战行为普遍流行，过去那种“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战争观念遭到了战争实践的无情否定。宋襄公便是很好的例子。
公元前643年，中原地区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他的五个儿子抢夺君位，齐国发生了内乱。公子昭在争夺君位的较量中失利，逃到了宋国。
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是一个满脑子“仁义”的人。他认为支持公子昭复国，符合他仁义的标准，便联合了几国的诸侯，一起平定了齐国的内乱，把公子昭扶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而现在宋襄公平定了齐国的内乱，公子昭才得以登上国君的宝座，所以宋襄公在诸侯中的地位自然提高了不少。这时，宋襄公便自不量力地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于是，宋襄公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准备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可是宋国的实力和宋襄公的面子毕竟有限，几个中原大国根本不理他，连到会的几个诸侯小国也不合作。
这可把宋襄公气坏了，他于是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拉拢楚国。他认为只要楚国能和他合作，楚国势力范围内的那些小国，不也就自然归附他了。
宋襄公把他的主张告诉了他的庶兄公子夷目。公子夷目不赞成宋襄公的这个主张，认为宋国是一个小国，去争着当盟主，会招来祸患。宋襄公认为公子夷目的顾虑太多了，不肯听从他的忠告。
公元前369年春天，宋襄公约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南）会盟。在会上，宋襄公提出请楚成王邀请楚国的盟国出席下一次的诸侯大会。没想到楚成王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可把宋襄公给乐坏了。
到了这年七月，宋襄公兴高采烈地带着公子夷目等一批文官前去盂（今河南睢县）大会诸侯。行前，公子夷目对宋襄公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那怎么办？您还是多带些兵车去，以防万一。”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是为了不再打仗才开会，怎么自己倒带兵车去呢？”于是轻车简从前往盂。
在盟会上，宋襄公和楚成王都想当盟主，两人争了起来。可是楚国的势力大，与会的诸侯都赞成楚成王为盟主。宋襄公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行的“文官”，飞快地剥去外衣，露出里面的铠甲，一个个全变为了武士，一起蜂拥而上，把宋襄公给活捉了。
楚成王让楚军押着宋襄公乘势长驱直入，前去攻打宋国的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幸亏公子夷目早逃回了宋国，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楚军未能攻破城池。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他虽然痛恨楚成王的不仁不义，但自知宋国的军力难与楚国抗衡，暂时不敢主动去进攻楚国。于是决定先讨伐臣服于楚国的郑国，多少出出心中的恶气。
公子夷目和大司马公孙固都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他们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宋襄公哪里听得进去，执意伐郑。
郑文公得知宋襄公率领大军来犯，立即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并不直接发兵救宋，而是派大军前去攻打宋国。
宋襄公得知这一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急忙从郑国撤军。
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襄公率军回到宋国。他为了把楚军阻止在边境地区，在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北岸驻扎下来，等待楚军到来。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进攻宋军。
这时，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势，准备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见楚军忙着渡河，人马散乱，向宋襄公建议说：“敌众我寡，趁楚军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一定能够取胜。”
宋襄公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乘人之危去攻打别人。”
等到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正在乱哄哄地列队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现在楚军尚未站稳脚跟，阵势还没摆好，我们立即进攻，还可以取胜。”
宋襄公责备公孙固说：“你太不讲仁义了！讲仁义的人是不会去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的。”
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来，这时宋襄公才想起向楚军进攻。可是一切都晚了，弱小的宋军哪是强大的楚军的对手，纷纷四散逃命。宋襄公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在混乱中，大腿也受了重伤。多亏公孙固等人拼命掩护，宋襄公才保住了性命，狼狈地逃回了商丘。
宋襄公逃回商丘后，许多人都埋怨宋襄公糊涂。可是宋襄公仍然执迷不悟，振振有词地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君子见到受了伤的敌人，是不会再伤害他的；对头发花白的敌人，是不能捉他当俘虏的。”
第二年，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的“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
在孙子“诡道十二法”中，有一法是“用而示之不用”，也就是实际要打仗却装做不打。这是属于隐藏、伪装用兵企图的计谋之一，是大的军事行动之前，主将所采取的一种欺骗敌人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让对手不怀疑自己，不防备自己，等待时机成熟，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三国时，吕蒙取荆州，就是“用而示之不用”的典型战例。
吕蒙是三国时期孙权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他年幼丧父，家境贫寒，没有机会上学，缺少文化。在当上将军后，有事要向孙权请示报告，只能叫别人代笔起草。
有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担负重责，应该读书学习，增长知识，以便有所提高。”
吕蒙脱口而出地回答道：“现在军务繁忙，哪还有时间读书呢？”
孙权耐心地开导他说：“我不是要你攻读经书当博士，只是让你多浏览一些兵书，懂得一些历史，知道从中汲取古人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办事的借鉴。你说你军务繁杂，难道还能比我忙吗？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书和历史书籍，对自己很有帮助。你不妨试一试，先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和《史记》《汉书》。”
吕蒙听了，感到很惭愧，从此抓紧时间，勤奋读书。经过几年的刻苦攻读，再加上几次亲临战场的实际锻炼，吕蒙的才干大有长进。
有一次，鲁肃经过吕蒙的驻地，顺便去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可是当他与吕蒙交谈，听到吕蒙议论风生，见解精辟，不禁大为折服。
鲁肃拍着吕蒙的肩膀说：“我原先以为老弟只会打仗，今天听你一番议论，才知道你的学识竟是这样渊博，再也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
吕蒙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兄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哪！”
公元217年，鲁肃病死，孙权命吕蒙接替鲁肃原来的职务，担任汉昌太守，率军驻扎在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和西蜀的关羽相对峙。
在孙、刘两家联合问题上，吕蒙和鲁肃的主张不同。鲁肃一直主张联刘破曹，而吕蒙则认定关羽有兼并东吴的野心。他向孙权上书，要求出兵对付关羽，说：“刘备、关羽君臣，都是反复无常的人，不能把他们当盟友看待。”
孙权也觉得关羽狂妄自大。孙权曾派人去向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关羽不但不答应，还说虎女怎能嫁给犬子，把孙权气得要命。这次，孙权接到吕蒙的信，更觉得非把关羽除掉不可。孙权接纳了吕蒙的建议，让他制定夺取荆州的计划。
公元219年，关羽对曹军发动襄樊战役。吕蒙认为这是东吴夺取荆州的好机会，但他发现关羽对东吴可能偷袭荆州早有防备，在荆州沿江各处，每隔三十里或二十里设岗楼和烽火台，每处用五十人守卫，并在荆州留下重兵，防务十分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