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钱树”，也俗称为“摇钱树”，是我国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于汉魏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墓葬随葬器物。这种器物一般由树干和树座两部分组成，树干、树枝以及上面的树叶均为铜质，树座则有陶质与石质两种类别。由于其形状似树，以往发现的钱树枝干之上除铸有神话人物、珍禽异兽之外，还多铸出方孔圆钱，所以目前学术界基本沿袭了这一命名。为便于讨论，本章也以“钱树”这一定义为基础，对此加以考察。
早在抗战时期从四川省彭山崖墓内出土的一尊钱树树座上，人们便已经注意到，除传统的神话题材之外，树座上已经出现了佛像，这可以称之为我国首次考古发现的“钱树佛像”（最早披露这一发现的是《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书中发表了它的照片，并且明确指出上面的坐像是“真正的佛像”，参见该报告页26、27，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这尊佛像与相距这一地点不远的乐山麻浩崖墓享堂门楣上方的佛像年代相近，成为我国早期佛像（本文所论及的“早期佛像”，主要指已具有明显佛像元素的一批图像资料，其时代大体上为公元二至三世纪汉晋时代的遗存。）的代表作之一，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经过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又不断有关于钱树佛像的新资料出土，这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积累起一批十分可贵的材料。前人对于这一问题曾作过一些研讨（在论及中国早期佛像起源问题时，学术界对摇钱树佛像也有所涉及，但所作的专题研究不多，近年来有日本学者入泽崇《摇钱树佛像考》一文，刊于《密教图像》1993年第12号，可供参考。），但有些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一钱树佛像的发现及其形制特征
迄今为止，钱树佛像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同时也有一部分流传海外的传世品。迄今为止通过考古发掘与调查出土可纳入本文所论钱树佛像者约30例（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罗二虎：《中国西南早期佛像研究》，《考古》2005年6期。），其中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观察具有代表性者可举出以下数例：
1．四川彭山第166号崖墓钱树座佛像
1942年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此件树座为泥质灰陶，高21厘米，全器成圆形，树座的表面塑出模制的人像，其中间的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裳之下摆，身上的僧衣纹饰呈“U”字形下垂，具有明显的佛像特征。其两侧尚有两侍从站立而侍，对这两侍从的身份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原发掘报告认为，此件器物之三人造形，布局上为“一主二侍从”，参见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崖墓发掘报告》，页37-3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其后俞伟超先生认为“三人整组都是佛教造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即中为释迦像，两侧为迦叶、阿难或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参见其《东汉佛像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吴焯先生不同意“一佛二菩萨”之说，认为两侧之侍从像当为“胡僧”，参见其《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但对这两侍从正中一像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公认其应为一尊早期佛像，不存在任何歧义。
2．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钱树佛像
1989年11月出土，现藏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此件钱树分为树干与树叶两部分，树干残长76厘米，其上分别铸出5尊形象一致的佛像，均高6.5厘米。据原发掘简报描述：佛像“头后有椭圆形的项光，顶有肉髻，双眼微合，两耳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袈裟，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下摆，衣角下垂呈“U”字形，绕于右手腕，再垂至足前，结跏趺坐”（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3期。）。
3．四川忠县涂井崖墓钱树佛像
1981年5月出土，现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一墓群共出土4株钱树，分别埋葬于3座墓中。其中，第14号崖墓共出土两株钱树，形态各异，树干用数段相同的铜节缀合而成，每节上均有一尊佛像，共8尊，系以双范合铸法铸成，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由枝杈、云气构成屏背，并铸出一对蝉形饰物，佛像头部两侧各有方孔圆钱纹两枚，周边饰羽毛状物（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页1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同地点第5号墓出土的另一件钱树位于该墓中室后部，带有陶座，树的主干由六节缀合而成，通高126厘米，每节上有一佛像，共5尊，特征同上，唯不同之处在于钱纹背屏上无蝉形纹饰出现（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页16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另可参见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其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5期。墓葬发掘简报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4．贵州清镇第11号石室墓钱树佛像
1957年出土，现藏贵州省博物馆。据描述佛像铸在钱树的树干上，出土时树干已残断为数截，在其中两截树干上共发现两尊佛像。佛像头部有高肉髻，衣饰呈“U”字形下垂，双手均握衣角下摆，结跏趺坐（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5．陕西汉中城固砖室墓钱树佛像
出土时间不详，现藏陕西汉中城固文物管理所。分为陶座与钱树两部分，陶座为釉陶制，上饰以山形图案，树体由树干、树枝、顶饰三部分组成，分段铸造后接合而成，现存高度为93.5厘米。其中，顶饰位于树体的中央，高约22.8厘米，厚约0.2-0.4厘米，佛像一尊位于顶饰之上。这尊佛像通高6.5厘米，宽4.1厘米，结跏趺坐，头部有圆形的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额部施有白毫相，唇上有两道向上反卷的胡髭，着通肩衣。在佛像的一侧，尚残留有一尊侍从像，头上有长角状的饰物，兽首人身，侧身而跪，双手作揖，面向佛像，全身长出毫状的羽饰。佛像的背屏由蔓科状的植物组成，上面饰以各种花卉图案，顶部有一花卉形的华盖遮盖，类似的花卉形华盖曾见于绵阳何家山第2号崖墓出土钱树西王母像的上方。钱树的树干之上，每一段均铸出一尊蹲熊。除此之外，还同出有饰有凤鸟、蟾蜍（猴？）、仙人等图像的铜饰片（罗二虎：《中国陕西省出土钱树佛像考》，《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6号，1997年11月；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期。）。
除以上中国国内考古发掘调查出土的钱树佛像之外，目前在海外还收藏有数例钱树佛像，兹列举如下：
1．日本大阪府藏钱树佛像铜盘
出土地点不详，现藏日本大阪府久保物纪念文化财团。此件铜盘上部为钱树，树干高20.1厘米，钱树的顶饰为一圆形璧状物，其周边铸出方孔圆钱与鸟兽形象，佛像位于树干的中央，头后有圆形的头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着通肩大衣。佛像的两侧树枝上，铸出鸟兽仙人图案及钱纹（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2．日本个人收藏钱树佛像
出土地点不详。佛像1尊铸在钱树树干上，形制与上述四川绵阳何家山、忠县涂井所出之钱树佛像相同，高肉髻，衣饰呈“U”字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着通肩大衣，日本学者推测其“可能出土于中国四川省”（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3．日本个人收藏钱树佛像
树干残高18.5厘米，佛像残高5.6厘米，出土地点不详。在铜质钱树树干残段上保存有两尊佛像，形制同上，亦为高肉髻，“U”字形的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摆，着通肩大衣，如果仔细观察，还可发现在佛像的肩部，似有翼状物向两边伸出。日本学者推测此件器物“可能出土于中国四川省”（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4．美国芝加哥Maclean Collection博物馆中收藏的钱树佛像
此件钱树佛像带有陶座，陶座为红陶烧成，表面施有一层绿色釉质，其造型特点为一带角羊，羊背上立有插柱，插柱上塑出一抱柱仙人小像。陶座基座分格成两栏，栏内有浅浮雕，塑出相向的马、羊等图案，插柱内尚残存有铜质钱树残段一节。属于此件陶座的铜质钱树树干残段除残存于插座内一段外，另还有三段，从其中两段上可观察到清晰的佛像：佛像有高大的肉髻，穿有通肩大衣，衣纹略呈“U”字形，左手下垂握持衣角，右手上扬施无畏印，结跏趺坐。据该馆馆长Richard A.Pegg（Curator of Asian Art）介绍，此件带有早期佛像的钱树“可能来源于四川省某地”（此系笔者于2006年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项目资助实地调查材料。）。
如上所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钱树佛像，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以及相邻近的贵州等地，其分布范围十分明显。陕西汉中城固虽然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属于陕西省，但这一地区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位于秦岭以南，从文化地理上来看从青铜时代开始，就与传统的巴蜀文化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秦汉以来汉中不仅一直位于中原与四川交通的要冲，而且事实上也归属于汉代的益州刺史以及后来的蜀汉政权治下。所以，这个地区的钱树可以视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内的产物。按钱树佛像出现在钱树上的部位来划分，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塑造在钱树树座上的佛像，如彭山崖墓所出；二是铸造于钱树树干上的佛像，如绵阳何家山、忠县涂井所出，这是资料最丰的一类；三是出现于钱树顶端的佛像，目前仅见于陕西汉中城固所出这一例。上述钱树佛像形体都不大，一般通高只有6-7厘米左右，但是却已具有明显的造型特征。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这些钱树佛像的特征比较一致，具体而言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佛像的头部均有突出的高肉髻，面部有的能够观察到白毫相，有的唇上还有向上反卷的胡髭；第二，佛像的姿势均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摆；第三，佛像的衣饰均为通肩僧衣，前胸部的衣纹下垂呈“U”字形。
这些特点，让我们很容易联系到犍陀罗艺术佛教造像的特征。如在犍陀罗西克里出土的菩提树下的佛陀像（现藏于印度拉合尔博物馆），头部有高肉髻，唇上蓄有小胡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摆，与钱树上出现的佛像十分接近（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许建英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另在犍陀罗地区纳图出土的另一尊石坐佛像（现藏于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表现名妓阿婆罗波利（Amrapali）向佛陀施舍芒果园，佛陀端坐于由芒果叶搭成的华盖之下，其形象也是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之一端，着通肩大衣，身上的衣纹呈“U”字形（南京博物院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样式与之相同的还有日本藤木氏收藏的一尊早期金铜佛像，像高仅20厘米，有圆形头光，高肉髻，上唇有小胡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着通肩衣，衣纹呈“U”字形下垂，被认为是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早期金铜像（水野清一：《中国における佛像のはじまり》，《中国の佛教美术》，平凡社，1968年。）。此外，在希克里大佛塔佛传图上的“四天王捧钵”场面中出现的佛像以及著名的白沙瓦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的坐佛像，也具有相类似的特点。
其次，钱树佛像与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出现的其他类型的早期佛像具有相似的造型风格。与这些出土于崖墓中的钱树佛像可以比较的，还有四川汉代崖墓中出现的石雕坐像。如1940年发现于四川省乐山市麻浩第1号崖墓后室门楣上的一尊浮雕石佛像，其造型特点与钱树佛像完全一致，也是圆形的头光，顶有高肉髻，身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6期。）。同年，在乐山柿子湾第1号东汉崖墓的门楣上，也发现两尊佛像，形制与麻浩崖墓的佛像相同，特点也是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摆（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这个特点表明，钱树佛像与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其他类型早期佛像的起源、所接受的外部影响可能是一致的。
其三，就钱树佛像造像本身而言，其形态虽然相对已较固定，但仍然还遗有一些明显的非佛教造像的痕迹，如前述日本个人藏的一例钱树佛像，其肩部似可观察到向两边伸出的翼状物（虽已断裂），这是过去西王母之类神仙像常见的特征。所以，如果就这批钱树佛像所处的总体环境而言，笔者认为其仍未脱出中国传统的神仙崇拜的体系。
二钱树佛像的年代及其与周边地区早期佛像的比较
上述钱树佛像中，经考古发掘出土者几乎全部出土于墓葬之中。2001年，在重庆丰都槽房沟M9中出土有一尊刻有“延光四年（125）五月十日作”铭的泥质灰陶覆斗形钱树座，与其同出的有与上述钱树树干佛像相似的树干坐佛残片（《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第一版。），从出土情况上观察分析，两者似为一组器物，即本文所论的钱树座与树干。但因此墓曾被盗，损失严重，具体情况不明，所以须持审慎态度。除此之外，其他各例钱树佛像虽无明确纪年，但也可以通过伴出遗存的比较得出相对准确的年代。根据这些年代断定，便可以进一步推知其他传世品钱树佛像的大体年代。
目前考古出土的这几批钱树佛像中，墓葬年代特征比较明确的有绵阳何家山崖墓、忠县涂井崖墓、彭山崖墓等。其中，何家山崖墓的年代，原发掘简报推定为“东汉晚期”，后来有意见认为，由于该墓前后室共埋有四棺，墓葬的延续时间在两代以上，而钱树佛像置于前室棺后，要晚于墓葬的凿造年代，同时鉴于崖墓内仅发现汉末剪轮、环五铢，未见蜀汉钱币，“或为东汉与蜀汉相交时期的遗物”（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笔者根据对墓中同出的“重列式神兽镜”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意见（霍巍：《四川绵阳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