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人的活动迁徙十分频繁和广泛，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塞人在东方的分布很可能已达到哈密盆地（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页16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至战国秦汉时期，塞人的活动范围有迹象表明其已深入到中国西南地区。最早提出“斯基泰文化”因素可能随着塞人的南迁进入到中国西南地区这一观点的有白鸟芳郎（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的斯基泰文化影响》，《石棚》1976年10期。）、张增祺等人（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9期。）。其后，也有学者注意到云南晋宁石寨山第7号墓中出土的盾牌形错金镶嵌银带扣上，出现了有翼虎的图像，因其时代可以早到西汉，而在滇池地区银饰和有翼虎图像均属罕见，故推测“传播这种艺术的是散居中亚和天山南北和印度河流域的塞人。最早通过蒙古草原由西伯利亚南部传入中国北方”（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8—6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还有学者进一步推测其传播路线或许是“经波斯、大夏而输入西南夷”（转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25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实此扣上之虎的造型以及缭绕于虎身周围的山石云气，都纯然是汉地作风，与西方毫无关系”（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25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区域出土遗物中，确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除上述这件有翼虎纹银饰件之外，还有诸如蚀花琉璃珠、带柄青铜镜、各种透雕的动物纹饰牌、具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黄金制品等遗物的发现，都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不只是单纯地在某一件器物上出现某些迹象。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件鎏金浮雕铜扣饰，其正面雕塑有两只交股站立的怪兽，其形象与狮子相似，面部为人面，但头上有长角，耳部和腿上均戴有圆环（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295，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说明这类文化因素的出现并非孤例。这座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时期，如前所述，那时狮子也才刚刚从西域传入中原，加上汉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西南夷”的开发也才刚开始，所以不太可能由汉民族直接将这种题材从中原传入到云南，一定另有传播方式与途径。张增祺推测其可能系由西域经过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这一“古代民族走廊”进入到云南滇池区域，可备一说。《史记？西南夷列传》以及《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曾提到“西南夷”中有一种名为“嶲”的古代民族，从文献描述的特征上看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上所铸造的人物中，也出现了可能与之相对应的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征的人物形象（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9期。）。有意见认为“嶲”与“塞”同音通假，实际上即指“塞人”（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中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考古》1987年9期。），魏晋以后《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载的“叟人”，也即“嶲人”或“塞人”（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4期。）。
四川与云南同属“西南夷”的地域范围，只是巴蜀文明的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滇文化区，成为先秦时代中国西南最为重要的一个文明中心。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四川与云南应有诸多相同之处，开始的时间或许更较云南为早。
早在巴蜀青铜器时代，曾流行一种柳叶形的剑，一般被称为“巴蜀式柳叶形剑”。目前最早发现的巴蜀柳叶形剑属于商代晚期（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年9期。）。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柳叶形剑及其佩剑的习俗都与中亚东部古代印欧人（斯基泰人也被视为其一部）的活动有关，从商代开始这种青铜剑开始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和巴蜀地区。“这说明古代巴蜀很早就和西域有文化交流。”而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印欧人向东发展的势头遭到扼止后，转而向南发展。”（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4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只是目前因为材料所限，我们还无法进一步论证这一过程。
再如，犀牛这种动物可能是后来“辟邪”的原形，但战国文献中对其已经语焉不详。而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蜀守李冰便开始制作犀牛石像作为镇压水怪的神兽。《太平御览》卷八九〇引《蜀王本纪》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牛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渊中，以压水精，因曰石犀里也。”李冰制作的这五枚石犀牛现在虽然尚未发现，但文献记载其有两枚“在渊中”，四川的考古工作中曾在都江堰发掘出土过镇江的石人像，两者之间应有一定关系。这暗示着文献记载的可信程度。关于这五枚犀牛石像的来源，林梅村曾联系《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张骞出使大夏见“邛竹杖”与“蜀布”的记载，解释说“既然四川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夏，那么，大夏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林梅村：《狮子与狻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9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种认识可以成立。
另据笔者对带柄铜镜的研究（霍巍：《再论西藏出土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11期。），四川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文化中也曾出土过与云南滇文化区域同类的带柄镜。这类带柄镜与汉文化系统的“具钮镜”不同，而与新疆、西藏以及中亚各地出土的带柄镜属于同一系统。这也标志着四川、云南与西域的联系早已有之。
再次，许多来自西域的美术题材在四川地区也不乏见。除前文中提到的狮、象等图案曾在四川新都王稚子二阙画像石上发现之外，1978年，在新都发现的画像砖上还发现了双峰骆驼，中置建鼓，两侧有击鼓人，列入官吏仪仗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文物》1980年11期。《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台湾中华五千年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汉画像砖》，页145，台湾，2000年。），其中的“双峰驼骆”在成都平原极为罕见，显然也系外来文化的产物。香港城市大学收藏的带翼狮子与虎相搏俑在造型上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动物的肢体均呈一定程度的扭曲，以表现其力量与动感。这种风格在斯基泰动物纹样中极为常见。云南出土的各种青铜动物搏斗纹牌饰也存在着这种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而这种风格与其他一些动物搏斗纹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一样，曾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文化中。因此，笔者认为这尊带翼狮子与虎搏斗俑也应当体现着草原民族在艺术风格上对汉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联系到战国秦汉以来中国西南与外界的联系诸方面来考虑，不能排除其受西方斯基泰文化影响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可惜目前因考古材料太少，我们还不足以详述这种影响的具体过程。
李零先生在其论文中也提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自然包括四川）有翼神兽的发现，说明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远比想象的要发达，其传播路线除与古代丝路有关的东西通道值得重视之外，还有很多南北通道也值得注意。他认为，其中涉及四川的路线可能为“从内蒙古草原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入四川、云南”（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页132-133。），这与笔者所论各有异同。此外，林梅村则认为如果具体就四川东汉石麒麟的艺术源头而言，可能应当在关中地区去寻找，其传播路线可能是“周至—秦岭—汉中—芦山”（林梅村：《中原与西域大型石雕艺术的关系》，《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页162，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从雅安芦山等地发现较为集中的有翼神兽考古材料来看，或许其中某些支系通过关中等地传来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些意见都还可以继续讨论，目前难以下最后的结论。
三西王母图像与蜀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
有关西王母图像的考古实物材料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发现，如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均在各种形式的考古遗存中被发现，时代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其表现形式在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等地主要雕刻于画像石上，浙江等地主要见于铜镜图案上，在四川地区则主要雕刻在画像石、烧造于画像砖上，同时也见于陶钱树座，铜钱树干、树枝等塑像当中。
与全国各地发现的西王母图像相比较，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图像多为东汉时期，目前尚未发现西汉时期的遗存。其特点与风格据笔者观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四川地区发现的西王母图像的造型基本上都是正面像，没有发现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画像石当中的西王母侧面像。此外，在构图当中西王母一般均位于图案的中心位置。
第二，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图像一般均为单体像，没有发现其他地区西王母与东王公并列同出的情况。这一点与前面第一点都表明西王母在这个地区均处于一种“独尊”的地位。
第三，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图像身下的台座多为“龙虎座”，而没有发现其他地区的“三山座”、“悬蒲座”、“高台座”等其他样式的台座，说明其内涵与意义独具特色。
第四，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图像与早期佛像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即不少的早期佛像与西王母图像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笔者认为前者多是通过西王母图像的“变容”来实现的（霍巍：《绵阳何家山汉墓出土三段式神兽镜的相关问题》，《考古》2000年5期。）。
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也收藏有一尊西王母陶塑像，这尊陶塑像为灰陶质，中空。高15厘米，底部宽10厘米。西王母正面端坐于方台之上，头顶戴胜，胜上戴冠，冠上从耳际两端有披帔下垂至肩部，身穿对襟右衽长袍，身后两肩处各有一向上翻卷的翼状饰物，双手平置于腿部，裙服上有纵横的衣纹褶缝。其身下的台座两侧扶手处各塑出一动物，头部上扬，尾部踡曲，从大体形态上观察似为龙和虎。西王母身下铺设有方形的坐垫，坐垫下方放置着三个圆形的器物，似为香炉一类的供器。台座的正面塑出一高浮雕的蟾蜍，蜷伏于地，头部上昂，大口张开，其前方有一单茎的植物。对比上述笔者所论四川地区考古出土的西王母图像的几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这尊西王母陶塑像具有的特征是一致的。过去此类单独的西王母陶塑像发现不多，1980年发掘宜宾市山谷祠一号东汉崖墓时曾出土过一件，其形象为“头梳双髻，双手紧袖于胸前，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兽头，身高41厘米”（四川省博物馆、宜宾市文管所：《宜宾市山谷祠汉代崖墓清理记》，《文物资料丛刊》第九辑，页134。），从形制特点上看与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这件作品相似，所谓左右两侧各伸出之兽头，实即为西王母像下之龙虎座。
西王母图像考古材料的出土，应与当时对西王母崇拜的社会风习密切相关。对于西王母这一神话传说的产生及其意义的探讨以及对其考古图像学的分析，前人曾做过大量的工作，提出过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与见解（中外学者对此的论著极其丰富，可参见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一书所列论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至今也仍为学术界所关注。笔者认为，西王母图像的出现与演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背景与认识水平的变化与发展。
西汉末年，忽然在民间暴发了一场声势浩大、迅猛但也极为短暂的祭祀西王母的运动。对其兴起的原因，可以说目前仍然还是学术界的一个未解之谜。这场运动的始末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甚详：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另据《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四年春，关东大旱，各地民众聚拜西王母以祈雨，“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相呼号”。如同晋人张华《博物志？杂说》所载，当时的情景是从帝王到走卒，“万民皆付西王母”，掀起了一股奇异的崇拜西王母的热潮。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最终明白这场民间运动兴起的神秘原因，但是汉代西王母崇拜的狂热程度则可由此略见一斑。
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当中，西王母是居于西方之神灵的观念可能开始于先秦时期。早在殷墟卜辞当中，已有关于“西母”的两条记载：
任申卜贞，出于东母西母，若。（后28.5）
乙酉贞，又岁于伊西母。（粹195）
这里所要祭祠的对象的“东母”与“西母”，显然具有各代表与东方与西方神灵的含义在内。“西母”是否即为后来的“西王母”，学术界有持肯定态度者，大约这是对西方之神西王母最初的模糊概念。
《庄子？大宗师》中也谈及西王母，认为其为修真得道的至人：
大道有情有信，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所谓“少广”，历来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的某一地名，但却极其含糊，对西王母是如何由此得道的，也莫知所由。
《尔雅？释地》的记载是以中原为中心来观察四方的，称：
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晋人郭璞注云：孤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
西王母在这里仅仅是作为四方之中西方的代名词出现，代表着西方极远之处。
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则进一步指出西王母是居于“昆仑之丘”的神灵：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