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灵物也。”（《李文饶文集·外集》卷三。）
李德裕的这段话揭示了包括这首《送友人》在内的许多古典诗歌成功的奥秘。经典中的“思”与“辞”，前人反复使用过的母题、意象、格律形式等，就像厨师烹饪用的调料，搭配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虽然还是从前那些文学元素，天才的诗人总能用它们调配出新鲜的意境。
要理解李白这首诗歌，李白所送友人是谁，他要去哪里，送别的时间，当时在场的还有哪些人，其他人是否也作有送别诗，这些有关这首诗歌创作背景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要。我们理解这首诗更多地以从前诗人的同类送别诗为语境。仿佛从前的那些诗歌都在为李白这首诗作铺垫，李白这首诗是从从前的那些诗篇中衍生出来的。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虽然不能脱离现实，但也有它的相对封闭性，文学话语有时候像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之所以有文学是因为已经有了文学”，“文学的愿望就是成为文学”，“文学的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互文性研究》，65页。）。
理解“文学的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这句话，就古典诗歌来说，最好的材料是古人的注释和类书。
就注释来说，我国古代学者对诗歌的注释，首先关注的是对单个诗语的考索和过去用例的引证，而对诗句的分析，对全篇主旨的分析倒是第二义的（参见《唐诗语彙意象论》，12页。）。我们引用一段《文选》李善注来具体说明这一倾向。
沈约《别范安成诗》
李善注：《梁书》曰：范岫，字樊宾，齐代安成内史。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李善注：言春秋既富，前期非远，分手之际，轻而言之。言不难也。《汉书·灌夫传》曰：生平慕之。《论语》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国曰：平生，少时也。贾充《上与李夫人书》曰：每至当别，未尝以易。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李善注：言年寿衰暮，死日将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时也。《蜀志》曰：宋预聘吴，孙权捉预手曰：今君年长，孤亦老，恐不复相见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李善注：苏武诗曰：我有一樽酒，将以赠远人。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李善注：缪袭《嘉梦赋》曰：心灼烁其如（阳）［汤］，不识道之焉如？《韩非子》曰：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沈约这首诗，和上面李白的《送友人》一样，都是写离别的。李善的注释考索了诗中“生平”、“少年”、“易”、“一樽酒”、“相思”等语词更早的用例。他在考索这些用例时，不是在做单纯的语源研究，而是特别注意它们在文学传统内部的传承关係。以“一樽酒”为例，像这样的字面大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很多经典，比如以饮酒为一种礼仪的“礼”类著作，来头大得多，但李善却不拘泥于字面的偶然相似，徵引了苏武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和本诗在情景上非常相似，都写把酒送别。就最後两句诗的注释，也能体现李善是如何重视梳理文学“这一范畴”的“内部互动”。最後两句诗化用了《韩非子》中一个写相思的故事，如果祇是做一般的语源研究，那么祇需要把《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引录出来就可以了，但李善所做的工作却没有到此为止，他徵引了缪袭的《嘉梦赋》。《嘉梦赋》中更早地化用了《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李善借此表明在沈约之前，《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被当作一则优美的典故来使用。
对李善来说，他並不关心沈约这首诗的创作个性，他关心的是这首诗所承载着的离别诗的传统，或者说这首诗是利用了哪些离别诗的传统技巧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他来说，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主要的参照范畴”是从前的文学传统，而不是其他。
古代的学者在为诗歌作注释时往往要利用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可见，类书对注释者有多么重要。
注释者关注的是对诗语的考索和过去用例的引证，亦即文学传统内部的传承关係，而类书所做的工作是对过去的文学活动的总结，並帮助建构文学传统。注释与类书在展现文学的内部互动上是相通的。
类书将人类的各种活动进行分类，类书当中的每一个小类就相当于文学中的一种题材。类书在每一个小类，即每一种题材下，荟萃与文学相关的古往今来人们在这方面的种种活动。一部类书仿佛是一座千门万户的大宫殿，殿中每一间屋子都自成一个单元，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在“别离”这间屋子里，主题就是“别离”，屋内陈列着描绘“别离”的形形色色的名篇、佳句、丽藻，以及那些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有关离别的故事。从前的离别，无论是灞桥的还是南浦的，无论是苏武归汉还是昭君出塞，都在这裏复现。千万首别离的诗歌在这裏争鸣、交织，最终沉淀成别离诗的传统。
总是姗姗来迟的诗人，在“别离”这间屋子裏，凝神细听了从前千万首离别诗的交响後，他写下了自己的有关别离的诗篇，把自己也汇入这个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伟大的传统的阴影下，他是那么的渺小。通过古人的注释和类书，我们知道沈约、李白所抒写的别离的诗篇，充满着从前各个时代诗人的声音，刻满了岁月的烙印。沈约、李白仿佛是在利用这些声音或者烙印，提醒读者他们祇是那间“别离”的屋子派出的两个导游，他们不要我们对他们惊叹，他们要引领着我们进入那间屋子，和他们一起凝神细听那千万种离别的交响。
§§§第三节类书与唐代官人文学
“唐代官人文学”，这一概念借用自陈飞先生的《唐代试策研究》。陈飞先生给它界定的范围是：“主要是指唐代官方和个人在选官、做官活动中所实际应用的各种文体。”（《唐代试策研究》，2页。）这些文体包括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议、论、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这些繁密的文体分类，依据的是《文苑英华》。《文苑英华》这部宋初编纂的文学总集，收录的主要是唐人的作品。它的这些文体分类几乎涵盖了唐代文人所有的文字生活。
陈飞先生还把“唐代官人文学”区分为两个部分：“科举文学”和“官用文学”。科举文学是指“科举制度之下的文学应用”，官用文学是指“文官制度下的文学应用”（《唐代试策研究》，2页。）。下面就借用这两个概念展开我们的论述。
一、类书与科举文学
唐代科举考试（本节对唐代科举考试的描述主要根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的科目很多，是一个很複杂的体系。《唐六典》云：
（考功）员外郎掌天下贡举之职。凡诸州每岁贡人，其类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
《新唐书·选举志》云：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通常所说的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是指进士、明经和制举三科。这三科代表了唐代科举制的主要特点，它们是唐代各级文职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
《新唐书·选举志》曰：“凡明经，先帖文，然後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也就是说，明经考试分三场，第一场帖文，第二场口试，第三场试策文。傅璇琮先生认为“明经考试的关键是帖文，也就是死背死记经书及其注疏的文字”（《唐代科举与文学》，117页。）。笔试策文不过是虚应故事。因此明经科就无所谓“科举文学”了。
1.类书与进士科
进士科以试诗赋为主，类书在这裏就有用武之地了。科举考试下的诗赋与一般诗赋的面貌很不相同。为了让考官们相对容易地把握一套评判标准，使他们在判卷时尽量客观，诗赋的试题中往往明确规定了字数和用韻要求。进士科所试诗都是五言律诗，限定十二句，所试赋一般是八字韻脚。白居易省试《玉水记方流诗》题下注曰：“以流字为韻，六十字成。”（《白居易集》，868页。）唐贞元年间吕温《礼部试鉴止水赋》题下注曰：“‘澄虚纳照遇象分形’为韻，任不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以上成。”（《唐吕和叔文集》卷一。）
进士科诗赋的这些规定很繁琐。关于这个问题傅璇琮先生考证说：
据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说唐时赋韻之制，八韻者以四平四侧（仄）定格，但也有三平五侧、五平三侧、二平六侧、六平二侧，等等（《文苑英华辨证》卷一《用韻》。）。举子如“有犯韻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四》後唐长兴元年（930）六月中书门下奏。）。《册府元龟》具体记载了天成五年进士复试诗赋中犯韻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进士试诗赋的各种琐屑的规定：
卢价赋内“薄伐”字合使平声字，今使侧声字，犯格。孙澄赋内御字韻使“宇”字，已落韻，又使“膂”字，是上声；有字韻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韻；诗内“田”字犯韻。李象赋内一句“六石庆兮並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礼”，合使此导字，及错下事；尝字韻内使方字，计中言十千十字处合使平声字，偏字犯韻。……师均赋内从字犯韻（《唐代科举与文学》，176页。）。
正因为诗赋考试对声律有这么多繁琐的要求，而一般读书人不可能把韻部都记得很熟，所以进士试的时候允许举子携带书本进场。白居易《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
伏维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祇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较不同。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白居易集》，1265页。）。
白居易提到的“书策”主要指韻书一类的书，其中很可能也有类书。王昌龄《诗格》说：“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其中的“随身卷子”当是小型的类书或者略具类书雏形的书钞。一般状态下，诗人尚且随身携带这样的书本子以备无虞，更何况去应命运攸关的科举考试？李翱《与淮南节度使书》：“近代以来，俗尚文字，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唐李文公集》卷八。）既然允许带书，拣紧要的带两本，进考场的时候心裏也会踏实些。
进士科诗赋试限题、限韻、限字数，举子在“迫促惊忙”的应试状态下，很难自由起兴，更多的时候是在拼凑、拆补，如填框格。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後集卷三十一《丹阳集》说：
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之比也。首韻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之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王昌龄《四时调玉烛》诗云：“祥光长赫矣，佳号得温其。”钱起《巨鱼纵大壑》诗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骐骥长鸣》诗云：“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李商隐《桃李无言》诗云：“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此等句［与］儿童无異。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诗话总龟后集》，193页。）。
所列王昌龄等人的省试诗的共同特点是：声调响亮，词句典雅，可是没有情韻，呆板僵化，还几乎都犯了合掌的毛病（即一组对句裏，出句和对句意思都差不多）。省试诗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规定题材下所可能用到的典故、辞藻，按照规定的长度，填充到规定的声律框架中去。
省试诗赋的评判标准，除了声律上要没有毛病之外，还要求风格上是“齐梁体格”。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古制兴》条：“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这裏的“文宗元年”应是文宗的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他在《先进五人诗赋奏》（《全唐文》卷七二五。）中，具体点评了第一至第五名的诗赋：
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一首最迥出，更无其比，词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场吟詠，近三五十遍，虽使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枝，臣与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
高锴秉承了文宗的意旨，把齐梁时期的经典作家（何逊）、经典作品（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作为评判的依据。下面我们以李肱中状元的省试诗为例，对文宗、高锴所谓的“齐梁体格”略作分析。李肱《霓裳羽衣曲》诗：
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
凤管势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餘春草细。
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
这首诗先想象着回忆了“开元太平时”宫廷裏的盛世景象，然後奉承当今的皇上文宗一定能够在开元盛世之後别开生面，让唐帝国更加繁荣。这是一首中规中矩的应制的颂歌，我们很难将它与何逊“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那种细腻的个人化的抒情联繫在一起。我们怀疑“何逊”作为前代经典作家，在高锴的文学批评裏，已经被简化成一个祇表示才华出众的代名词。高锴觉得谁有才华，他就说谁像何逊。“何逊”成了一顶高帽子，与某种特殊文学风格的联繫其实很薄弱。高锴觉得李肱的诗味道不错，就随便把这顶高帽往他头顶一套，也不论合不合适。说实在的，李肱这首诗和前面所引王昌龄等人的应试诗，倒让我们想起了初唐许敬宗等人那种宫廷风格：标榜典雅庄重，其实是浮夸空洞。这种宫廷诗歌要么颂扬君主的恩德，要么铺张皇家的气象，需要堆砌很多富丽宏伟的辞藻。
在“迫促惊忙”的应试状态下，考生要在限定的题目下组织起那么多相关的宏丽字眼，还要让这些字眼符合繁琐的声律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作为考官的白居易要求上级判卷的时候把尺寸放宽松些（“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因为那次复试不像一般的礼部进士考试，既不准考生携带书本，又不让他们可以通宵答题。
在一般进士考试允许带书册的情况之下，韻书之外，类书也是很理想的选择。理由很简单，类书不但内容丰富，检索方便，而且按题材收集常用事类。类书中的一个小条目，就是诗文中的一个题材。类书在每一个题材之下都彙集大量的相关辞藻和典故，形成一个关于该题材的辞藻群、典故群（参见上文所引《初学记》、《渊鉴类函》“月”条），很方便文人们挑选符合格律要求的诗文用语。
大概是在这种科举考试的风气推动下，唐代出现了一种後世称为“诗韻”或“韻府”的新型类书：《韻海镜源》（关于这本书的详细情况请参看本书附录二“唐代类书提要彙编”中的相关内容。）。这是一种“押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之《韻府群玉》提要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