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盗跖》篇的第三部分，完全采用虚构的两个人物对话，一名为无足，一名叫知和。无足认为“兴名就利”以谋求“长生、安体、乐意”是人的本性。他认为没有人不“兴名就利”的。因为“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就是说：人富了便会贵，有了富贵，就可以实现人的“长生、安体、乐意之道”。认为“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像（规范）而安之”，是“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是用不着老师教导便会的人的自然本性。
知和则认为：“智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推让），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其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彼非以兴名誉也。”“平为福，有余为害。”
就是说：做人应以一生平安为福，钱多了就容易出祸害。一个聪明的官吏，他使用老百姓的人力物力，要依据百姓的需要去办事，要遵守不违反老百姓利益这个原则，要知足而止，顺应自然而不贪求。就是贵为天子，也不用富贵去骄傲于人；富有天下，也不用钱财去炫耀于人。这是他们考虑到会招来祸害与引起人民的反对，有损于人的希望寿命长、身体安康、快快乐乐的自然之本性的。尧、舜辞去做天子的地位，不是为了获得好名誉和仁爱人民，善卷、许由二人不接受尧、舜让给他们做天子的地位，也不是故意的推辞，而是害怕天子这个美名有损于他们的自然本性。所以他们都是选择了有利于实现自然本性的生活，而放弃了有害于自然本性的事，天下都称赞他们是贤人、圣人，并非是故意获取名誉的结果。
从这二人的对话中，无足是通过自己不断的人为活动去获取富贵，以实现自己追求的生活愿望，知和则是顺应人民要求的自然发展，以得到自己适可而止的生活地位和实现人的自然本性。没有前两段的激烈辩论，对话也很平和，对尧、舜、许由等“圣人……贤人”和道德伦理等观念，也未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只是以反映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核心和他们主张的人性论。这段文章可能是老庄学派的后学的补充，而不是庄周所写。
《渔父》篇，则是以宣传道家的“全真养身”，不要“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主要目的。全文是庄派后学编造了一位“须眉交白、被发揄袂（扬袖）”的渔父，将船停在河岸边，上岸后看见坐在林中台岩之上的孔子正在弹琴唱歌，子贡、子路等学生在下面读书。渔父便坐在岸边的陆地上，听孔子弹琴。歌曲完后，渔父便向子贡、子路打招呼，问：台上弹琴的是谁？
子路说：是鲁国的君子孔子。
渔父再问：他研究什么？是有封地的君主吗？或者是大臣？子贡说：孔子不是君主和大臣，他研究的是“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
子贡的回答，基本上概括了儒学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和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渔父听了后，笑一笑便回头而走，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说完便走了。就是说渔父认为：孔子研究的学问，主张仁爱人民，是一种仁爱之道，要实行这种道，恐怕他免不了要终身忙忙碌碌，不得休息，还会受到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可惜得很啊！他与我们的“全真养身之道”，相距太远了。所以，渔父这篇文章，是先写孔子在杏台弹琴唱歌，再通过子贡与渔父的对话，而引出主题。孔子主张积极参与修身、治民、爱国、爱天下，作为人一生的行为准则。渔父则以为不要“危其真”，不“苦心劳形”为人生的目的。再通过孔子主动去拜访渔父，渔父引导孔子在自己认识自己一生的奔波曲折生活中，去领悟出渔父的“全真养生”之道作结束。把孔子变成了渔父的信徒，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这完全是一种以伪造当时被称为“显学”的领袖人物孔子和子贡、子路这二位当时有社会影响的人虚构的这段对话，以宣扬庄子学派思想，是用“重言”手法的典型。其实这篇文章，也是编造的孔子去东周都城拜访老子的寓言故事。老子对孔子说：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段话的转述，将老子化为渔父，将孟懿子、南宫敬叔换成了子贡、子路，将老子劝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几句话，加以形象化而变为渔父对孔子的治学主张和对话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骄气与多欲”是指孔子自信心很强，抱负又大又多，“态色与淫志”是说孔子自认为是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和过高而难以达到的志愿。老子认为孔子的这些抱负和主张，如果见之于行动，不仅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且还会遭受祸害，是违背“养生之道”的。此文的败笔，是写孔子时，说“他已经六十九”了。孔子六十九岁时，他在鲁国编写诗书，子路此时在卫国做官，根本不在孔子身边，一般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一看便知是编造的寓言故事。
《胠箧》这篇论文，只有两大段。重点论述在首段。它语言激烈，笔锋锐利，全部引用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人们常见的生活中的事例，不问具体内容，只抽出其相似的形式作为依据，再夸大其联系，而写成的一篇非寓言的议论文。文中写的不是盗跖型的大盗，而是开箱窃物类的小偷和沽名夺权的窃国大盗，以否定儒、墨两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和圣贤人物。文中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辞。中心是在揭露圣贤提出的这些伦理道德，成为小偷强盗和诸侯夺取财物和国家大权来作外衣的理论。
《胠箧》篇一开始便说：世俗之人为了防止小偷和入室偷东西的盗贼，往往将自己贵重的东西，用口袋和筐子、箱子装起来，还要用好绳子拴紧，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与智慧。如果一天强盗来了，把你装好的袋子、箱子一起抢走，那你防止小偷和强盗的办法，不是正好为强盗、小偷做好了准备吗？文章以这种事例作依据，便得出：“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然后再以齐国的田成子，用少收利息和田土租税的办法，与齐国国君等争夺人民的拥护，经过几代人以实行“仁义”之道为名，而取得齐国的政权。以此事为依据，庄周便作出田成子不仅“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而盗之”的结论。还说：“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用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
文章从一般人防止盗贼的智慧，不仅起不了防盗的作用，反而帮了盗贼收藏起财物的忙，再用齐国田成子“杀其君而盗其国”作事例，说明圣人提出的仁义道德，不仅帮助田成子杀君夺国，而且还帮助田成子这个窃国大盗，治理好齐国，使田成子“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说明圣人的智慧所提供的道理，比一般人的想法为害更大。再进一步用大盗跖对他的门徒说：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就是说，先猜测要抢对象家中的财物的情况，这就是圣；先进入被抢对象的家中，便是勇敢；出来时在后，便是义；在抢劫前先判断能不能下手，与如何下手？这便是智；分得财物要公平，这便是仁。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圣、勇、义、智、仁这五种品德，而能成大盗的人，是没有的。经这样的论述，文章则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激烈的批评，全部否定儒、墨两家所提出的仁、义、圣、智、勇等伦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