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这颗辉耀华夏三十年的名将之星，在放射出最后一道夺目的光辉之后便突然殒落，其转折前后不到半年时间。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水淹七军”和扼腕叹息的“走麦城”。
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是刘备一生事业的鼎盛时期，也是关羽这颗将星闪耀最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秋天，关羽举兵进攻曹操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全歼于禁、庞德率领的援军，威震华夏，连曹操也打算迁都以避其锋芒。
几乎就在同时，东吴大将吕蒙从关羽身后袭取了荆州。关羽连遭败绩，军心涣散。当年十二月，关羽被东吴军队俘虏并处死。
这颗辉耀华夏三十年的名将之星，在放射出最后一道夺目的光辉之后，突然殒落，其转折前后不到半年时间。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水淹七军”和扼腕叹息的“走麦城”。
就这两件大事的总体线索而言，《演义》与历史记载是基本相符的。但在具体情节上，小说仍作了多处的修改和虚构，其目的仍然是拔高和赞颂关羽。
据文献记载，建安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刘备取得了战略要地汉中。七月，在汉中即位，称汉中王，大封功臣。关羽受封为前将军，居众将之首。刘备命他伺机进攻曹仁镇守的樊城、襄阳。就在这个月内，孙权派兵进攻合肥，曹操调兵到淮南增援。
关羽利用这个机会，率军北上进攻樊城，就此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光辉的时期。
关羽进攻樊城之初，曾分兵包围襄阳，但并没有攻下襄阳城，只取得了一些小胜。《演义》对此却极力夸张、渲染。说关羽自江陵北上，第一仗就大败曹仁，杀死其部将夏侯存和翟元，占领了襄阳，取得了一场子虚乌有的胜利。
襄、樊战役开始前后，曹操派大将于禁督率七支军队前往增援，这就是著名的“七军”。曹仁命于禁、庞德率军驻扎在樊城以北，成犄角之势。庞德是曹仁的部将，一直随曹仁驻守樊城，并非曹操临时委派的“七军”先锋。
当年八月，襄、樊一带连降暴雨，汉江决口，平地水深数丈，淹没了樊城以北的曹军，关羽乘机发动攻击，俘虏于禁，擒杀庞德，全歼了这支援军。可见，“水淹七军”本是一场天灾，关羽不过及时利用了这个机会取得了胜利。
而《演义》却说，关羽仔细考察了樊城以北的山川形势，发现襄江（即汉水）和白河（汉水支流）水势甚急，又发现于禁和庞德的军队屯于山谷之内，于是派人堵住各处水口，然后趁夜晚风雨大作之际，放水淹没了敌军。这样一来，“水淹七军”就不再是一场偶然的天灾，而是出自关羽的计谋。
在襄、樊战役以前，小说中的关羽尽管武艺绝伦逸群，但只是起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战将作用。在这里，作者通过虚构的“取襄阳”和加工过的“水淹七军”，就把关羽刻划成为一名对于大型战役也指挥若定的杰出统帅，其用兵之高超，似乎比起诸葛亮来也不逊色了。
“水淹七军”之后，关羽一直屯兵坚城之下，无所作为。后来吕蒙“白衣渡江”，抄了关羽的后路。曹操的大将徐晃又率军前来解救樊城、襄阳。从此关羽一败再败，直到被擒章乡，身首异处。分析其中原因，关羽长屯顿兵坚城之下，又忽略了后方的防守，无疑是他失败的根本所在。
关羽未能攻克樊城，本无可厚非。但《演义》作者仍要煞费苦心为他找个理由，于是便把发生在这之前不知有多久的“刮骨疗毒”移植到此时。
作者先让关羽“光荣负伤”：水淹七军之后，关羽率得胜之师四面围攻樊城。一日，关羽亲临城下，向曹仁劝降。“正言间，曹仁见关公身上铠甲只披掩心甲，斜袒着绿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齐放箭。公急勒马回时，右臂上早中一弩箭，翻身落马。”这支弩箭，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主帅受伤，进攻自然停顿。
然后，作者又让已死十余年的华佗“复生”，为关羽“刮骨疗毒”。毒质虽去，仍须加意调护，百日之内，不得动怒。这样一来，关羽只得“将息箭疮，按兵不动”，已经危如累卵的樊城这才“幸免于难”。
写关羽的“光荣负伤”，还为他日后的战败打下伏笔。不久，大将徐晃率军前来增援曹仁，连续打败关平、廖化，与关羽对阵。“战八十余合，公虽武艺绝伦，终是右臂少力”，终于在徐晃、曹仁前后夹击下大败。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关羽的失败，乃是因为伤势未愈。对于他所向无敌的将才，仍然坚信不疑。
其实，关羽的失败，主要由于他骄傲、轻敌，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当关羽屯兵樊城之下，久攻不克之时，孙权已经暗中布置兵马，准备奇袭荆州。同时，还写信给曹操，请求联合，共同打击关羽。曹操有意把书信的内容泄漏给关羽，目的在于使关羽主动撤离樊城，去对付身后的孙权。自己既可以不战而解樊城之围，可又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
关羽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出于自身的利害，本应果断退兵。然而，素来骄傲的他，既不愿示弱于曹操，又不愿轻易放弃看来不久即可攻下的樊城，再加上他素来轻视孙权，视江东众将为“群鼠”。因此，犹豫一阵之后，仍然不愿撤兵，反而续调荆州兵粮，加强对樊城的进攻。这个错误，决定了他的败亡。
对于这件史实，《演义》完全避而不谈，却在一场子虚乌有的箭伤上大做文章，目的就在于维护他的“一贯正确”。
刘备、诸葛亮、关羽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荆州（其实主要是南郡），旦夕之间就被吕蒙轻而易举攻占。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关羽不注意团结镇守后方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致使二人归降孙权；二是对孙权军队的偷袭缺乏警惕，受了吕蒙、陆逊的欺骗。在这一点上，《演义》大体上遵照史书，描写了关羽的上述错误，对他的骄傲自满和不纳忠言有所批评。
不过，《演义》的作者仍然挖空心思为关羽的最后失败寻找客观原因，尽量减轻他丢失荆州的主观责任。
《三国志·刘封传》记载，关羽在围攻樊城和襄阳时，曾经传信给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要他们发兵相助，刘、孟二人借口“三郡未附，未可动摇”，拒绝了关羽的请求。刘、孟二人的兵力较少，他们发兵与否，对整个战局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演义》把这件事改为，关羽在围攻英城、褒阳时，并没有要求刘封、孟达发兵。后来困守麦城时．才不得已派廖化冲出重围，向两人求救。刘封和孟达只顾保存实力，置关羽的生死于不顾，托病不肯发兵，导致了关羽的败亡。这样，就把关羽最终败亡的责任转嫁到了刘封和孟达身上，更引起了读者对他的惋惜和同情。
据史书记载，关羽困守麦城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孙权派使者劝他投降，他口头上答应，暗中却悄悄逃走，结果在章乡被吴将马忠俘虏。《演义》的作者当然不愿自己心爱的关羽在临难之际还有这样的苟且行为，于是上述史实便被修改成为：诸葛瑾到麦城劝降时，关羽并未假投降，而是义正辞严地表明：“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义投敌贼乎！城虽破，但有死而已……吾何惧哉！”然后，关羽率骑兵自麦城突围，连续打败吴将朱然、潘璋，最后被伏兵用长钩和套竿绊倒了战马，才最终被俘。以后，孙权又亲自劝降，关羽只是破口大骂，终于被杀。这样的写法，自然处处表现出关羽临难不苟的坚强意志，他虽然丧失了生命，但丝毫没有丧失尊严。
威震华夏三十年的关羽终于身首异处了。但作者兴犹未尽，还要让关羽的“英魂”不散，为自己报仇雪恨。
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在攻取荆州之后不久，即病发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演义》作者把一腔愤怒发泄到吕蒙身上，让他在庆功宴上突然被关羽英魂附体，大骂东吴君臣一番，孙权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无不屈膝下拜，最后吕蒙突然倒地，七窍流血而死。一场自然的病故就这样变成了“英魂索命”。
关羽最后是落在潘璋的部将马忠之手，《演义》作者自然也不能饶过潘璋。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潘璋死于孙权嘉禾三年（234）。《演义》却写道：关羽之子关兴，随刘备征吴。在—次战斗中遇到杀父仇人潘璋，遂穷追不舍。天黑失散，借宿农家。恰好潘璋也来此处借宿，“恰入草堂，关兴见了，按剑大喝曰：‘反贼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门外一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飘三缕美髯，绿袍金铠。按剑而入”。正是关羽显圣。潘璋被吓得魂飞魄散，被关兴手起剑落，斩于地上，取心沥血，在关羽神像前祭奠。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复归儿子之手。
连关羽的那匹赤兔马，也像主人一样“深明大义”。第一个主人吕布死后，它毫无反应，第二个主人关羽死后，它居然“数日不食草料而死”。无怪乎毛宗岗读到此处，禁不住如此批道：“此马不为吕布死而为关公死，死得其所矣。”
《三国演义》对关羽的尊崇和维护，真可谓苦心竭虑，无微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