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惟恐新四军接管了武汉，电令伪湖北省主席兼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为国民党新编第七路军司令。后来，一方面是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军队调集已齐，另一方面，迫于湖北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压力，叶蓬被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逮捕，解往南京。
1946年6月25日晚，蒋介石的30万大军悍然撕毁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原计划分兵突围。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指挥下，分北南东三路进行突围，主动地作了战略转移。从6月26日至7月底，中原解放军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杀开一条血路，冲破重重封锁，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化。党中央及时把握战略反攻的有利时机，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定在大别山区。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兵三路南下，势如破竹，粉碎了国民党军数十万人的围追堵截，先后跨越了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在8月底进抵大别山区。到1947年12月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一面抗击敌人，一面扩大根据地，完全恢复并扩大了1946年6月被迫撤离的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根，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中共中原局急电上海局，主要内容为：一、武汉地下党速派人进山与大军联系，开辟进山路线；二、将以“中原突围”干部为主的一大批干部从外省、市和香港、澳门经武汉进入大别山解放区；三、加强武汉地下党的领导力量，建立交通站，做好干部的接送工作。1948年初，中共上海局正式批准成立由上海局领导的武汉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在武汉的外围分别设有黄陂站、孝感站、汉阳分站、上海联络站等站点。
自从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在黄花涝设立了乡公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更加谨慎。原地下党负责人王绍良经常在渔船上过夜，以防国民党特务抓捕。一天夜半，躲在船中的王绍良听到了接头的暗号，回复暗号后，一只小渔船靠了过来。
来人是武汉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一直与王绍良单线联系，他们是认识的。
“这次是来传达武汉地下党的指示，有一大批中原部队突围的干部，要从省外和海外到汉口，再由汉口到大别山中原解放区，黄陂已建立了交通站。黄花涝不属黄陂站管辖，但到孝感站的一些同志可能会从这里经过，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黄花涝的地下联络点应帮助从这里经过的同志安全到达孝感站。我这次是专程来告知联系方式的。”联络员的嘴附在王绍良的耳边，轻声地告诉着联络暗号。
天空无月，星也不亮，四周很静，静得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沦水河上灰蒙蒙的，仿佛被一团浓雾罩住。远处，闪烁的渔火有如磷火。
“还有一件事，黄花涝是不是又建了小学？”
“是的，是黄花涝的乡亲募捐集资将下份祠堂改建的，恢复原来的名称，仍叫志芳小学。有一座礼堂，六间教室，两间教师宿舍和一间厨房。规模不小，很气派的。”
“党组织指示，你、王启梦、王继才都应该推荐思想进步，愿意向我党靠拢的人去任教。在这方面，王启梦、王继才都是商会的主要人物，说话还是起作用的。”
“他们当然行，我没文化，在这方面只能打打边鼓。”
“就这两件事，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天亮前的一段日子最难过。”
“刘邓大军战况如何？武汉就快要解放了吧！”
“快了，现在中原解放区的地盘一天扩大一块，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打到武汉来，马上就要天亮了。”
“好，太好了，这段日子国民党抓丁抓夫，狗急跳墙，老百姓的日子真没法过。”
“支持，挺过这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小心。”联络员说着，划着小船和下游去了。
又是一个漆黑的深夜，通过暗号联络后，一只乌篷船靠近了王绍良的渔船。
“大哥，是我。”乌篷船上的梢公轻声说道。
“原来是四哥呀！这么晚了，一定有急事？”王绍良问道。
这时，乌篷船的船舱有了响声，王绍良听出是武汉联络员传达的最新联络暗号，他发出了回应。接着船中又说了几句暗语，王绍良一一对应。
整个接应暗号无误后，船舱中的人走出来，踏上王绍良的船头。
“老王，是我，我的声音听得出来吗？”人影靠近王绍良，在微微的星光下，他端详着这个深夜接着的同志。
“高胯子，张同志，张团长，你找我还值得费那么大的麻烦，用什么暗号，直接跟我打招呼不就行了。”王绍良又惊又喜。
“我的同志哥，现在情况紧急，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不论多么熟悉的人，一定得执行地下工作的纪律，在接头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张团长说得对，我这段时间，晚上多半就在渔船上睡觉，不是我胆小，我是担心我们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
“这是正确的，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军队现在士气低沉，从士兵到军官都不愿打内战，全国人民更是反对打内战，兵败如山倒的俗语就要应在国民党军队的头上了。我们刘邓大军这次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根，如直插南京与武汉的尖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不长了，不光是武汉，全国解放的日子就在最近。所以，我们一定要保住地下党组织，为迎接解放作准备。”
“好，太好了，武汉一解放，我看那些国民党特务往哪里跑。”王绍良兴奋起来。
“我在中原突围中负了伤，到香港治好伤后找到党组织，上海局的同志安排我到武汉找武汉工作委员会地下交通站的总机关。我乘火车到了汉口，在总机关附近发现情况不对，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布置得很紧密，好像凡通往总机关的道口都有他们的人，而且入口都在四人以上。因为我没有靠近他们，才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再说我原来搞地下工作对付特务的盯梢还是有经验的。好在我在这里活动的时间长，对汉口的情况也熟，我用特殊接头暗号在江岸找到了一个基层联络员，他与上级是单线联系，上面的人不认识，但他也是老汉口，对国民党活动的情况熟。据他说有人暗中包围了我党汉口地下交通站的总机关，估计这个机关已被破坏，特务们正张着网等接头的人去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步行出了岱家山的卡子，沿河走时碰巧看到了四哥的乌篷船，他是到王启梦那里去办事的。下午搭了他的船后一直到现在才来找你，当然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啊！原来是这样，看来汉口的交通站出了问题，在接头时更应该小心。那怎么办呢？有那么多的同志要回大别山？”王绍良语气有点急。
“我因为这才急着要回到大别山，找到刘邓首长，找李先念同志，让他们急时与上海局联系，组建新的交通站。因为从水路到孝感慢了一点，我想你找个同志送我到祁家湾火车站上火车，我到广水火车站下火车，再进山就近了。”
“情况紧急，我送你去吧！”
“还是找别的同志吧，现在是特别时期，你要负责黄花涝的全面工作。”
“深更半夜的，找别的人会有响动，更不安全。”
“大哥，我去吧，我经常帮东家进货送货，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四哥主动插言。
“好吧，一定要保障张团长的安全，我们等着张团长带大军打回武汉哩！”
“到祁家湾上火车没有多大问题，那里离武汉远，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力量管那么远。”四哥答道。
“我走这段陆路不熟，不然就不会麻烦你们了。”高胯子抱歉地说道。
“自己同志，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四哥撑船靠岸拉高胯子上了岸。
初春的夜，河水流得没有一点声响，月光幽微，河面上笼罩着淡淡的水雾。上了河坡，是一片片暗黑色的庄稼地。远处的水塘发出一块块亮光。他们走在田间小道上，避免接近村庄，附近的村庄没有灯光，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吠，长年的战争年代，农民不堪重负，连喘息声也没有了。
他们走出一遍平坦的田野，前面的一块小山包，山包上十几座土坟包，大小不一，没有一块墓碑，土包一个挨着一个，让人看到有点心寒。
“老百姓的日子现在最难熬，打仗、挨饿、生病，经常死人，而且不仅是老人。”四哥悲伤地唉息着。
“能好过吗？日本人占了那么多年，老百姓能活下来的已经是算有运气的了，现在又打内战，谁撑得下去。”
“张团长认为我们的军队还得多长时间能解放武汉。”
“这说不准，就一两年内能解决问题。”
“也算快，这么多年都熬过去了，两年总能熬过去的。”
“四哥打算在解放之后干点什么呢？”
“我能干什么，还是撑船吧！”
“不行，你已是老革命了，解放后要出任领导工作，领导黄花涝的人民搞土改，建设新的国家。”
“可我一没文化，又不像你们那些懂得那么多。我能领导谁呀！”
“你说这话是觉悟不高，干革命就是在干中学。我刚参加红军时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后来在队伍里学文化，学战斗技术，现在当团长了，谁是天生就能当领导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不信这个邪。”张团长轻声笑起来。
“听说解放后像我们东家的店铺都要交公？”
“谁说的，你虽说是王启梦的雇工，但你一直在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党工作，这点连王启梦也不知道。王启梦也是党的一员，这些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用自己家的钱为根据地购药购油印机，他家不过是个小资本家，对这样的阶级我党是有专门政策的。”
“我是担心我们东家这些年一直为党工作，解放了都受到影响。”
“不会的，他会经商，解放后我们就不经商了，我们也要做生意，在根据地我们也开工厂，办商店，李先念同志抽的女将军牌香烟就是根据地的烟厂生产的。我们需要懂做生意的领导同志，解放后像王启梦这样的人更吃香，我们要做大生意，靠他们这些人领导。”
“这我就放心了。”
临近祁家湾时，天渐渐亮了起来，附近的道路上已有星星点点的人到祁家湾赶集，他们多半担着蔬菜。
“车站就在前面。”四哥指着发出电灯光的地方，这时，一列火车“咣咚、咣咚”地从东边开了过来。
祁家湾是京汉线上的一个农村小站，兵荒马乱的年月出门的农民很少，站台上看不到几个人，显得很冷清。
“你走吧，我们会见面的。”张团长说。
“早点打回来吧！我忘了，上车是要买票的，过铁路到北面去买票吧。”
“买什么票？我上火车可以免费。”
“这可不是根据地。”
“那你躲在远处看着我。”
四哥与张团长分开了，但视线一直追着他。这时，一列货车从东边缓缓进站，车头不断喷气，白雾罩住了后面的车厢。等火车驶过，白雾散开，张团长不见了。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黄陂县政府接到“华中剿总白崇禧电令，”内容为：有30万大军即将经过黄陂，命令黄陂县政府在三日内于滠水上搭起一座浮桥，且能通过汽车火炮，否则以贻误战机论处。县政府接令后惊恐万状，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强行拦截滠水河上所有来往民船、民夫。对全县现有竹木材料进行查点登记，全部征作浮桥之用。
得到这个情报后，王绍良马上通知黄花涝的各种船只，隐蔽到府河孝感一岸，不要过滠水捕鱼或运物，不为国民党军提供方便。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向武汉方向挺进。驻扎在黄陂境内的国民党白崇禧部115师和反动政府纷纷南逃。为了迎接大军南下，中共黄陂县委在黄陂北部姚家大湾召开健全黄陂党政府领导机构和开展支前工作会议，宣布任崇任县委书记，刘振岐任县长，冯盖民任支前指挥部指挥长。各行政区成立供应部，各联村、行政村建立支前委员会。
王绍良参加这次会议，回黄花涝后转入半公开活动，布置有关人员用石灰在附近村庄的墙壁上刷上“进军大武汉，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活捉白崇禧”、“共产党万岁！”等大标语。当地土豪劣绅见势不妙纷纷逃往武汉。
黄花涝人民迎接解放，准备支前的热情高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