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在一般情况下夺取制胜条件的基本规律，其中心思想是如何趋利避害，保证军队在开进和接敌运动过程之中，争取先机之利，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十分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并从辩证思维的高度，论证了“军争”的有利面和不利面，主张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强调做好对军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即察知“诸侯之谋”，得“山林、险阻、沮泽之利”与重“用乡导”。在争夺主动权的过程中，孙子要求指挥者坚持和运用“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做到“悬权而动”。孙子还充分重视统一号令的意义，提倡军队进退攻守必须具备明确的标识和要求。为了对确保战争主动权的掌握，孙子主张在军队行动过程中，贯彻“四治”的具体要求，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主张，已成为著名的军事原则，为后人所重视和广泛运用。本篇结尾处，孙子归纳总结了八条“用兵之法”。这些原则，虽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但从总体来看，大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我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精神内核。
与《九变篇》主要论述作战“变法”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军争篇》集中讨论了军事行动中的“常法”问题。如军事后勤保障上的“常法”：“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作战指导上的常法：“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发挥军队战斗力的常法：著名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等“四治”理论。统一号令和严格战场纪律的“常法”：“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以及用兵制胜的一般性“常法”，所谓的用兵八戒等。由此可见，本篇所有文字都是围绕作战“常法”问题而层层递进、依次展开的，是探讨争夺先机之利的精彩篇章，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下我们就本篇一些重要军事观点作具体的分析：
1.关于争夺先机之利问题的辩证认识
孙子高度重视对有利作战地位的争取，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又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军争”的有利和不利，主张在军队开进过程中，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考虑各种客观因素，通晓利弊关系，调动敌人，“后人发，先人至”，先敌占取有利战机。指出这样才算是“知迂直之计者”。为了确保军争的顺利成功，孙子强调作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即了解“诸侯之谋”，察知“山林、险阻、沮泽”等地形条件，任用“乡导”，以及搞好“辎重”、“粮食”、“委积”等后勤保障等。
对普通人来说，了解“军争”的有利面并非太困难的事情，然而能懂得“军争”的不利处，却为数寥寥。所以孙子在篇中着重指出了争夺先机不当而可能引起的后果，分别列举了“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以及“三十里而争利”、一味蛮干的危害。这表明孙子的论述，既照顾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他是真正把握用兵精髓的思想巨人。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率军大破秦师的阏与之战，可谓是历史上成功运用孙子“迂直之计”的光辉典范。在这次作战中，赵奢“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避开强秦的兵锋，越过险阻，轻装急进，神速地抢先占据了有利阵地北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夺得胜利，使秦国蒙受了一次战国以来少有的严重挫折。所以，此战后来也被作为“示缓而先据要地”取胜的成功战例，对孙子的“军争”理论作出了实战诠释。
即使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孙子的“迂直之计”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运用“以迂为直”的战术，纵深迂回，分割、包围巴军，攻占达卡，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在当代对孙子“军争”思想的高明借鉴和运用。
2.关于“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作战指导原则
为了夺取先机之利，孙子要求作战指挥者在军队接敌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和贯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指导原则，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有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军队行动“其徐如林”。一旦进攻，要像烈火燎原，无坚不摧；一旦防御，要像山岳耸峙，岿然不动。需要隐蔽时，要做到如同阴云蔽天，使敌人无从筹措；需要冲锋时，要做到如同雷霆突鸣，使敌猝不及防。一切“悬权而动”，唯求所向无敌，战胜强敌。孙子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文字不多，但内容精辟，它不但回答了夺取先机之利的条件和主要手段，而且也概括包举了孙子制胜之道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所谓“兵以诈立”，是说用兵的根本特征在于诡诈奇谲。不诡诈无以成功，宋襄公式的“仁义”只会导致“覆军杀将”，贻笑天下。短短四字，将军事斗争的属性揭示无遗，真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所谓“以利动”，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所谓“以分合为变”，这指的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手段。中心含义是灵活用兵，巧妙自如地变换战术，或分或合，“悬权而动”，掌握战场主动权。它是“兵以诈立”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孙子兵学注重灵活变化，讲求出奇制胜的精神风貌。
孙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就是它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史上，《孙子兵法》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其实便是观念更新。其基本特色就是对西周以来旧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全书上下贯穿着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它揭去了温情脉脉的“礼乐”面纱，毫不掩饰地把“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公之于世，不讳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从而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进行欺骗。（参见黄朴民：《孙子制胜之道综说》，载（中国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7（2）。）对于这一点，不少后人是洞若观火的。南宋郑友贤《孙子遗说》中的一段话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最为贴切地区分了两者不同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学不愧为迎合“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
在春秋中期之前，西周社会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尽管进入春秋之后，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经多少受到冲击，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是愿意遵从“军礼”的一般原则的。这种“军礼”的总纲，便是《司马法》上所说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它确定的战争宗旨是“征伐以讨其不义”，开展军事行动要堂堂正正，不许用奸使诈，“不加丧，不因凶”，人家新死了国君，或者粮食歉收、经济困难，你都不能去打；一旦战场交锋，必须双方摆好阵势后再开打，别老想着偷鸡摸狗占人家的便宜，“成列而鼓”（《司马法·仁本》。），“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战争善后要“服而舍之”，即打了胜仗，不能灭人家的国家，不能绝人家的社稷，而要“举贤立明，正复厥职”，立一个新的统治者来恢复秩序，安定国家。对此，汉朝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有很准确的概括：“及至汤武受命，以师克乱以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殊不知这恰恰是当时战争遵循温和“军礼”原则的具体表现，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战争观念反映到战争实践的必有之义。用《国语·周语》中所引郤至的话说，就是“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然而，到了春秋中后期，整个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权威早已丧失殆尽，新兴阶级势力的勃兴，使得战争的面貌有了完全的改观，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军事行动逐渐摆脱了“军礼”的束缚，诡诈战法开始普遍流行起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这首先是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改变，以前可以说是士兵的素质比较高，当时周朝定下的规矩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些国人都接受过六艺的教育，驾车、射箭都是他们的必修课，都懂得贵族的礼节；到了后来，战争的规模扩大，军队的数量也如同发了酵的面包似的一个劲地扩大，当时只要是有胳膊有腿的健康人，几乎都被拉进去了，都可以当兵。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野人”，根本没受过贵族化的教育，没学过什么六艺，对他们来说，贵族那一套文质彬彬的东西与自己毫不相干，“军礼”嘛，最好还是撇到一边去。总之，军队中的贵族少了，小人却大大增多了，为贵族而设置的“军礼”自然要被冷落，甚至抛弃。
二是战争的宗旨变了，战争的目的变了。过去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霸，并不是为了消灭对手。只要能建立起霸权，让别人表示顺从听话，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商量，完全不必拼个你死我活。所以温文尔雅是可以的，鞠躬如仪是正常的。可是从春秋晚期起，争霸不再时髦了，兼并才是领导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原先是图个虚名的争霸战争，现在变成了争夺土地、劫掠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兼并战争，各种卑鄙下流、阴险毒辣的手段都要使用出来。“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军礼是越少越好，坏人是越来越多，好人想要自己做好人也做不成了，一个是别人不允许，大家都是乌鸦，凭什么让你当白鹤，要黑大家一起黑，谁也别冒尖出风头；另一个是自己的心理也不会平衡，与其做好人受冻挨饿遭白眼，浑不如“杀人放火受招安”。
三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变了。以前打仗的方式是车战，车战必须先摆阵势，不摆好阵就不能打，这是密集大方阵传统战法，机动性很差，适合于大家客客气气交手过招。现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它比较灵活，机动性要强得多，可以不必像车兵那样先排阵后开打。后来出现的骑兵更是雷厉风行，更讲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种变了，作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作战方式变了，则作战观念也得跟着变，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地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在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打，大平原地势平坦，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车战最合适不过，可现在到了丘陵地带、江河湖泽地带，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了，“车不驰，徒不趋”全成了过气的招法，“军礼”当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最最要命的是，车战在这时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克星，这就是强弩的出现，驾车的马匹、车上的甲士全成了飞蝗般的箭镞的活靶子，贵族再有涵养，也经不得这么大的杀伤，只好不情愿地与“军礼”说“拜拜”了。（参见黄朴民：《早期兵学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特征》，见《大学演讲录》第2辑。）
四是战争地域的扩大。在春秋前期，打来打去，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战场，就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还有郑国、宋国、鲁国等。可是到了后来，吴国、越国、中山国都先后冒出来了，战场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淮河流域伸展。这些战场上的新角色仿佛没爹没娘教养的孩子，风里来雨里去，摸打滚爬终于长大成人，没有背上周礼那么沉重的包袱。这样一来，战争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君子之风，诡诈之道越来越风行，而主张保持贵族的尊严，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时宜的丑角，只配给自诩高明的人嘲笑、讥讽了。这就是班固所概括的时代兵学风气：“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新的时代，就有新的战法，在新的战法面前，旧“军礼”的老调子便弹不下去了，这正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这时便需要有新的兵学理论来作指导，即所谓“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叫做“与时俱进”。而《孙子兵法》的诞生，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之下的必然产物。
孙子战争观的诡道原则，应该说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战争双方斗智斗勇，隐形藏真，欺敌误敌，变化莫测，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击败对手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战争是一种多变、灵活，无固定模式，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而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在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它的提出，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是战争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换句话说，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别于“宗仁本礼”古司马兵法，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充分肯定孙子兵学的功利观与诡道法之价值的同时，也大可不必将孙子理论神圣化。的确，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已经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仁义礼乐”的失败。然而，这并不等于孙子的观点完美无瑕，宋襄公的看法一无可取。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正显得越来越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成列而鼓”做法的否定之否定。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汲汲倡导“兵以诈立”，一切都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定夺，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杀性一起，长平坑赵军降卒四十万；项羽血气一来，新安杀秦军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该由孙子本人来承担，可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