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活上有一绝大之分野，即土著利于防守，而游牧则利于抄掠也。利于防守者必营混合经济，家庭之中夫妇终年胼胝以维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子女习见其父母之鞠育劬劳，因而有敬老孝养报本之思，因而有三年丧、女子贞及夫死不再嫁之风。利于抄掠者，其单纯经济之所得，往往不足以给食，因而养成其杀伐之天性，遂至贱老贵壮，而妇女转徙草原之中，如夫死无人维护，则必为人抄掠而去，故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其为适应此种环境，亦可推知也。
十九、殷周之世北狄屡与中国通婚，其生活习惯如穴居、乘高轮车、夫死不再嫁、人知孝义、婚嫁初从妇居、生子长大而后返舍，凡此诸俗，皆与中国相同。
二十、殷商开祖之传说，颇与高车相似，而其射天之俗，亦与殷商相同。
综此诸端言之，殷墟之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由北狄自西方输入，已不为无据也。整理后记
整理后记
《古文字学讲义》是徐中舒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为四川大学历史系高年级同学编写的选修课讲义，由当时在川大进修的缪文远先生协助完成，为一手写稿(草稿)。该讲义不知何故未能使用(可能与当时高教系统的“拔白旗”运动有关。据缪文远先生回忆，当时川大历史系共准备了40门新课，后来都未能开出)，一直搁置于先生家中。“文革”十年动荡，先生辗转搬迁于校内外，该手稿始终收藏在先生身边。1991年先生仙去，其藏书、手稿等遗物因种种原故未能得到及时的整理和妥善的保存，至1997年川大同意接受先生将其毕生所收藏的书籍赠与川大图书馆的遗愿，并组织力量对先生所藏书进行清理造册时才发现，先生旧居不知何时已数度为梁上君子光顾，所遗失的书籍、手稿因先前未清理而不知其数。1998年夏，经近一年的清理造册，先生的藏书大致登记造册完毕，送川大图书馆收藏，而所余手稿类遗物则由我进行整理。1999年蒙友人告知，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旁的文物市场(原花鸟市场)一店铺内发现了数十本先生的手稿原件，乃多次前往询访，见店前招贴赫然写着“徐中舒手稿：古文字学讲义”数个大字。在当时我所见到的先生手稿中尚未有如此完整且装订成册者，遂与店主讨价还价，终于使这一批手稿得完璧归赵(近年来经朋友介绍，我已在数位文物收藏爱好者处见到他们在成都古玩市场购买的先生手稿及书籍。许多朋友不解，以为是先生家属随意处置先生遗物，却不知先生身后之物遭此厄运。在此也向告知我信息的朋友及收藏先生遗物的朋友们表示我的谢意，承他们的厚谊，我又得到了若干先生手稿的复印件)。先生研习古文字始于上一世纪20年代初。据先生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我在上海。上海出版的新书，我总是先睹为快。……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字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1925年，先生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古文字学更有了系统的训练，同时受王国维氏“古史二重证”影响甚巨。先生晚年自述：“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在研究院一年所写两篇论文，均是用古文字结合史料考订中国古史的成果。其中一篇《蒲姑、徐夷、淮夷、群舒考》指导教师为梁启超，其批语为：“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抗战爆发，先生携家入川，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50余年，教学科研始终未尝离开古史与古文字学领域。就是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困境中，先生仍不忘自己所执著一生的学术追求，不顾老病缠身，在1971年拟订的一份“工作计划”中，先生希望能将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结束”，“总想把这些经历和意见及时交给年青的一代去完成这些工作”，而列为第一项的即是“古文字学”。该计划交出后即因受到严厉批判而无法实行，但先生却从未放弃。1978年拨乱反正之初，先生招收的“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就是古文字学方向的，且一招就是五名，并同时为中国社科院代培两人。以80高龄，在助手协助下，率七名研究生开始了《甲骨文字典》的编写工作，可见先生于古文字学之感情。
先生研究古文字，反对“就字论字，旁征博引，冥搜孤讨，臆想居多”，他认为“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的造，也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闭门创造。字与字之间，有相互的联系，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也就是说，研究古文字，要把古文字放在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时代去认识和研究，要有历史的眼光。反之，对于古文字来说，这又是研究古史最好的史料，古文字的形音义，正好表现了古人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客观外界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对古文字字形字义的研究，来探讨古人的思想、观念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先生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原》、《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诸文，均是以古文字的形音义作为史料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历史研究的范文。以史考字，以字证史，这是先生研究古文字学的一大特色，确如梁启超当年所说，这一研究方法使先生终身得享在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间左右逢源之乐。
先生研究古文字的另一特色是破旧立新。对《说文解字》，先生重视其在古文字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但又强调要敢于冲破前人的束缚，敢于“破许”：“研究古文学，要注意每一个字的原意。从前许多文字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说明，有些讲对了，有些讲错了。从前段玉裁和章太炎，都不敢违背《说文》。由于不能打破这个框框，所以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也就有许多局限性，直到甲骨文发现后，孙诒让、王静安先生等，在这个问题上才有些突破。但我认为‘破许’问题，几十年来，还不够大胆。今天研究古文字学，要打破旧框框，认真研究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情况、生活条件、生产工具，众多方面加以考虑。以后每一个时代，文字的发展，也要参考当时的这些条件。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每一个字的本义。我们决不要被许、段的结论所束缚，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对于《说文解字》的“六书”理论及后人解释各异的“六书说”，先生根据自己对古文字的多年研究心得，反复修正（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一过程），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六书解释，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王力先生说：“六书说很多创见，为前人所不及。”顾颉刚先生亦高度评价：“《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一篇，捧读之余，心眼顿豁。如此治学，然后可以直探造字本原，不为旧说所迷罔。”古文字学研究中的“破许”，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现尚有一些治古文字者，墨守《说文》与许说，在甲骨文发现已一个多世纪以后，研究古文字却仍抱定一本《说文解字》，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如此治学，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复何言哉？
《古文字学讲义》系一尚未使用过的初稿。按先生的习惯，讲义总是在实际讲授中不断完善的（先生不少发表的论文，都是在讲授过程中对讲义加以修改后成文的，如《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殷商史的几个问题》、《西周史论述》、《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等）。因此，本讲义应当视为先生尚未修改定型的草稿。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先生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观点和路径，本书将先生关于治古文字学的数篇论文也一起收录其中，读者可通过这些论文了解先生治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自然，先生关于古文字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当以正式发表者为准）。另外，还收录了先生早年所写的《金文嘏辞释例》及《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贡献》两篇长文，前者为治金文者不可不读，后者则是先生以文字证史的一篇范文。先生还有不少关于专门考释古文字的文章，如《陈侯四器考释》、《氏编钟图录附考释》、《士王皇三字之起源》、《对〈金文编〉的几点意见》、《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铭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等，本应一并收入本书，但考虑到一则上述诸文基本都收入到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收入本书有重复之感；再则本书主要是反映先生治古文字学的方法和理论，不收考释性文章也还说得过去。
最后，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巴蜀书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对本书的整理和出版给予了大力的关怀和支持，使我整理祖父遗稿的心愿能得以实现。另外，内子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出力甚大，《古文字学讲义》的录入工作基本上是由她完成的。多年来内子对我的关心和支持，使我能安心于书斋中而心无旁鹜，我的心情绝非一声“谢谢”所能表达。以上所言并非套话，实是我写完这篇简短《后记》时最想说出的话。
徐亮工
二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