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善于对杜诗进行分类研究，故在内容研究方面也往往有创新。卢世提出，杜甫的诗俨然是一部游记。“夫子美之诗而诗也乎哉！从发秦州至万丈潭，从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入天穿水，万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娱可忆之状，触目惊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诸掌上。嗣是金华观，去通泉十五里山水，凿石浦、空灵岸、花石戍，晚州、衡州，莫不随处点缀，尽妙佳领，统成少陵一部游记。”(《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在记录时代的政治军事大事的同时，也记录自己漂泊的经历，说他的诗是一部游记，完全符合实际。卢世认为在杜诗中常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遁世无闷的精神。“至其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则‘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又曰：‘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又曰：‘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又曰：‘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频幽独。’又曰：‘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岁。’又曰：‘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诸如此类，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尘埃之外。遁世无闷者，子美也。子美其犹龙乎？”(《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在人们印象中，杜甫是一位恪守儒家思想、关心国家与社会、热衷政治的人，卢世却为我们揭示出他为人的另一面——空明狂爽，又高又真，多少有些隐逸之情，真是发人之所未发，使我们对杜甫有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卢世对杜甫的技艺诗(主要是论马与论画诗)有精彩的评论。“若夫马之为物，倜傥(榷)奇，高僧爱其神骏。画之一道，氤氲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于斯二事，往往观天而洞微，约略题咏者，有都护骢马，天育骠骥，韦曹画马，又有瘦马，画则奉先刘少府山水，王宰山水，韦偃双松，丹青引，特赠曹将军霸，而少府两儿郎，亦俱拈出，莫不妙极形容，斩新活现。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关至极者，曰‘顾视清高气深稳’，曰‘卓立天骨深开张’，此相马之秘密也。至‘与人一心成大功，与人同生亦同死’，‘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欷歔震荡，终古彷徨。其曰：‘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曰：‘意匠惨淡经营中。’此观画之骨髓也。至‘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则由艺会道，形神俱佳，即不展图开卷，胸中自有万顷烟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昭昭乎进乎象矣。”卢世认为杜甫关于马和画的诗写得好，是他谙熟相马和画的技艺，并能由此而会道。诗要作得好，很多功夫在诗之外。卢世的研究是深刻的，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杜甫和他的诗。
卢世还从诗的角度，对杜诗的风格和特点进行了论述。诗歌有各种体裁，杜甫在运用诗歌体裁时往往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这些体裁，形成自己的特点。卢世论杜甫的七言古诗云：“歌行之有子美，岂非天哉！涉入不得其门径，迎随不见其首尾，世所以题评者亦云殚矣，唯子美自题一语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为简当。盖尽少陵七言古诗，皆即事也。自撰题，自和声，自开世界，自隆堂构。无古无今，即今即古，其坐断古今在此，其融会古今亦在此。”“中间无妙不征，有奇必畅，所谓‘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虫臂鼠肝，俱成龙文犀彩。伟哉诗乎！从有天地以来，仅一子美。”(《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论述有真知灼见。杜甫七言古诗往往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多有创新。内容的创新导致形式的创新。因而杜甫的七古在题目、篇章结构、声韵、语言、技巧上都与传统的七古大不同，但它又继承了传统的七古形式与表现技巧。卢世论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矣。何言乎有用？感天地，动鬼神，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蒿目时艰，动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所谓有用文章，乃工声律者所未尝讲，而子美氏之所独饶也。”“准绳最密，神理纵横，淘练极清，奇葩焕发，时而优游雪淡，下泪偏多，时而跌宕风流，关情更笃。分明古训，降作律诗。以至造化权舆，阴阳昏晓，飞潜动植，表里精粗，但经弱毫微点，靡不真色毕呈。先生自云‘下笔如有神’，良不妄语，他人岂能赞一语哉！只可焚香默诵而已。超前绝后，只古单今，将人世无限情境，俱蟠曲于五言八句，犁然宽然。嗟乎！此杜律也。”(《读杜胥钞余论·论五言律诗》)论述确实高人一筹。杜甫的五言律诗好，首先是它的内容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内容广泛而深刻，其次是诗律技巧多样，精微细致。卢世论杜甫的五七言排律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者犹未足为奇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余，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坐，绝不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佚，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净洗排当之洗，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定局从斯转矣，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揭示杜诗排律成功的秘诀，非常精到。
卢世对杜甫的诗歌艺术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论述。理论来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歌艺术理论必然有超越普通诗人之处。卢世重视对杜甫诗歌理论的发掘，并结合杜甫的诗进行研究，颇多创新。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云：“其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最关痛痒，从来论文，当以此语为首唱。”(《读杜胥钞余论·论摘录》）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认为作家对自己文章的得失了解得最清楚，其说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卢世充分肯定其价值和意义，表现出过人的学术见识。卢世论杜甫的诗细的理论云：“自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子美一生只受用一‘细’字，不止晚节为然，盖诗不细不清，不敢纵横也。‘细’之义大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细”就是精微。艺术只有细，只有精益求精，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卢世论杜甫的诗缓的理论云：“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蓄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作)诗之门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把“缓”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联系起来，认为缓能充分表达精神，使诗有力量，分析非常深刻。卢世论杜甫的清省的理论云：“至其只句，则有‘阴何尚清省’。夫‘清省’原系诗家要诀，故再三提掇，既以之赞曲江，复以之美阴何焉。”(《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杜诗中多次用到清省，确实是杜甫一个重要的诗歌理论术语，即清妙精炼之意，实是诗歌创作与评论的重要标准。卢世论杜甫的新理论云：“《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盖句不新则诗朽，句徒新则诗亡。苟非有新之学问，日新之识见，而唯务新其皮肤，反至面青黄，此又与于陈腐之甚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认为诗的创新非常重要，而诗的新，最重要的是意新，刻意求语言新，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可能使诗速亡。卢世对杜甫诗歌理论的论述很多，如前面已经引过的“即事非今亦非古”，“意匠惨淡经营中”，“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未谈到的还有很多。他完全把对杜甫诗歌理论的研究和杜诗艺术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杜诗的艺术的研究颇多创新。“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既伤其临老陷贼，又困阙而为面别，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云：‘万里伤心严遣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仓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真可使暑日飞雪，午时鬼泣。在七言律诗中尤难。末径云：‘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乃知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崔氏东山草堂》、《暮归》、《晓发公安》三首，皆拗调诗之绝佳者。‘爱汝玉山’前半篇高爽清鲜，操胜于人耳目之外，只可气听，不容言诠。后半篇又直款近情，诙谐有趣，诗之顿放宜如此。‘霜黄碧梧’，全首矫秀，原是悲诗，却绝无一点悲愁溽气犯其笔端，读去如竹枝乐府。《晓发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摇曳洒脱，真七言律中散圣，题云‘数月憩息此县’，而感慨系之矣。《宾至》、《客至》二首，别有杼机，自成经纬，见为衰惫实挺动，见为恭谨实放肆，见为坦率实矜局。总由胸中眼中，酣恣空净，而笔底又有千钧力量。故只当家常说话，而人不知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对于诗的艺术的具体分析往往与内容结合，深入而有高度，非常精彩。
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卢世有很多细致的局部研究。如研究严二别驾其人及与杜甫的关系：“《相从行赠严二别驾》，观黄昏叩门，俄顷胶漆，则严二是一新相知。内云‘紫衣将炙绯衣走，铜盘烧蜡光吐日’，则严二之豪俊可想。继之曰‘神倾意豁真佳士’，又曰‘似君须向古人求’，不啻豪俊，更具肝肠。严氏溪放歌，想即是严二水庄，盖高宴既终，复游别业，子美喜得佳士周旋，故与之长夜语。又思许身相就，松根同煮茯苓，则严二真可敬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用考证的方法，论述杜甫与严二的交游，说明杜甫的交游态度与状况，非常深入。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序与诗俱登神品，盖因临颍美人，而溯及其师，又追想圣文神武皇帝，抚时感事，凄婉伤心，念从风尘洞以来，女乐梨园，俱付之寒烟老木，况自身业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颜，则五十年间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澜莫有阔于此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挖掘思想内容与艺术，都深刻而新颖，有利于读者深刻理解。
四朱鹤龄
一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吴江(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初专力词赋，笺注杜甫、李商隐诗，作品亦颇受杜甫、李商隐影响。明亡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于是自号愚庵。自我评价说：“嫉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著《愚庵诗文集》。主要学术著作有《杜诗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易广义略》四卷、《尚书埤传》十七卷、《诗经通义》二十卷、《春秋集说》二十二卷、《读左日抄》十四卷、《禹贡长笺》十二卷。文集有《愚庵诗文集》。
二
朱鹤龄与钱谦益因研究杜诗颇有一段恩怨。朱鹤龄曾在钱谦益家教家塾，曾以晚辈学者的身份向钱谦益请教杜诗的研究。其时朱注杜诗初稿成，钱谦益授以己稿，欲与朱稿合为一书出版。朱鹤龄整理后，请钱作序，钱未见稿而作序。等后来见朱稿，发现朱稿与自己观点多不同，大为气愤，索回书稿，与朱鹤龄各自出书，两行其稿。不过后来二人都比较冷静，关系又缓和了。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先出，朱鹤龄《杜诗辑注》后出。钱乃为朱书作序，朱在钱逝世后仍对钱在杜诗研究方面的关心表示感激。朱《杜诗辑注序》云：“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抄，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才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壬寅，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钱谦益《吴江杜诗辑注序》对朱注进行了褒扬，并云：“杜诗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其实，钱、朱二书若糅合一书，互相掣肘，二人观点才力均不能充分展示，于杜甫学术未必是好事。而二书分出，两位杜学研究大家各展其才，读者得睹两种杜诗研究名著，实在是天公促成的美事。
三
《杜诗辑注》是一部以注释为主的全面研究杜诗的著作。其内容包括：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诗的编排与校勘；注释；对杜诗的研究。
关于《杜工部年谱》。
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是在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明。考杜甫生平，认为杜甫弱冠时曾游晋地。朱鹤龄云：“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方为吴越之游。”对游晋系年，填补了历来年谱的空白，系年也较为具体，大致可信，对研究杜甫早期的生活与创作有重要意义。朱鹤龄还驳《新唐书》及一些年谱说杜甫依高适为无据。“宝应元年壬寅：或曰：《新书》本传：游东蜀，依高适当在此时。严武入朝之后。按，严武还朝，适领西川节度，公方携家往东川，其时并无一诗与之，不得云依高适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后章彝。彝为留后，可知适未尝兼领东川，而谓之依高适可乎？”(《杜诗辑注·杜工部年谱》)考证详确，所言甚为有理。朱鹤龄作年谱重视材料的依据，所系年多可信。但有时也因调和不同材料，疏于鉴别材料，而出现错误。如：“大历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卒。传云啖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按，《旧唐书》本传云其孙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偃师，《寰宇记》载甫坟在耒阳县北二里，则公卒在耒阳审矣。唯元微之志云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当是卒于耒阳，迁柩岳阳，后乃归葬偃师也。只汲公《诗谱》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訔、黄鹤谱谓卒于潭岳之交，秋冬之际，其说皆未可信，辨详诗集。”杜甫殡于岳阳，当为其孙所言，当可信。殡之地应即其所卒之地。从情理看，杜甫无卒于耒阳而移柩殡于岳阳之理。朱鹤龄首鼠两端，其说实不足取。
关于编与校。
朱鹤龄编杜甫诗集主要受蔡梦弼《草堂诗笺》的影响，即大致将诗系年，而将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作品系在一起。其《辑注杜工部诗集凡例》云：“唯草堂诗笺觉有伦理，今略仿其意，前后以时事为排比。……而于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庶几编年之法，而无其陋云。”应该说，杜甫一生多游历漂泊，用这种方法编排，可以较好地确定杜诗写作的时期，考察杜诗创作发展的脉络，是比较科学的。
校勘版本较好，校勘比较细。主要用一些宋本及《唐文粹》、《文苑英华》校勘。“今遍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一作向)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西郊口(今按，当为“虏”)正(一作骑)繁”，“至今犹(一作残)破胆”，“应(一作犹)有未招魂”，“近侍(一作得)归京邑”，“移官岂(一作远)至尊”。校勘非常细致，可惜未标出所用的版本，这就降低了它的价值。
关于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