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竑对前人改杜诗也有批评和是正。宋、明一些人喜欢按自己的想法篡改原作的字句，这是不良的风气。它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使原作失真。其甚者更使原作造成不可解读。杜诗的遭遇也是如此。唐元竑说：“‘风吹沧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是‘去’字之误。晦翁创造之，可谓少陵功臣，至‘朝廷烧栈北，鼓角满天东’，初无误字，倘因蜀有漏天之说，遂改‘满’为‘漏’，则‘烧栈’字对‘漏天’亦须为之说始得，岂可使杜句偏枯至此耶？今集中因晦翁语竟改‘满’为‘漏’。又‘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须溪谓‘失’字好，盖据‘云归拥树’例耳。不知在彼则字工，在此则意晦矣。今集中亦竟为‘失’字。其余妄改未能悉数。昔山谷欲改东坡‘白头’字为‘日头’张文潜以告，坡曰：黄九欲改作‘日’字，我亦无奈他何。吾欲援此语为公叫屈。至如‘新炊间黄粱’改‘闻黄粱’，‘行蚁上枯梨’改‘倒蚁’，‘娟娟细蝶过闲幔’改‘开幔’，‘把君诗过目’改‘过日’，‘因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一小说改上句云‘不知贫病关何事’。改尽如此，九原有知，当亦冁然。”(卷二)朱熹所说系理校，而其余例证皆系妄改。这些批评虽然严厉，但完全是正确的。唐元竑对杜诗也有所批评。如《少年行》批评杜诗意与题不合。他说：“少年行‘老瓦盆’一首，意亦佳，然与题不合，几于失旨，吾无取于此。”(卷二)批评“流落剑三千”辞不达意。他说：“《寄贾严二阁老》诗：‘苍茫城七十，流落剑三千。’梦弼注：剑阁三千余里。是也。洙注引《庄子》‘剑士三千’，非是。但‘剑南’、‘剑北’、‘剑外’字单用皆可，‘剑三千’不可。”(卷一)所批评甚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元竑研究杜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他不被历来注杜和说杜者的牵强附会所蒙蔽，努力体会杜诗的真意，求得杜诗的真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杜诗捃提要》)这个评论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宋明时评论杜甫的作品，一般只评诗，不评文。唐元竑评诗也评文。评文，是对杜甫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唐元竑论杜文像论杜诗一样，也往往由对作品的论述而进到对杜甫的论述。论《天狗赋》等，进而认为杜甫性刚负气，颇似陶渊明。他说：“公所进《天狗赋》《雕赋》在《三大礼赋》之先，皆引以自况。使其见用，风概可想。昔靖节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公仿佛似之。晦翁云：隐士大多负性气，当知儒门自曾子以下，无论隐显，必有一副劲骨。不如是，如何表见千万世耶。独自颜子，其劲骨无从而见之，故仲尼称其好学。比其死也，曰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于时。曾子现在《大学》传。曾子，仲尼尚未许其能好也。《易·乾》曰：自强不息。《坤》曰：厚德载物。刚盖用以自克，岂用克人哉，则圣门所谓学可知矣。”(卷四)进而论述儒者的刚，是用以自励，是自强不息，是好学。这也是对杜甫的刚的诠释。唐元竑还通过分析杜甫的《东西两川说》认为杜甫有经世之才、良吏之才。他说：“《东西两川说》欲分诸羌部落，各自统领，不使羌王得专其命。此论最妙。汉晁贾之策亲王也，尚曰众建诸侯而小其国，况蛮夷乎！至于蛮夷畏汉法治之，诚宜宽大，勿轻扰之。赋敛宜薄，非宽富人，宽富人乃以宽贫人也。观其处分，井井谭兵羌，利弊亦甚悉，岂得谓非良吏才乎。昔人谓右军具经世略，惜为书法所掩。唯公亦然。今人但知其能诗耳。”(卷四)历来人们都沿袭新唐书的说法，认为杜甫喜谈论时事，高而不切。唐元竑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杜甫的《东西两川说》看，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提出的对策是有力的，具有可操作性，说明杜甫并非不谙政治的夸夸其谈者，而是有政治才能的。唐元竑还通过《皇甫淑妃神道碑》的研究，探讨了唐代的妃子制度和杨贵妃专宠以前宫中后妃的情况。他说：“《皇甫淑妃神道碑》题称‘唐故淑仪赠淑妃皇甫氏’。按，唐因隋制，皇后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开元中，玄宗以一后四妃，本法帝喾，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法。乃于皇后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下。此即不称妃，此武惠妃所以礼秩一同皇后也。今妃卒于开元二十三年，惠妃尚在，应用三妃之号，而制曰‘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册赠淑妃’。其后太真亦仍称贵妃，盖复依旧制矣。据碑文，妃薨时年已四十二，而文中云‘上以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于御手，见寝始回于天步’，亦可谓宠幸不衰者。考其时，武惠妃正承恩宠。年亦四十，又未巳亦卒，而太真始进，遂至专宠。其后六宫无复进御，即江妃不得分宫中一席地矣。然则妃死于二十三年，亦不幸之幸乎。”(卷四)考证精详，有裨于史学。
综上所述，《杜诗捃》对杜甫和杜甫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还对相关的唐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学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有开拓与创新。
《杜诗捃》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见解与判断有明显的错误。杜诗“白鸥没浩荡”本是正确的，而认为不符合句法，反赞成“白鸥波浩荡”。他说：“‘白鸥没浩荡’宋敏求定作‘波’字，极是。东坡说非也。毋论鸥不解没，但‘没浩荡’无此句法。”(卷一)“没”即消失之意，为动词，用“没”字正构成一标准的主谓宾句子。而“波”用在句中，没有谓语，则句不成句矣。苏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其次，在论说中大谈命运，宣扬迷信。他说：“《赠郑广文醉时歌》，精妙不必言，事后追考之，颇似一篇挽诗。与其生平历履，句句贴合。公无前知术，何由得此。昔人画龙点睛则飞去，画女子刺心即痛。伎艺到绝处，岂有神灵凭其笔端耶？诗有谶若此，毋怪今人动多忌讳，见贫病老死字，弃去不肯竟读也。然郑之饿死命也，不因公此诗。其千古犹有生色，则实以此诗故，殆难为俗人言。”(卷一)唐元竑生在一个迷信气氛很浓的时代，自己又不得志，故特别信命运，也喜欢从命运的角度论杜诗，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非常荒唐，故也就成为他论杜诗的重要瑕疵。第三，版本不好，多受误导，多发谬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唐元竑所读殆为黄鹤补注本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版本，本为坊刻，错误较多，一不留神，便跟着误本犯错误。《赠田九判官梁亡》“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认为“春苜蓿”不对“汉嫖姚”，实际上是刻本误刻“秦”为“春”。而论文中所引的苏轼议论，其实并非苏轼议论，而是注中的伪东坡《杜诗故实》。如本文前所引，即可作为例证。伪《杜诗故事》本来低劣，引入文中，无论赞成、反对其观点，都降低了自己论文的质量。不过这些瑕疵是次要的，无法掩盖其论文的重要价值与光辉。
六王嗣奭
一
王嗣奭(1566—1648)，字右仲，一字于越，别署偁翁，观贞居士。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世居甲邨。少有异才，擅文名。万历中乡举，赴吏部谒选，署浙江黄岩教谕。为浙江宣平教谕，任江南宿迁知县。降为福建建州经历，崇祯时补永福知县。任四川涪州事，与上官有矛盾，被劾罢官。清军南下，拒不薙发，为民，年八十三卒。
王嗣奭年幼即好诗。他自己说：“因忆先子永福公好讽古人佳诗，花前月下，小酌半醺，辄曼声歌之以自娱。奭幼戏膝前，为之踊跃，歌罢又为讲解，故奭未成童谙音律，私学为诗。”(《杜臆原始》)王嗣奭研究杜诗是在中年和晚年。四十三岁居父丧，开始潜心研究杜诗。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他说：“居先子忧，始遍阅古人诗。阅及老杜，觉有心会，随覆阅之，光景又别。愈阅愈深愈远，若探渊海，汹然不得其涯，靓然不测其底也。然于诗之为道，似觉憬然自信，而泓然入有余地。”(同上)（二）在宣平时，读杜拟选杜并笺语，未完成。“至己未，吏隐宣平，复阅杜集，妄欲精选一帙，附以笺语，业撰弁言，而竟不能就。”(同上)（三）在涪州时笺杜诗。“乙亥承乏涪牧，以公事与上官左，议戴盆。偶得杜集以遣日，间用笺语，忆旧笺茫如矣，而暗合尚多。”(同上)（四）罢官后研究杜诗，完成《杜臆》。所著《管天笔记外编》中，也有很多论杜的精辟见解，与《杜臆》相发明。他说：“归而友人杨南仲究心杜诗，方著《水中盐》，又索观余笺本，而窜改混淆，欲手录畀之，而多所未安，且寥寥不成书也。偶有触发，遂逐章作解。易解者解之，不易解者姑置之。解及之章，十可七八，引申触长，往往得未曾有。盖精之所注，行住坐卧，无非是物，夜搜枯肠作真人想，朝拈枯管作蝇头书，八十老人不知倦也。草成而名之曰臆。”(《杜臆原始》)《杜臆》的具体写作时间是甲申(1644)九月望日，乙酉正月初度，撰写过半。端二日竣事。冬日，撰《管天笔记外编》。丙戌(1646)重九次日，覆阅《管天笔记外编》。仲秋又阅《杜臆》有所改补。季冬又阅过。王嗣奭的《杜臆》和《管天笔记外编》(有关论杜诗部分)虽成书较快，但成书在其晚年，是他一生研究杜诗心血的结晶。其写作准备，从最早作杜诗研究札记算起，有近四十年。有的心得则是他一生思索的结果。他在《新安吏》中说：“余年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上得此解(解指：“据注，谓郭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时，且御士卒宽，郭仆射熟于人口，就其易晓者言之，俾无所惧而勇往收功，报效朝廷，非指宽慰士卒而已。”)，为之一快。”(《杜臆》卷三)《杜臆》是他学术研究最辉煌的成果，也是他人生的寄托所在。晚年，甘做遗民，效伯夷叔齐，说：“吾以此(《杜臆》)为薇，不畏饿也。”足见《杜臆》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食粮。
二
王嗣奭研究杜甫和杜诗，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文学思想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杜臆》，就是明确表示自己运用儒家以意逆志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方法。他说：“草成而命名曰臆。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杜臆原始》)注重研究杜诗的思想，研究杜诗所表现的社会，从而对杜诗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这个研究方法基本是正确的。他评论诗的内容的基本标准就是儒家的思无邪和忠君爱国思想。他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苟思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忠，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真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所谈是作诗的方法，也正是他始终坚持的评诗的标准。因此，“思无邪”是王嗣奭评论杜诗的最高准则，而在具体评论中常用儒家的“温柔敦厚”作为衡量的尺度。他在《萤火》中说：“《麂》诗似作于放逐之时，‘衣冠’‘盗贼’语犹似微有芥蒂，此诗作于飘零之后，心平气和绝无尤怨，温柔敦厚之意自在。前后数作皆然。余以此公为闻道，非谀也。”(《杜臆》卷三)他对杜诗的温柔敦厚极为称赏，有时对杜诗有违温柔敦厚也有指责。他在《玉华宫》中说：“赵云：‘……太宗创业之主，劳人费财，废时逸豫，故诗人讳之曰不知何王殿也。’其言凿凿有据。然‘不知何王’，似非忠厚语，说到‘美人黄土’‘故物石马’，俱非臣子所忍言，此犹不决之疑也。”(《杜臆》卷二)批评杜诗违背温柔敦厚，也不留情面。王嗣奭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他始终坚持用儒家的正统思想来评论杜甫和杜诗。
王嗣奭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首先，王嗣奭对杜诗的思想内容有创造新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王嗣奭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信奉儒家思想，和杜甫的经历与思想有相似之处。他研究和揣摩杜诗的思想内容，往往很细很深，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