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道士葛洪为了使道教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更大量地援儒入道，用儒家的伦理纲常补充并改造道教，建立了士族道教的理论基础。他的著名著作《抱朴子》，“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抱朴子外篇·自叙》，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３４６页）在他身上儒、道是结合很紧密的。他在这部书中极力强调儒、道的一致，认为道为本，儒为末，两者密不可分。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１６７－１６８页）是说崇儒鄙道是不对的。他又说：“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凤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同上，第１２６页）此他认为两者各有用场，既“未可专信”儒学，也“未可孤用”老氏，应使两者相辅而行，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在以道本儒末的观点论述儒、道一致的同时，又强调了儒学的重要作用。他在《外篇》中专有《崇教》一篇，所崇的就是儒家之教。他认为要坚固礼教之大防，非崇尚儒术不可。“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堤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栉节艺文，释老庄之意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在这里，道教学者的葛洪反而把儒家的六经看成是正道，而把释老庄看成为不急之务，表现了他重视儒学的程度。正因这样，他把实不实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能否成仙的根本条件，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４７页）时又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评判道教善恶行为的标准和规定道教戒律的尺度。如他在《微旨》中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须积善立功”，诸如“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人之急”等算是善，反之，“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弄法受赂，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憎拒忠信，不顾上命”等算是恶（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１１４－１１５页）。为行此恶事，就会被司命“夺纪”而“早死”，根本无希望长生成仙。这种思想到宋明时发展成十分流行的功过格思想。
这个时期所出的一些道教戒律书，又把儒家的伦理纲常引入戒律。如约出于前秦至北魏初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唐长孺在《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中断此书出于前秦到北魏初）云：“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为人若不能与法戒相应，身心又无功德，欲求天福难矣。”又说：“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
道教在汲取、融合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汲取、融合佛教。不过这主要出现于东晋中叶以后，在这之前的道教经书和著述，基本上未受佛教影响，或所受影响甚微。如东汉所出的《太平经》，虽有某些与汉译佛经相同的词汇，如“本起”、“三界”、“十方”，和老君降诞时“九龙吐水”浴身等（分别见王明《太平经合校》第１、２、８页）。些皆仅见于《太平经钞》甲部（原《太平经》仅残存五十七卷，其甲、乙、辛、壬、癸五部全佚，其余几部各亡佚若干卷），而不见于其他部分。据王明先生考证，现存《太平经钞》甲部乃是伪书，它并非据《太平经》所抄，而是据晚出的《灵书紫文》及《后圣道君列纪》等抄撮而成（王明《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该文考证《灵书紫文》约出于葛洪至陶弘景之间。）因此不能以此认定《太平经》已受佛教影响。至于该书一再出现的“守一”，更非来自佛经，而是来自道家。《老》、《庄》始称“守一”为“抱一”，如《老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管子·心术上》称“守一”，云：“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相反，早期佛教译经使用之“守一”，却是来自道家和道教的（说已见前）。
《太平经》之后，大体可以确定为东晋中叶前所出的现存道教经典和著述中，如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张鲁《老子想尔注》，魏晋所出之《黄庭内景经》和《黄庭外景经》以及东晋葛洪《抱朴子》等（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已著录《黄庭经》，据《抱朴子外篇·自叙》，葛洪于建武中著《抱朴子》，则《黄庭经》已在晋初元帝建武（３１７－３１８）前成书。《黄庭经》后分《内景》和《外景》，对《内》《外》二景何者先出，何者后出，有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先出《外景》，后出《内景》，如欧阳修等。王明先生认为《内景》先
出，西晋武帝太康九年魏华存即得《内景经》，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左右出《外景经》，见《黄庭经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皆无汲取佛教思想的痕迹。可信为三国吴葛玄《老子道德经序诀》第一段有“布气于十方”，“阐教八方诸天”，“老子之号始于无数之劫”等语，似采自佛教《本起经》对佛陀的描写。或为魏晋所出的《河上公老子章句》有“十方”之辞，东晋初或其前所出之《西升经》有“三业”、“六根”、“因缘”之语，或为西晋所出之《开天经》有“万劫”之辞（《开天经》载《正统道藏》，亦载《云笈七》卷二。不明撰人。唐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僧事》第七云：“《三皇经》鲍静（靓）所制，《开天经》张泮所造，《化胡经》王浮所制。”鲍靓和王浮皆西晋惠帝时人，张泮或亦西晋人也）。晋前所出之《太上灵宝五符序（经）》有“众生”、“万劫”之语（《太上灵宝五符序》，实即《灵宝五符经》之讹，载《正统道藏》。《抱朴子内篇·登涉》几段引文，皆见今本下卷，《抱朴子》作于东晋元帝建武中，证明《灵宝五符经》出于东晋之前），皆源于佛教。但总起来看，这些书所受的佛教影响皆不深。这种情况，与当时佛、道二教本身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即从汉至魏乃至西晋，佛教势力尚小，而神仙方术、黄老思想和老子的神化则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因此那时主要不是道教依附和汲取佛教，而是佛教依附和汲取道家和道教。所以上面反映出来的东晋以前道教汲取佛教很少，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