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1987至1995年间我所写的研究胡适的大部分文章。其中《胡适与抗战》是1987年为在南京召开的一次民国史国际研讨会所写的，曾被收载于该研讨会的论文集。《胡适与蔡元培》一篇，原题为《蔡元培与胡适》，是1988年初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10周年而写的，曾收载于《论蔡元培》一书。《胡适与所谓北大南迁的问题》、《胡适与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风波》，是同年为《团结报》写的两篇短文。《胡适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写于1989年初，被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于当年4月出版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一书。同年夏，我把原写于1984年的《胡适与陈独秀》（收入《胡适研究论稿》中）一文加以扩充和改写，这里是第一次发表。《“社会的不朽论”———中西合璧的价值观》、《胡适与国语运动》两篇写于1990年，是应台湾同行之邀，为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而写的（台湾学术界于这年12月在台北举行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大陆，也是第一次发表。《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和《胡适整理国故平议》两篇都写于1991年，前者是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而写的，后者是为当年在胡适的故乡———绩溪县举行的首届胡适学术讨论会而写的，曾在《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上发表。《胡适的两首情诗》写于同年，发表在《团结报》上。《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一文是为当年在沈阳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研讨会而写的，会后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上发表。1992年是中华书局创办80周年，我应邀为他们的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撰文，这就是《胡适与梅光迪———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这篇文章的由来。1995年6月，在上海举行“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我在国内主持的第一次国际性的胡适研讨会。《胡适与〈新青年〉》是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现在在这里是第一次发表。
本书附录的第一篇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是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而写的。文章虽不是专门讨论胡适的，但却与胡适研究关系至为密切，曾在海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所以也收录在这里。第二篇《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本是为我自己主编的大型资料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写的序言。稿成后被《近代史研究》的编辑朋友索去先发表了（载《近代史研究》，1993（6））。以下各篇，都是最近几年为朋友们编著的书所写的序。虽是应邀随手草成，文章都很短，但也还关涉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尚有可存的价值，所以也收在这里。
收在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均依原样，不曾修改。我很不赞成像章太炎先生那样，暗改已经发表的文字，那会给读者和后来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的言论著述和活动，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个人的历史，我们应当堂堂正正地面对它。如自己发现有错处，应该明明白白地声明和改正，而不宜暗改。
早在1979年，我就有写作胡适传记的考虑，曾写出十来万字的草稿。但研究的实践使我觉得，对胡适这样一位有复杂的经历、有多方面重大影响的人物，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多作一些专题研究，似更为必要。这种研究作得越充分、越深入，我们对胡适的了解才能越接近真实。
我的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集《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于1985年。那时，胡适研究作为一项重大的学术课题，刚刚走过起步的阶段。感谢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那本书起到了超过我所预期的作用。从那时以来，胡适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人说，胡适研究俨然成了“显学”。当然，对胡适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人们的认识与评价仍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作胡适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统一人们的认识。当年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们，即《新青年》的同人们，尽管他们关系相当密切、目标相当接近，但他们并不求“统一认识”。他们甚至认为，以新文化相号召的人，如果要“统一思想”，那是很不光彩的。我在周明之先生著的《胡适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的中译本序言里曾说，强求思想统一，其结果只能造成思想的僵化，也就是愚昧。在胡适研究这项课题上，我希望通过研究和讨论能逐渐推广这样几个观念，也许还不算是妄想。第一，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我们应持一种研究和评判的态度，一味地歌颂或一味地诋毁，都是愚昧的表现。第二，在研究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互相尊重，提倡实事求是的、平心静气的讨论，不要搞意识形态化的大批判。第三，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收获，就是从前人的经验智慧中挖掘有用的资源，帮助我们去应付当代的挑战。
少年时，我非常喜欢拜伦的一首诗，这诗说：“世界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驮着它走；各人驮的方法不同，最蠢笨的是约翰牛。”我今天想套用这首诗，用这样一段话来做全篇的结束：历史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驮着它走；各人驮的方法不同，有的聪明，有的愚蠢。
耿云志
1996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