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当时在《新青年》上并未引起反响。至1918年11月，国人庆祝协约国胜利，国外政治思潮沛然以入中国。李大钊乃有《Bolshevism的胜利》（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一文发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过一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又出“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时的《新青年》已是高度政治化了。
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了较多地谈论政治问题，乃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当时胡适回绩溪奔母丧，基本没有参与其事。后来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但基本上都是文艺性的。《新青年》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们，不热衷于谈政治的实居多数。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等都倾向于多做思想文艺方面的文章。由于7卷以后的《新青年》内容高度政治化了，原有的大部分编者和撰稿者都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了。此时，《新青年》又改归陈独秀主编。1920年1月，陈到上海，以后的《新青年》即在上海编辑出版。从第8卷起（1920年9月以后），《新青年》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其内容绝大部分是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原有的编者和撰稿人，都更加不适应了。陈独秀自己也觉得，“《新青年》色彩（当然是说政治色彩———引者）过于鲜明”，“亦不以为然”（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但陈独秀说，刊物之所以变得如此，“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陈独秀的话，自然不错。但刊物由同人轮流编辑，改为陈独秀一人主编；由原在北京编辑，改为在上海编辑，而陈独秀又把具体编辑工作委托给年青的共产主义者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去做。这恐怕反过来又是“京中同人来文太少”的“一个重大原因”。
胡适是一个有自己的主张和信仰的人。他虽待人随和，有绅士风度，但在他认为原则的问题上，是不肯依人俯仰的。《新青年》由一份思想文艺性的杂志，一变而为宣传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他肯定是不能满意，也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份杂志毕竟是陈独秀所创办的，而且陈独秀始终是大家公认的《新青年》的核心。胡适公然反对，有所不便。1920年12月6日，陈独秀自上海写信给他和高一涵两人，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想“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要求北京同人多做文章。这时，胡适觉得是说出他的看法的适当时机。于是他回信给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页。）。用语有涉尖刻。他提出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自第9卷第1号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个办法出自陶孟和，他认为，《新青年》既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前两种办法。但胡适的回信引起陈独秀很大的不满。认为第一个办法是反对他，与他闹分裂。第二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尤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第三条办法，他更是大生气。
胡适的回信不是争意气。他确是希望办一个很有分量和影响的专注于思想艺文的杂志。他也确不赞成那种单调地宣传主义和政治的做法。但既然陈独秀误会他的意思，他便取消第一与第三条办法，并且把第二条中“宣言不谈政治”的意思也放弃，只提出一条：即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都曾分别对此事发表意见。我们不妨把他们的意见分别列举出来。
李大钊：原对胡适的一、二两条办法均认为可行。稍后有信给胡适说，玄同、启明、豫才皆赞成第一个办法。这中间有另一位《新青年》同人写信给胡适说：“守常先生来说，‘无论谁办，只要是《新青年》的人，事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好是简直不办’。”（引自原件。）但在胡适向北京同人征求意见的信（1921年1月22日）上，李大钊签注的是：“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1页。）随后，李又取消上述意见，“改主移京编辑之说”（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1页。）。
钱玄同：始终倾向于另办一个杂志。他在1921年1月29日的信上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似‘情’字之误———引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新青年》的意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92～29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于1921年1月3日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兄弟二人认为三条办法“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办法，而第二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2页。）（这里应说明一句，鲁迅以为胡适“宣言不谈政治”的用意是为了换取当局的优容，这是对胡适的极大误解）。后来在胡适1月22日征求意见的信上，鲁迅和周作人都主张“赞成北京编辑”。但他们认为“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鲁迅又加上一句：“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同上书，11页。）
陶孟和：前面提到，他最初提议停刊。在陈独秀等人反对之后，他在胡适1月22日征求意见的信上签注：“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同上书，10页。）王星拱赞成陶的意见。
《新青年》的另两位重要撰稿人高一涵、张慰慈，皆赞成胡适的意见：即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对上述情况我们可略作分析。当时《新青年》同人事实上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陈独秀为首的，他们把《新青年》移到上海编辑，实际上已把《新青年》办成共产主义者的刊物了。另一部分仍留在北京，他们都是陈独秀把《新青年》从创刊地上海带到北京后，陆续加入的。大多数是大学教授，都有自己的专业，他们喜欢办学术文艺性的杂志。《新青年》发生的急剧变化，他们都有些不适应，或者说，他们跟不上陈独秀等人激进的步伐。而胡适、陶孟和等人，在政治上是倾向于欧美自由主义的，对共产主义、对苏俄，在当时虽然还谈不上反感，但毕竟有较大距离。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认为《新青年》应该就照陈独秀当时的办法办下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办一个学术文艺性的杂志。为此，或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或者另办一个杂志。由此可见，不是胡适反对陈独秀，也不是胡适一个人不赞成《新青年》当时的编辑方向。甚至连陈独秀本人也觉《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不妥。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态度颇有些为难的样子。从政治上说，李大钊当时与陈独秀是基本一致的。但他身在北京，与北京同人中的多数人皆有非常良好的友谊关系。况且他本人也具有学者气质，他很能理解北京同人的意思。这是使他对《新青年》如何办法，意见不能一贯的重要原因。
《新青年》后来没有移回北京编辑。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实在太少，你们作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3页。）
这就是《新青年》分歧的最后结局。北京同人没有另办一个学术文艺性的杂志，但《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五
从前的论者都把《新青年》的分裂归罪于胡适。第一，这不符合事实；第二，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
如前所述，《新青年》的分裂倾向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不自胡适提出《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始。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由胡适接编，而《新青年》陷于停顿。从前说，胡适接办后，《每周评论》变质。这是没有根据的。假如《每周评论》变成一种与当局妥协的刊物，那么它就不会在胡适任主持人时遭到封禁了。陈独秀出狱后，因经此次入狱的大刺激，其政治态度更加急进。陈氏基本上是个有理性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极易受刺激的人。青年时期，南京乡试的一段经历，促使他变成一个传统的叛逆者。此次入狱的刺激，使他更加激烈地反抗现存秩序，更加革命化。陈9月出狱，10月经同人商议，《新青年》恢复出版，交由陈独秀一人编辑。1920年1月底，陈独秀赴沪，此后《新青年》的编辑便转到上海。陈独秀此时政治活动大大增多，一人无法坚持每月编辑一本杂志，乃吸收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参加编辑。随之，《新青年》逐渐变成宣传俄国革命、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了。这同原来在北京由同人轮流编辑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已完全不同了。陈独秀早已察觉到，《新青年》的这一变化，北京同人未必能理解、接受。他于1920年4月26日即曾致信李大钊、胡适，请他们研究今后《新青年》如何办。所以，至少在这时候，分歧意见已经产生了。分歧之源在于陈独秀带动《新青年》急剧革命化了，北京多数同人跟不上。所以，把事情说成是胡适挑起分歧，胡适造成《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实在离开事实太远了。
其实，一群共过事的知识分子，因思想认识不同，或政治态度、政治见解不同而分开，乃是极自然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更用不着立一道德法庭，审判造成分裂的罪人。上面列举《新青年》主要编者和撰稿者的态度，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赞成大家勉强凑合在一起的，几乎最后都主张或移回北京编辑，或另办一个杂志。而这都是陈独秀所不愿意的。钱玄同、鲁迅等人更明白指出，分裂是不可免的事实，不如听其分裂，可见当时他们谁也不认为分裂是一桩罪过。只有陶孟和起初因担心同人间感情上的破裂而宁主张停办、不主张分裂，后来，他也赞同移回北京编辑了。
在《新青年》的同人们看来，不许个人有独立思想，而主张强行统一思想，或维持貌合神离的统一，才是最丢脸的事。陈独秀本来就因为敢于独立思考，并号召青年独立思考而被人尊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新青年》也是因为提倡思想解放而被目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倘若放弃独立思想，主张维持思想统一，那么陈独秀就不成其为陈独秀，《新青年》也不成其为《新青年》了。历史上，只有封建帝王、宗教教主才是强烈要求统一思想的。一个现代人，决不应存此梦想。
从此后的事实发展看，《新青年》的分裂，基本上是尊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同尊信自由主义的人之间的分裂。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分作三大派，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自由主义，一是保守主义，在反对保守主义时，前两者常有一定程度的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新青年》的分裂，主要是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分裂。因为在当时，他们两人实有资格分别代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倾向。我在《胡适与陈独秀》一文中，对他们两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政治上的异同，已作过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这里不重复了。至于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已非本文讨论的范围，这肯定是值得大家花很大的精力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