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交谊甚深，但后来他们两人分别成了两个对立的知识界营垒的领袖，出于政治的原因，人们很少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以致对他们的关系的由来和发展、他们的思想见解上的异同，人们并不很清楚。
一
陈独秀办《新青年》，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胡适与陈独秀即因《新青年》而缔交，他们的中介人是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名炼，以字行）。汪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主编《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那时陈就住在汪所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里，他们的友谊可谓胜过手足。汪是绩溪人，与胡适是同乡，他比胡大13岁，陈独秀比胡大12岁。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便小有名气，加上其父亲在地方上有一点声名，所以在外谋事的同乡差不多都颇看重胡适其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第2卷第1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10月6日，汪孟邹即将杂志寄给在美读书的胡适，并写信告诉他，此杂志“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汪孟邹致胡适的信（1915年10月6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259～262页。）。这是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与胡适发生联系的开始。信中提及的秋桐，即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胡适先曾在《甲寅》上发过文字，也与章士钊通过信。而陈独秀“二次革命”失败后逃日，常往来于章士钊处，并为《甲寅》写过文章。《甲寅》杂志归亚东图书馆经销，汪孟邹将每期杂志寄若干份给胡适，请他在美分售给留学界。有此一段渊源，故作如此介绍，以便于胡适对陈稍有了解。近年海外有人考辨说，胡适早在《竞业旬报》时期即已与陈独秀结识，这是无根据的猜测。如果那时已经相识，陈独秀何不直接写信给胡适，而要汪孟邹代为介绍并转达约稿之意？
陈独秀此时是个热烈的西化论者，对于海外深造的学子期望甚殷，对早有文名的胡适更是如此。所以，一再催促汪孟邹，定要恳请胡适赐稿给《青年》杂志。两个月后，汪孟邹又写信给胡适，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从这里可以见出陈独秀为人的恳挚。胡适那时正着手预备博士论文，同时又开始进行文学革命的尝试，所以忙碌得很。但耐不过年长的老友再三代人催促，加上《青年》杂志本身确也很具吸引力，胡适乃于次年2月初，赶译出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同时写一封信，很坦率地对杂志所登薛琪瑛译的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提出了批评。陈氏十分重视胡适的意见，回信表示“仰望足下甚殷”，盼他早日“返国相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4页。）。
胡适与《新青年》结缘，真是如鱼得水。胡适的成名，虽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但陈独秀与《新青年》实在起了关键作用。我们上面说过，胡适当时甚为忙碌，如果不是陈独秀的恳切催促，胡适不一定那么早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他那篇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正是在陈独秀催促下写成的。原来，反映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八不”主义，最早是在写给朱经农的信中提出的，后来在给陈独秀写信时再次提到，陈独秀立即回信要他“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独秀文存》卷三，1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胡适遵嘱照办。于是，1917年1月，这篇文章便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登出，并且立即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接着在下一期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大声宣告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独秀文存》卷一，136页。）由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把“文学革命先锋”的头衔颁给胡适，胡氏一生在学界得享大名，其肇端即在于此。陈独秀在文中宣布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独秀文存》卷一，136页。）陈的文章如同一篇革命的檄文，以其磅礴的气势弥补了胡文的不足。把他们两人的两篇文章合起来看，才真正够得上文学革命的开场锣鼓。自此伊始，陈、胡并列，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的领袖。
在文学革命问题上，陈独秀不仅全力支持胡适，而且发挥了他作为主帅的作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许多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对文学的本质、新文学的美学价值等都有独立的阐述。他特别鼓吹法国式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但他对文学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学术性的讨论变成为一场文学革命运动，他以一往无前的精神，领导了这一运动。因而文学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与他分不开的。
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文学革命这段历史，人们有许多很偏颇的不合实际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既然没有“革命”的字样，文学革命运动便与他无关。显然，陈独秀本人就不可能同意这种极端片面的意见，这在上引文中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还可以引证钱玄同的文字来证明，当时参加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分子都承认胡适作为发难者的地位。钱氏在1917年7月2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议论以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转引自《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58页。）就连鲁迅也不否认“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第四卷，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胡适回国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这时，在陈独秀周围聚集了一批思想锐敏、才识不凡的新派人物。他们不仅在文学革命方面共同奋斗，而且在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破弃旧学樊篱、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批判专制主义、鼓吹民主自由等方面，也是在同一阵线上协同并进。而胡适与陈独秀两人，其思想主张更为一致。这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的，我们不详论。这里略谈一谈过去不大被人注意的方面，即胡适与陈独秀在北大推进教育改革方面的合作。
胡适的入北大，主要是陈独秀引荐的。先是蔡元培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就职。他决心要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特别属意于文科的改革。为此，他极力延揽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当时在北京医专任校长的汤尔和及在北大预科任教授的沈尹默（两人皆隶浙籍）都向蔡力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本蔡元培在清末搞革命活动时的旧友，此时办《新青年》已有全国影响，蔡遂决定延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受命后于1月13日到校视事，他考虑的第一件事也是延揽人才。他首先便想到胡适。他写信给胡适说，蔡元培“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6页。）。由此信可知，陈独秀在答应蔡元培的约请的当时，就已决定荐胡适来北大，而且准备把文科学长的职位让给他。胡适自然不能冒昧地接受，他只答应回国后愿到北大任教。1917年7月，胡适回国抵上海，专等陈独秀到沪商决北大任教事，然后才回家乡去见他相别整整十年的寡母。
陈独秀到沪是为主持北大招生事。在与胡适见面之后，8月9日，他写信给蔡元培说，他自己“尚有琐事料理未清”，月内恐不能回京。知京中校务甚忙，“亟需有人相助”，故提议“请胡适之君早日赴京，稍为先生服劳”。信中甚推胡适有才干，说“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独秀初与胡适见面，即如此推诚信重。他在信中还就胡适到校后的工作与待遇提出建议。说：“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学六时，将来必不止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彼到京即住校中（鄙意新落成之寄宿舍，宜多请几位久留欧美，起居勤洁之教员居住其中，以为学生之表率）。”（《档案与历史》，1986（2）。）陈独秀几乎为胡适安排好了一切。
胡适于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北大教授。陈、胡两人相慕已久，从此相与共事，一面同办《新青年》，导扬新文化；一面合力谋划北大文科的改革。如果说在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视胡适为先锋，那么，在北大改革中，则更倚为军师。因为，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胡适比北大的其他教授有更大的发言权。而这时的陈独秀正醉心于西方的教育文化，对胡适的大胆创议无不信从。首先，他们严订学习与考试的制度，以求改造旧北大由官僚子弟们酿成的只为求资历而无心求学问的恶劣风气。其次，他们效法欧美大学，实行选科制。胡适作为创议人，亲自拟定了有关章则，陈独秀则全力赞助。他们调整课程设置，尽量增设新学科。他们极力提倡学术研究，创办研究所。他们又创议实行教授会制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基础。他们极力扶助各种团体，胡适亲自倡办成美学会，力助热心向学而家庭贫寒的子弟。他们大力支持新潮社等各种文化学术性团体，赞助工读互助团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改造旧北大，推动新文化运动，改变一代青年人的思想，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活动中，陈、胡两人的密切合作，加上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实是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他们两人在新文化运动和北大改革中密切合作，所以，后来新旧思潮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反动营垒的攻击也就首先集矢于他们两人，陈独秀尤为反动派所忌恨。有一封匿名信是这样写的：
字付陈独秃、胡闹及狐群狗党知悉：汝等左道惑人，甚于黄巾、白莲。大逆灭亲，洋屁毁圣，肆无忌惮，大逞凶威，自谓真可矣了。不知人神共嫉，天地不容。汝等狗命不值一个小炸弹。但现在有欲花这冤枉钱的，将你们除削了，投诸豺犬。我看你们虽是捣乱分子，甘冒不韪，也是无见识，杀之亦可惜。然权不在我，你们可防备着点。见你阎王爷，教训教训你们。
这是何等刻毒的谩骂！如果说，这或许只是穷愁没落的旧文人搞的鬼，那么大名鼎鼎的林琴南，写《荆生》、《妖梦》等小说来影射，攻骂陈、胡等人，便代表了上层守旧营垒的态度了。然而更大的压力却是来自北洋军阀政府。当时盛传反动当局胁迫蔡元培惩戒陈、胡等人的说法。到1919年初，已是谣言蜂起了。3月间，反动派更利用陈独秀私行不检，大肆造谣攻讦，终至于迫使蔡元培利用取消各科学长的机会将陈辞去，以请长假的名义，让陈离开了北大。但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使坏事变成了好事。一方面，他辞去北大教职之后，言论行动都更加自由。这对他后来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至积极从事建党活动，在客观上是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去职，暂时缓和了反动营垒对北大的攻击，客观上对胡适、钱玄同等遭受攻击较多的人，起了缓冲的作用。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陈独秀是这些新派人物的首领，打击了首领，使反动派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上的满足。
陈独秀离校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尖锐的政治问题一下子提到了首位。《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逐渐暴露出思想上的分歧。胡适与陈独秀两人在思想主张上也开始各行其是了。
十余年之后，胡适说，陈独秀“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致汤尔和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1～282页。所谓“此夜之会”，是指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北大部分教授开会，讨论陈独秀的私德受到激烈攻击、北大当作何处置的问题。汤尔和列席此会，他极力怂恿蔡元培去掉陈独秀，以减轻北大承受的压力。当时蔡很信重汤尔和，故听信了他的意见，决定撤销陈的文科学长职务，令其请长假离开学校。）。胡适的这个说法，虽未必皆可信，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陈独秀离开北大，确是更推动了他思想的激进倾向，这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分化，领袖分子们的分裂，是极有关系的。
二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天，胡适不在北京。他于4月底前往上海去迎接他的老师——受邀来华讲学的杜威博士。当天，他出席了杜威的演讲会，第二天才得知北京的消息。陈独秀其时正在北京，他所主持的《每周评论》恰于5月4日那天出版第20号。他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最早明确地指出国内的南北议和与巴黎的国际和平会议，都是分赃会议，都是少数政治家、外交家“关门弄鬼”，“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他号召“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五四的学生运动，正是“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一次行动。学生运动大大激扬了陈独秀本已亢奋的政治热情。5月7日，他写信给在上海的胡适，告诉他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北大所面临的危机与微妙的处境。（“五四”的当晚，北洋政府国务会议上就有人提出解散北京大学和撤换教育部长傅增湘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动议。傅增湘抗议说“古今中外无此办法”，故陈独秀的信上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42页。）胡适参加了5月7日上海市民的大游行，第二天，他就急急地起程回北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