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此次蒋介石对胡适也不高兴。原来，中研院选举院长前，蒋曾下手谕，要选顾孟余。结果顾氏只得1票，而远在海外的胡适却得21票。蒋介石大生气，对孔祥熙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吧！”（傅斯年致胡适的信（1940年8月14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476页。）孔祥熙有此根据，更起劲地散布胡适不久于任的传说，以致海内外一时盛传：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了，颜大使不久就要赴美上任了等等。（参见张慰慈致胡适的信（1940年5月2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468～469页。）但实际上，蒋介石说的是一时气话。胡适虽少外交实绩，但在美朝野信望甚佳。尤其是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信电中称扬胡适。所以，还不能撤其大使的职务。7月27日，王世杰受命再致电胡适说，这次谣言之起，完全是因为中研院选举一事。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参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57页。）
这次风波刚刚平息，新的风眼又已形成。这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常驻美国经办借款等事。宋氏到美不久，就对胡的工作大为不满。10月14日，他致电蒋介石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并强调说：“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文所以提议植之（施肇基字植之——引者）即为此耳。”（《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99页。）宋子文抵美不过三个多月，即作此提议，其中意味大可深思。不过，蒋介石经过考虑仍没有采纳这个提议。过了一年之后，蒋氏似已原则上同意以施代胡，只是仍没有下最后决心。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电蒋，催请“迅速发表”。电称：“植之（原书作适之，误，应为植之——引者）使美，仰蒙俯允，尤感荩筹。国际风云日亟，更非外交方面之协助不能相与有成。”他以胡适不能有力配合他，认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责，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同上书，145页。）。这次以施代胡虽仍未成为事实，但宋氏既已决心去胡，从此便把胡适完全排除在机要大事之外。胡适大使任上的最后大半年里，几乎无所事事。他只好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应加拿大之邀，去为胜利公债作讲演。旅行三个月，走了1.6万英里，演讲百余次。他疲劳极了，决心就此求去。1942年5月17日，他写信给翁文灏、王世杰两个老朋友说：“去年12月8日（西半球时间，即珍珠港事变第二天——引者）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指郭泰祺被任外长——引者），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故我忍耐至今。……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177页。）
胡适的大使生涯，最后弄到如此境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腐败官僚对胡适及其朋友们以清流自许素怀不满。有些官僚赴美公干时未受到满意的招待，亦成怨府。二是胡适不愿讲究官场俗套，对“上方”未能每事“奉令承教”。如有一次蒋介石打电话给胡适，要他劝促美国出面，联合英、美、法、苏共同对日，防止英日妥协。（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86～87页。）胡适回电竟断然说“英日决无妥协可能”，并说，美国受其政制拘牵，不可能承诺联络他国的责任。（同上书，87～88页。）蒋介石再电称：“英日妥协并非臆断，有事实。”坚持要胡对美做工作。（同上书，88页。）像这样，自然会给蒋介石及其周围亲信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三是一部分职业外交官的忌视。他们觊觎驻美大使的职位，便攻击胡适不懂外交，不足胜任大使职务。从胡适自己方面说，他确实不谙外交活动的技巧，因而工作成绩一般。上述种种原因，终于导致蒋介石及多数政府中人不满意。宋子文赴美，实已负有兼管外交的使命，所以他到美不久便把胡适从外交活动舞台的中心挤开了。到1942年8月，胡适实际上无所事事已经半年多以后，蒋介石终于下令由魏道明取代胡适继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外交生涯最后一段难堪的日子从而结束了。
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人士对胡适的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不很公道的。他们对美国期望太高了，指望从一开始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和无保留的政治支持，竟忘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是根据它自己的需要来制定的。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和重欧轻亚的观念。因此，对待中日战争，美国是把避免同日本相冲突作为首要的原则。在此前提下，给予中国政府的支持，只是维持它不致崩溃而已。用胡适的话说，是给中国打“强心针”（胡适致陈布雷电（1941年1月10日），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92页。）。即使这样，日本人仍指责美国干涉中国事务，损害了日美关系。（参见格鲁致赫尔的信（1938年12月19日），见《美国外交文件集》（三），589页。）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沙勒（MichaelSchaller）指出，直到“1940年初，赞成对蒋介石政权增加援助的论点仍未能克服害怕激怒日本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同样，在日本攻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以前，政府还一直拒绝限制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美国孤立主义的根深蒂固，在罗伯特·达莱克（RobertDallek）的《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有同样清楚的记述。他引证各时期美国民意测验的资料，指出，当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有名的“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仍有74%的人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参见《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上），4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美国对华政策在1940年秋，德、意、日三国结盟，日本加紧南进以后，才发生转机。在这以前，中国抗战三年多，美国援助中国总共7000余万美元。而在这以后不到两年，美国援华超过6亿美元。足见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1940年秋以前，美国人认为日本的侵略还没有直接威胁到它的切身利益，故不肯为中国的需要而得罪日本人。当日本人加紧南进，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人自身受到侵犯，日本成了中美共同之敌，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它的盟友，希望中国有力量打击日本，所以，这时它比较乐于援助中国。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但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开始式微，而且传统的重欧轻亚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以致当丘吉尔1942年初到美国时，他“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丘吉尔愤愤不平地埋怨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下），473～474页。）。人们如果充分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历史，那么，对胡适的大使工作就不至于有过苛的批评了。对于胡适个人来讲，不幸的是当美国对华政策转机到来的时候，他已从对美外交的中心被挤开了。1940年下半年以后，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亲戚、亲信，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资格常驻美国，几乎包揽了一切交涉。于是，美国确立积极援华的政策以后的中美外交，便都记到宋子文的账上了。
四
胡适作为学者，对他的外交使命的理解不免与国民党政府中人和职业外交官们有所不同。国民党政府以美国为第一友邦，对友邦外交自然以争得最大支持、最多援助为能事。胡适则认为，从战争发展趋势看，日本必将成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美国必将援助中国抗战。但美国政策的转移有待形势的逐步发展，不可能由外交活动凭空促成。因而他认为对美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建立和增进中美两国间的了解与信任，“使美国政府人民明了我国待援情形及抗战决心”（胡适致王宠惠电（1939年1月），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11页。）。而美国对中国的具体援助必视客观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展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能得不到真正有重要意义的援助。所以，他一直强调“苦撑待变”四个字，以为这是中国抗战必须依循的根本方针。
胡适积极努力同美国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据他的学生吴健雄博士说，她从美国朋友那里得知，“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吴健雄致胡适的信（1939年7月20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500～501页。）。王世杰在谈到借款成功的原因时也说，美国白宫及国务院对胡、陈（光甫）两位的尊敬与信任实是借款速成的一大原因。（参见《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王世杰曾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于适之信赖备至”（王世杰致胡适、周鲠生、钱端升的信（1940年1月6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449页。）之语。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自然对密切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有利。
但胡适争取了解与信任的活动不局限于政府人士。他还通过频频参加各种集会和发表演讲，把这种争取了解与信任的范围扩大到美国各阶层的人民。胡适在任使期间发表演说之多，大概是任何外交官望尘莫及的。对于胡适的演说，人们看法不同。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浪费精力，但从广泛的角度去看，则胡适的演说对于沟通两国政府乃至增进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是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胡适演说内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为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极力证明日本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2）强调中国的抗日不仅是为中国作战，而且也是为世界作战，特别是为民主国家作战，因而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并坚持作战最久的国家，对保卫民主作出了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亟待国际的援助。
（3）强调中国决心抗战到底，决不妥协，“非到中国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不会终止”（1939年10月30日在纽约市美国中国协会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