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有《答吴胥石书》，九月十三再答。（并吴来书皆见《吴氏族谱稿存》）
先生五十五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闰四月，先生著《纪年经纬考》成，有序。后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此书，误题先生之姓为张。（姚名达《纪年经纬考序》）
是年，毕沅《续通鉴》修成，先生代毕沅作书寄钱大昕云：
《宋元编年》（此书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栝。拾遗补阙，商榷繁简，不无搔首苦心。……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特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晋。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稜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遗事之未出矣。……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以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鄙见区区自谓此书差有功于前哲，然眉睫之喻实著书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盖取不敢遽续《通鉴》。……章实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伯恭氏撰辑，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鄙以为……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书中有评论，……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所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今则姑从缺如，未为失司马氏意否？其年经国纬，撮其精要，以为目录，亦岁内可以讫功。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而章实斋乃云：“纪传之史引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就求其说，则欲于一帝纪中略仿《会要》门目，取后妃，皇子，将相，大臣，方镇，使相，谏官，执事，牧守，令长之属，各为品类，标其所见年月，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各帝纪之首，使人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涑水目录举要诸篇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涑水原书，以为编年者法。然续书而遽改原书规模，嫌于无所师授。实斋则言其意本于杜氏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鄙意离合参半，未能抉择。凡此皆就质高明，如何如何？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
此书论《续通鉴》的义例，说的甚明白。但先生后八年作《邵与桐别传》，中有云：
已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文汇》本作“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公未惬心，属君（邵）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乃宾客”以下，《国朝文汇》本作“仅止数卷，杀青未竟，家旋籍没，君之所寄，不可访矣”。）
又先生之子贻选注云：
先师（邵）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
适按，此事有可疑处。《续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丁巳，即毕沅死之年，时邵晋涵已死了一年。毕沅家之抄没在嘉庆四年己未，是时《续鉴》尚未刻成，仅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嘉庆五年，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据嘉庆六年三月冯集梧《续通鉴》序）。是先生作《邵传》之时（嘉庆五年），《续鉴》并未有刻本。先生传中所说，与贻选注中所说，似皆未可凭信。此一可疑。（若据《文汇》本，则毕家所刻，亦仅数卷，与事实相符。）况代致钱大昕书乃壬子所作，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已言“邵与桐校订颇勤”的话（据王昶《与毕沅论续鉴书》，亦谓邵早参与），是邵氏校订之本已成于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时犹用宾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传》之年，即冯集梧买得《续鉴》原稿及残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说邵本“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的话，似亦无据。此三可疑。冯序又云：“毕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处，俱各冠年号，与前已刻一百三卷体例不合，亦姑仍之。”疑当时刻书时，不止一个副本，一为冠年号本，一为不冠年号本。此二本中，冯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毕沅出征时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钱大昕书说此书只有二百卷，今冯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钱大昕作毕沅的《墓志铭》，亦称二百二十卷。岂壬子之后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后说，则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间，成为定本，更可宝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据《钱大昕年谱》，嘉庆二年始为毕沅复勘《续通鉴》。
〔附记一〕《续通鉴》冯刻本二百二十卷，虽署嘉庆二年，实成于嘉庆六年。板存嘉兴冯氏；同治丁卯归上海道应宝时，补刊六十五板；今归江苏书局。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庆二年经训堂刻本”；《书目答问》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误。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记作二百二十卷，不误。
〔附记二〕刻《续通鉴》之冯集梧，为作《苏诗合注》之冯应榴之弟，与先生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为作《奉砚图记》。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于乾隆壬戌），中间得过日多，约略前后自记生平所欲为者，度其精神血气尚可为者有几？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见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
先生对于邵晋涵的期望最深，故时时督责之。又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堕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
但古人云，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既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仆于此役，……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
此书可为《书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今摘录如下：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记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固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宪（即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以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定之或遗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以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这个主张，在我们今日见惯了西洋史学书的人看来，固然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这确是一个很新奇的见解。故邵晋涵答书评此论云：
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圆通篇》始终不曾作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书。
《方志立三书议》的大旨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学别录例议》一篇，即代毕沅论《续鉴》书中所说《别录》的例议。其大旨分二种办法。一为纪传之史的别录：
于纪传之史，必尚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得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
一为编年之史的别录：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名目，注其终始年月。……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
是年夏，先生长子贻选自亳州入京，访周震荣于固安。秋，先生嘱访张维祺于单县馆次，冬十月，周震荣卒。（《张介邨家传》、《周筤谷别传》）
先生五十六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 （《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时，仅携一妾自随，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归会稽，先生所藏书之大部分亦于此时寄归，先生在湖北买楠木书橱十二只，寄归收藏精要书籍。（《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有《与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据《内藤目》），题下有“癸丑录存”四字）。自壬子以来，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知起于何年；按先生代毕沅作《通志序》，所说年代，甚不分明。初看来，好像《通志》始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又说“凡再逾年而始得卒业”，据此，则又似《通志》始于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屡见于《遗书》中，如《李清臣哀辞》、《孝义合祠碑记》等。以“再逾年”之语推之，当成于癸丑甲寅之间。先生在这几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几种府县志。（一）为《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为书二十四篇：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征》七卷，《丛谈》一卷。（《为毕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为《荆州府志》，名为知府崔龙见撰，实亦先生所撰：首纪，次表，次考，次传。亦附有《文征》及《丛谈》。卷数未详。先生且亲到荆州。（《为毕制府撰荆州府志序》）；参考《复崔荆州书》。）（此二志年岁不可考，《荆州志》大概成于癸丑甲寅之间，故《复崔荆州书》有“鄙人又逼归期”的话，当即指甲寅年离湖北。故附记于此年。）
是春，草稿册名《癸春存录》。又有《癸丑存录）。（浙本目）
是秋，先生节抄友人王凤文《云龙纪往》为《云龙纪略》，字句多不尽同，而事实无稍去取。（《纪略》）
先生五十七岁。
是年《湖北通志》脱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毕沅入觐。（《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钱大昕、毕沅墓志。）
毕沅入觐时，嘱先生于湖北巡抚惠龄。惠龄不喜先生之文（《刘湘煃传跋》），余人谗毁先生者亦甚众。时有进士嘉兴陈熷者，乞先生推荐为“校刊”之事，先生为宛转荐于当道，以为“校刊”不过校正字句之讹错而已。不意陈熷受委后，即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以为宜重修。当事大赞赏其议，批云：“所论具见本源。”先生大愤。及毕沅回省，令先生答复陈议，先生著有《驳陈熷议》一卷。（《方志辨体》，《丙辰札记》）
是年，八月，毕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被议，降补山东巡抚，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详见《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