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南阳地区经济地位升高，政治影响也愈益显著。反王莽起义即肇始于这一地区。王莽地皇四年（23）“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王邑、王寻军欲由雒阳击宛，然而选择了经由颍川南下的路线。“六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之战后，王邑仅与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汉书·王莽传下》）。
东汉时期，“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后汉书·刘隆传》），两地间交通联系更为紧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桓帝皆曾“南巡狩”，汉安帝甚至于巡视南阳途中“崩于乘舆”《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九年（33）“夏六月丙戌，幸缑氏，登辕”；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进幸叶、章陵”；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明帝纪》：永平十年（67）“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章帝纪》：元和元年（84）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章和元年（87）“八月癸酉，南巡狩”。《和帝纪》：永元十五年（103）“九月壬午，南巡狩”，“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安帝纪》：延光四年（125）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祠章陵园庙”，“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庚午，还宫”。《桓帝纪》：延熹七年（164）“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述，安帝延光四年（125）三月“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庚午，还宫”。自叶至洛阳，行程仅2至3日以现今公路营运里程计，汉叶县故址距洛阳超过220公里。，足见河南南阳之间交通条件之完备。
《后汉书·崔骃传》说：“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崔） 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初学记》卷一三引崔骃《东巡颂》：“升九龙之华旗，巡翠霓之旌旄，三军霆激，羽骑火列，天动雷震，隐隐辚辚。”又班固《东巡颂》也以所谓“六龙，较五辂”，“备天官之列卫，盛舆服而东巡”《艺文类聚》卷三九引班固《东巡颂》。《蔡中郎集》卷二则作蔡邕《东巡颂》。形容乘舆队列规模之雄壮。声势如此浩大的车骑队伍东进以行岱岳之礼，反映河南东向道路的通行能力。
河南交通形势有控引四方的条件，即所谓“茫茫天区，画冀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营”，“诸夏劲强，是从是横”（《艺文类聚》卷六引崔骃《河南尹箴》）。“四方是营”，《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文作“四方是经”
《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作“杨雄《河南尹箴》”。西汉无河南尹建制，“杨雄”当为“崔骃”之误。。“四方是经”与“是从（纵）是横”，正体现出当时这一地区成为全国交通中心的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东汉帝王频繁“四巡”的壮举，也正是以这种交通优势为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