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东汉时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面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艰险，成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严重阻隔。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是为人为制造的障碍。大秦使臣亦曾经由南海航路来访：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道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终于至公元166年“始乃一通”。安敦，可能是公元138年至16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或者他的继承人，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水经注·河水一》引康泰《扶南传》：“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迳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擔袟，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擔袟王。”加那调洲，或谓在今马来半岛，或谓在今缅甸沿岸，或谓在今印度西岸。有的学者还确认加那调洲是在孟加拉湾西岸，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从康泰的记述看，当时西行大秦，往往由海路转行陆路。
《梁书·诸夷列传》说到经由南海往来大秦的香料贸易，“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以为“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而“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可见大秦商人在航海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如果记载可靠，则孙权是中国唯一曾与古罗马帝国公民直接对话的帝王。后“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进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推想此“男女”20人中，当有送秦论后辗转返回中国者。
秦汉时期南洋海路的开通，多有文物资料以为证明。
广州及广西贵县、梧州等地的西汉墓葬多出土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这类陶俑或托举灯座或头顶灯座，一般头形较短，深目高鼻，颧高唇厚，下颔突出，体毛浓重，有人认为其体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人”接近。这些陶俑的服饰特征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另有下体着长裙的女性侍俑。这些特征也与印度尼西亚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从深目高鼻的特点看，则又可能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这些形象特异的陶俑的发现，反映当时岭南社会普遍使用出身南洋的奴隶，也说明西汉时期南洋海路的航运活动已经相当频繁。
广州汉墓还曾出土陶制象牙、犀角模型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象征意义，也体现出南洋贸易对当时社会意识的普遍影响。广州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还常常出土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质料的装饰品，并曾出土叠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经过化验的4个玻璃珠样品，含钾5%—1372%，而铅和钡的成分仅有微量或根本没有，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制品截然不同，应是由南洋输入。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
《汉书·地理志下》所谓入海交易的奇物之一“璧流离”，在汉代画像中也有体现。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刻可见圆形中孔，面有方罫文的玉璧，有题刻曰：“璧流离，王者不隐过乃至。”可见“璧流离”被当时社会普遍视为宝物。“璧流离”语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梵文俗语Verulia或巴利文Veluriya。汉译又作吠瑠璃、毗瑠璃、鞞瑠璃等。这一古印度名称得以长期沿用，说明由黄支等地输入的海路保持畅通，使得人们未能淡忘这种宝物在原产地的称谓。
南洋海上交通的发展，在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留下了大量汉文化遗物。除出土地域分布甚广的五铢钱而外，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曾出土中国汉代陶器。苏门答腊还曾出土底部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纪年铭文的陶鼎。
秦汉时期海外航运的发展体现出与外域文化相互交流的空前活跃的气象，标志着历史的进步。然而同时人们又可以发现这种交通活动的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许即后世海运最终难以真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当时海上贸易交往的主要内容，往往仅限于奇兽珍宝等等为上层社会享乐生活服务的奢淫侈靡之物，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未产生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第二，当时较大规模的海外交通，多由政府组织，如“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梁书·诸夷列传·海南》）。浮海来华的船队，也以“遣使贡献”者受到重视。而所谓“民间的海外贸易”虽然逐步得到发展从1973年至1974年对汉代重要海运基地徐闻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看，51座东汉墓中有26座出土珠和珠饰，未出土这类遗物的25座墓中，有17座曾遭破坏扰乱。发掘者认为这批珠和珠饰，很可能“来自民间的海外贸易”。参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载《考古》，1977（4）。，但是在海外交通活动中的比重，依然不宜估计过高。
第三，对当时中外海上航运活动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突出感觉到秦汉人在海外交往中相对被动、相对消极的倾向。当时东南亚及南亚人在南洋航运中相当活跃，汉使亦往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汉书·地理志下》）。大秦人也不仅反复经行南海洋面，还数次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从事外交和贸易活动的足迹。然而史籍中却看不到秦汉人航海至于罗马帝国的明确记载。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载《海交史研究》，19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