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
许慎《说文解字叙》评述战国时期文化形态：“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文字为例，大约春秋时期，秦国文字即已定型，李学勤指出：“这和春秋时期秦国各种器物都有自己特色一样，是秦与关东长期比较隔绝的结果。”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66页。而晋人活动区域曾流行所谓科斗文的字体。与此同时，南方楚、越、蔡等同出现了鸟书。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古文，结构复杂，变化奇诡，地域性十分明显。同一个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会有差别很大的多种写法。战国文字由于有其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古文字发展史上自成一个阶段，战国文字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由文字的地域差别所表现的文化的割裂，严重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秦始皇吞灭六国，实现一统之后，又面临文化统一的重任。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以秦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禁绝古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门轨，书同文字”，“坏城郭，决通堤防”，打通交通阻隔，又亲自千里巡行，以艰辛的交通实践推进“匡饬异俗”、“普施明法”的事业。
秦始皇东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秦与六国故地的文化隔阂，巩固大一统政体的文化基础。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强调“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他郑重申明：“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也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的文句。三十七年（前210）会稽刻石更明确写道：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这无异于一篇文化统一的宣言。秦始皇强调要树立“远近”、“贵贱”共同遵行的文化的“同则”，认为这是大一统政治“嘉保太平”的基础。他尤其注重因交通隔绝而存在的地方民俗文化的“饬”与“濯”，并且要求对于这一文化政策须“后敬奉法”，以求“常治无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可见“故秦民”与作为刘邦军主要成分的东方人之间，文化心理隔阂依然显著。汉并天下后，刘邦以“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又封子刘肥为齐王，“民能齐言者皆属齐”（《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各地民俗方言仍难以相通。曹丘生谓季布，有“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语（《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也体现当时民间人际情感方面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当时有楚“其俗剽轻”（《史记·货殖列传》）以及“其人轻心”（《史记·三王世家》）等说法。对于齐人的心理特征，司马迁总结为“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谓“其俗宽缓阔达”（《史记·货殖列传》）。《汉书·朱博传》又有“齐郡舒缓养名”的说法。有人建议项羽都关中以图霸业，项羽“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与刘邦骂刘敬曰“齐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同样，都表现出交通相互隔绝的各地区间人的相互鄙视的心理倾向。
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是在再一次出现交通建设高潮的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汉武帝时，曾“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又置河西四郡，打通了联系西域的道路，使汉王朝的威德播扬于中亚，还曾开凿漕渠，使河渭水运发展到新的水平。发水军分五路击南越，也促进了当地交通的发展。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遣横海将军韩说浮海击南越，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击朝鲜等，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汉武帝时还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和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运动。军队调动与军需运输，都是技术性要求相当高的军事交通活动，军役征发和大规模移民，其组织过程也十分复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汉书·夏侯胜传》）。因游踪甚广而受到司马光“巡游无度”的批评（《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他曾南登天柱山，多次出行东方郡国，西至安定北地，曾三次北抵长城，循北边道巡行，八次东巡至海上。汉武帝时代，为加强对于交通运输的管理以进一步适应专制政体的需要，还制定了体制全新的均输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运输生产的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屡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对于“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的富足之地，亦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地方行政者受到“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的严厉警告（《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经济财政的统一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 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围，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战国时期到秦代以至汉初，先有楚文化向北的延伸，向南的发展和向东的扩张，继而有秦文化借助军事强权传布各地，而后齐鲁文化的西渐也表现出深远的历史影响。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三大文化体系的汇集交融，形成了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西汉初年，在陕西凤翔高庄、大荔北寨子、耀县，河南三门峡、郑州岗杜，山西侯马乔村，内蒙古准格尔勿尔图沟，湖北云梦睡虎地、宜昌前坪、宜城楚皇城，四川成都的墓地都保留有进入汉以后的含秦文化因素的墓葬，虽葬式已有变化，但在随葬器物中还保留典型秦式陶罐、盆、茧形壶、铜蒜头壶、壶、鍪等。这些墓中伴出秦半两、汉半两钱，但绝不见五铢钱。这表明，到汉武帝时代，全国已经再也看不到这种别具一格的秦式墓葬了。参见叶小燕：《秦墓初探》，载《考古》，1982（1）。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时出现的偏旁较为固定、书写较为简便的秦隶，终于取得了全国文化界的认可，秦始皇时提出的所谓“书同文字”的口号，这时方得实现。于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就大致限定为汉武帝以前的文字。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具有成熟的统治经验的中央政权开始正式推行带有文化专制色彩的被称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儒学取得思想主导的地位，使“今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推重儒学，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正统的政策，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面貌，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