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秦木牍书信黑夫与惊索寄钱、布、衣之例，可以知道秦汉时期由于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早期货币及实物包裹转寄已相应得到初步的发展，远道“遗钱”、“遗”衣物、“赍之米财”的情形已经较为普遍。
图14—8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帛书私人信札
居延汉简叶宋乃始张佰丈致巍子翘巍子玉书中，有“间者久不相见良苦迫塞上甚邑(悒)邑(悒)毋□已年时”，“谨因甲渠官令史王卿致白□宛巍子翘巍子玉坐前”语(EPT50：42B)。敦煌汉简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中也写道：“居成乐五岁余未得迁道里远辟(僻)回(迴)往来希(稀)官薄身贱书不通”，大约“因同吏郎今迁为敦煌鱼泽候守丞”，方得有通信机会(1871)。《艺文类聚》卷五八引《语林》：“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人寄百余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此虽晚代故事，仍可据此推知汉时吏人远行亦多携运托寄私书。看来，公务往来常常成为传递私信的条件，居地“迫塞上”，“道里远辟(僻)回(迴)”，都成为限制通信的障碍。而所谓“官薄身贱”，也使得即使存在通信条件(如有吏卒往来)也往往难以利用。
《古诗十九首》中，有说到远客遗书的诗句：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愁多知夜长，仰视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置书怀袖中三年，说明书信往来疏索。又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选》卷二七《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李善注：“郑玄《礼记注》曰：‘素，生帛也。’”吕向注：“相思之甚，精诚感通，若梦寐之间似有所使，自夫所来者。‘遗我双鲤鱼’，鱼者深隐之物，不令漏泄之意耳。命家童杀而开之，中遂得夫书也。‘尺素’，绢也。古人为书多书于绢。”李善注：“《说文》曰：‘跪，拜也。’”张铣曰：“‘何如’，谓何言也。夫知妇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一说蔡邕诗。《蔡中郎集》卷四《饮马长城窟行》。远行之“客”，成为民间书信传递的中介。《汉书·苏武传》说，苏武流落匈奴北海上牧羝，后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已死。苏武属吏常惠夜见汉使，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因谢汉使，苏武于是得还归。民间以寄书之不易，后遂有“鱼雁传书”的说法。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载，楚辩士曹丘生与窦长君善，以“数招权顾金钱”，季布寄书谏窦长君“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 ‘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可见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书行可以速于人行。
当然，贵族官僚有较优越的通信条件，私书可能还有借公文传送系统转递的情形，官员“不发私书”，是罕见的特例。如《艺文类聚》卷五○引谢承《后汉书》：“王闳迁冀州刺史，闳性刻，不发私书，不交豪族，宾客号曰‘王独坐’。”卷五八引《吴录》：“王宏为冀州刺史，不发私书，不交豪族，号曰‘王独坐’。”又引《鲁国先贤志》：“孔翊为洛阳令，置器水于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治贵戚，无所回避。”陈遵任为河南太守，一次即修书数百封，“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陈)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汉书·陈遵传》)。
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有否私书往来，一般可以作为判定“亲疏”的标准。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后汉书·杜根传》)。杜安不发书，以避免卷入上层党争。《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腾传》记载：“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曹)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是为以书信检查方式防范官僚朋党勾结的实例。
《艺文类聚》卷三一引马融《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作马融《与窦伯可书》，引文作：“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引张奂《与阴氏书》：“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延笃《答张奂书》：“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都描述喜得友人书信的心境，足见当时民间书信对于促进社会交往的不寻常的作用。《艺文类聚》卷三一又引崔瑷《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4封年代大致为东汉中期的书信都反映当时纸已经开始成为普及于民间的书写材料。西安灞桥、新疆罗布淖尔、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和敦煌马圈湾遗址都曾出土西汉麻纸，对于“灞桥纸”的性质尚存在争议。新疆民丰东汉墓曾出土揉成卷的纸，说明纸已传播到西域地区。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中，发现了留有文字墨迹的纸片，可辨识“青贝”等字。相信今后还会有年代更早的用作书写材料的古纸出土。参看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3月；田野：《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年12月；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文物》，1978（1）；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0）；党寿山：《旨肃省武威县旱滩坡东汉墓发现古纸》，载《文物》，1977（1）。
较简牍远为轻便，较素帛又远为经济的用纸书写的信件，可以提高邮递效率，密切公众联系，其出现和普及对于文化交往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