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流民运动
秦汉时期因战乱、灾荒等原因导致的民人流亡，曾多次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新政权所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即动员流民回归。《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刘)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司马贞《索隐》：“一云此时人多流亡，故使齐言者皆还齐王。”由于流民普遍未归，尚难以以地域分封户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刘邦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汉武帝时代，流民问题又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
《史记·平准书》记载，元鼎年间，“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政府期望对流民移徙方向加以引导，并以赈给控制其影响，尽可能促使流民尽早“留处”定居。“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于是“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丞相石庆惭不任职，上书言“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请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汉武帝指责说：“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石庆甚惭，遂复视事(《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汉书·石庆传》：“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石庆上书乞骸骨归，上报曰：“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斥责故丞相公孙贺的诏书中，也有“下吏妄赋，百姓流亡”语(《汉书·刘屈氂传》)。汉宣帝即位初，评价汉武帝，“群臣大议廷中”，夏侯胜批评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以为“亡德泽于民”(《汉书·夏侯胜传》)。
实际上，百姓流亡是历代帝王都难以回避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
又《汉书·杜延年传》：“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汉书·宣帝纪》)《汉书·循吏传·王成》载宣帝地节三年诏：“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而“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据《汉书·地理志下》，平帝时胶东国户72 002，口323 331，排除王成“伪自增加”的成分，仍可大致说明当时当地流民人数比率之高。汉元帝时，“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曾以“关东流民饥寒疾疫”，“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汉书·于定国传》)。所谓“关东困极，人民流离”(《汉书·薛广德传》)，“元元大困，流散道路”(《汉书·元帝纪》)，“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被普遍看做“社稷之忧”(《汉书·贾捐之传》)。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又有“流民入函谷关”事(《汉书·天文志》)。阳朔二年(前23)“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鸿嘉四年(前17)，又以“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诏令：“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汉书·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元延元年(前12)“蚕麦咸恶”，“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百姓失业流散”，“黎庶穷困”(《汉书·谷永传》)。绥和二年(前7)，成帝赐册丞相翟方进曰：“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翟方进即日即自杀(《汉书·翟方进传》)。所谓“前去城郭”，王先谦《汉书补注》：“谓流亡。”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罢免丞相孔光时，也说道：“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汉书·孔光传》)汉平帝元始二年(2)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汉书·平帝纪》)。
王莽天凤元年(14)，“缘边大饥，人相食”，“莽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汉书·王莽传中》)。王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曰：‘皆流民也。’”地皇三年(22)四月，王莽称“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令“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是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
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中，“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续汉书》)。
东汉近200年间，流民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往往冲击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吏民内徙以避，被看做“小民流移之应”(《续汉书·天文志上》)。汉明帝永平元年(58)，凉州羌反，“西州流民扰动”(《后汉书·庞参传》)。汉章帝建初元年(76)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章帝纪》)汉和帝永元六年(94)三月，“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永元十二年春正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三月，诏曰：“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永元十五年，“诏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疾病加致医药；其不欲还归者，勿强”(《后汉书·和帝纪》)。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续汉书·五行志一》)。永初初年，“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后汉书·樊准传》)。所谓“万民饥流”、“人庶流冗”(《后汉书·安帝纪》)、“百姓流亡”(《后汉书·陈忠传》)、“青、冀之人流亡万数”(《后汉书·虞诩传》)，都记述永初年间流民运动的形势。汉顺帝永建二年(127)，“诏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永建六年(131)诏又说到：“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姓犹有弃业，流亡不绝。”永和四年(139)又有“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的历史记载(《后汉书·顺帝纪》)。汉桓帝永兴元年(153)，严重的自然灾害又导致了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后汉书·桓帝纪》：“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朱穆传》：“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后汉书·刘陶传》还记载，汉灵帝中平年间，因西羌侵扰，河东、冯翊、京兆“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其存者尚十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所谓“冰解风散，唯恐在后”，形容遭受外族压迫而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时流民内徙之匆促急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