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营运输业与均输制度
秦汉时期，政府对民间商运及私营运输业采取的政策有抑制与利用两个方面，而总体倾向以抑制为主。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有《关市》一种。“关市”，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知为管理关和市税收事务的官员。《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二年”：“过关市，赂之以金。”胡三省注以为“关市”即《周礼》中“司关”、“司市”，“战国之时合为一官”。然而睡虎地秦简所见律文内容仅有征收市税一条：“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关市。”推想当时关于关税征收，法律亦应有相应的严格规定。关于秦代关税制度的细节尚无确切材料可以说明。当时虽曾“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促进各地交通，但是据贾谊《过秦论》所谓秦“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分析，很可能也曾征敛较重的关税。
《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除关无用传”。这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开通关梁，广恩博施”。这一状况维持了15年。《史记·孝景本纪》：汉景帝四年(前153)，“复置津关，用传出入”。传，是地方行政机关发放的通行凭照。不过当时恢复关传的背景是七国新反，以备非常，直接目的在于军事政治方面，并非专以限制民间运输活动。至汉武帝初年，仍有是否“除关”的争论。史籍所见汉代征收关税的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汉书·武帝纪》所谓太初四年(前101)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史记·酷吏列传》说，汉武帝时，酷吏宁成任为关都尉，一时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可见关吏稽查之谨严及税收之苛重。司马迁记述：“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汉书·酷吏传·义纵》：“岁余，关吏税肄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其暴如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为元朔三年至五年(前126—前124)，如“税肄”之说成立，则非正式的关税征收，其初始又早于太初四年“税出入者”。政府通过关税制度强行分享商运与私营运输业经济收益的具体情形，可由税率得到反映。从成书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提供的史料看，当时关税税率大约较高，有时或可至于“二而税一”，在一条运输线上往往关梁重设，税率因关梁所在和货物性质有所不同。
《九章算术·衰分》中有算题：“今有甲持钱五百六十，乙持钱三百五十，丙持钱一百八十，凡三人俱出关，关税百钱。欲以钱数多少衰出之，问各几何。”答案为甲51 钱，乙32 钱，丙16 钱，关税为出关“持钱”的917%。又如《九章算术·均输》中算题：“今有人持金十二斤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偿钱五千。问金一斤值钱几何。”关税率“十分而取一”，与前题相近。然而有些算题所反映的关税率之高则达到惊人的程度。如：“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答曰：十斗九升八分升之三。”持米近11斗，出三关后仅“余米五斗”。又如：“今有人持金出五关，前关二而税一，次关三而税一，次关四而税一，次关五而税一，次关六而税一。并五关所税，适重一斤。问本持金几何。答曰：一斤三两四铢五分铢之四。”出五关后，所缴纳税金竟然超过“本持金”的833%。
关税税率不一，可能与中央政府对于各个地区实际控制程度不同，因而经济政策也有所区别有关。李剑农曾论述两汉“特殊地区之特殊赋税”，举引《汉书·食货志下》：“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又指出：“其他有自秦以来征服之蛮族在今川、鄂、湘、黔边隅者，至后汉时期，犹未能与中原各郡输同等之租赋者。”（《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12月）关的意义首先在于军事政治方面的隔闭，“闭关绝约”(《史记·张仪列传》)以及“开关通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往往首先出于军事政治需要。在秦汉大一统政体下，关仍有防制地方割据势力的作用，如《汉书·匈奴传下》所谓“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然而关税征收至于“二而税一”，似毕竟过高，估计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特定制度。战国时期虽然有所谓“苛关市之征”(《荀子·富国》)、“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的政策，然而我们对于当时的关税征收率尚缺乏具体、确切的认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庚戌令》：“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大约东汉晚期“关津之税”的税率是远远超过“什一”的。汉代对某些物资曾实行关禁或特殊关税政策。如《史记·南越列传》：“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尉)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列女传》引《汉法》曰：“内珠入关者死。”《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吕不韦决计进行政治投资，助异人归秦时，与其父曾有“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的讨论。设想关禁若开，必当征收高额关税。实际上珠长期是边关贸易主要转运物资之一。《汉书·地理志下》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南洋航路开通，也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有关。
关税之苛重无疑会对物资通贸与文化交流产生消极影响，对商运和私营运输业也会形成直接的甚至产生扼杀性效应(如若“二而税一”)的严重损害。但是另一方面，关税较高所体现的对短途运输相对优待的政策，又有利于抑制过远运输的不合理现象。还应当注意到，关税不影响官营运输业的经营，关税制度事实上有时对于官营运输业实现其效益，还起到了某种保护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