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郡国仓制
贾谊曾经为汉文帝论积粟的意义。他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畜积足而人乐其所”，则“可以为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上》）。重视粮食囤积，其实是渊源相当久远的经济思想。《管子·国蓄》说：“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又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国家为有效地控制经济，应当“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专制国家更重视仓廪对于维护其政体的作用。《商君书·农战》提出“仓虚”则“主卑”的观点，要求百姓“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强调“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认为善于治国者，粮仓虽然充盈，仍应劝勉农作。《商君书·垦令》还提出应当加强对粮运的严格管理，以求“国粟不劳”。
云梦睡虎地秦简有《仓律》，其中有反映秦时仓制的内容，例如：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隄（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唯仓自封印者是度县。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当堤（题），令出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提供的译文，应理解为：谷物入仓，以一万石为一积而隔以荆笆，设置仓门。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仓啬夫和乡主管禀给的仓佐各一门，以便发放粮食，由他们独自封印，就可以出仓，到仓中没有剩余时才再给他们开另一仓门。啬夫免职，对仓进行核验的人开仓，验视共同的封缄，可根据题识核验，然后再共同封缄，不必称量，只称量原由仓主管人员独自封印的仓。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入仓人员来出仓，要令加称量，称量结果与题识符合，即令出仓。
又说，“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译文：在栎阳以二万石为一积，在咸阳以十万石为一积，其出仓、入仓和增积的手续均同上述律文规定。。可见律文主要是针对地方仓储管理的规定。入仓与出仓，是运输过程的终结与开始。“入禾仓”及“出禾”程序之繁琐，与《商君书·垦令》所谓“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朱师辙《商君书解诂》：“或以‘设’为‘役’之误字。”相联系，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官仓粮食转输已实行程式化的严格管理。
《后汉书·公孙述传》说，建武八年（32），“帝使诸将攻隗嚣。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嚣败，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众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城东素有秦时空仓，述更名白帝仓。使人宣言白帝仓暴出米巨万。公卿以下及国人就视之，无米。述曰：‘仓去此数里，虚妄如此；隗王在数千里外，言破坏，真不然矣。’”《太平御览》卷一九○引《益州记》：“今成都县东有颓城毁垣，土人云‘古白帝仓也’。”秦时旧仓至两汉之际仍然可以使用。《华阳国志·蜀志》说，张仪、张若城成都，“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有关秦时粮仓的记载，还有《史记·货殖列传》：“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史记·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窖”，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穿地以藏也。”实指暗中藏储。任氏有得“仓粟”之便利，又有“窖仓粟”技术，因以致富。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若今吏督租谷使上道输在所也。’韦昭曰：‘督道，秦时边县名。’”《史记会注考证》引述刘奉世的见解，也以为“督道者，仓所在地名耳，犹称细柳仓也”，任氏世“为仓吏，故能藏粟致富”。郭胤伯《松淡阁印史》有“厩田仓印”，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印有“蜀邸仓印”，罗福颐均定为秦官印，以为前者“当是掌厩马专田所产粮储之仓”，后者“当是（郡邸）长丞属官主邸仓者”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