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称曾国藩为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争议的著名人物，我想可能极少会有人反对。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曾国藩代表的是一段我们无法绕开的历史。这里所说的无法绕开，是因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成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曾国藩生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的成败都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有关他的评价，从来就是充满争议。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正是因为他出现在这样一个有太多动荡和争议的年代，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富有争议性的评价，使得曾国藩一度成为了清朝历史研究中的热门人物。曾国藩在他所处的年代究竟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功臣，还是成为了开创中国近代苦难史的刽子手，也许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 不普通的普通人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得到了两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这一点从曾国藩自小的读书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被列为优等，曾国藩的天资聪明、勤奋好学由此可见一斑。公元1832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他的人生自此上了一大台阶。28岁时曾国藩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了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一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的。
曾国藩的仕途畅通与他的勤奋好学有密切的关系，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这一点和本书提到的众多历史著名人物都很类似。可见能在历史上留下些许色彩的人物，必是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
由于曾国藩博览群书，涉猎文献，广博的知识使得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等。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才与用才，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则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平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辛苦操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已经了然于心，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才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高。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工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剪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 不可思议的湘军
太平天国起义犹如一声惊雷，使清朝统治者及大小地主阶级大为震撼，惶惶不可终日。清政府为此调动大批军队对太平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饬令各地兴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绥靖地方的补充力量。正当刚来湖南任巡抚的张亮基为此颇费思量的时候，幕僚左宗棠献计说，正在家中为母守丧的原礼部侍郎曾国藩既具资历、声望，又谙熟湖南地方人情，当堪此任。张亮基闻听大喜，当即奏准朝廷，留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曾国藩对办团练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但经不住其友郭篙亮的敦劝和其弟曾国荃的怂恿，决定“墨从戎”，“酬君恩、兴家族”，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大志。公元1853年1月底，曾国藩前往省城长沙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一职，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支军队由此产生。
办团练以靖地方面助军力，自宋即有之，清乾嘉时曾用它来镇压过著名的川陕楚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咸丰帝委任曾国藩为团练大臣，其意仅在于恢复和建立前代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之时采用过的地主团练。但曾国藩深知一般的团练因未经正规训练，根本不足以对付太平军，况且团练在乡里扰民，不得人心。鉴于此种考虑，曾国藩从出山之日起，就处心积虑地想创办一支与众不同的地主武装。
曾国藩的计划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的想法不谋而合。曾国藩一到长沙，张亮基即给予大力支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沪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到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统称“大团”。然后，上奏咸丰皇帝：“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表达他将训练官勇别树一军的愿望。在得到咸丰皇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省城的官勇进行“束伍练技”。经过选择和裁汰后，云集省城的各地练勇便成了湘军的最初队伍。曾国藩以游击色钦额总理营务，道员张其仁为总巡，又经左宗棠推荐都司塔齐布总理军事训练事宜。在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的支持推动下，建立湘军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
然而，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湘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久，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先后离湘，而署理巡抚潘锋等不予支持，提督鲍起豹甚至从中作梗，挑动标兵与湘勇仇杀械斗。一时，长沙城内风波迭起，连曾国藩设在又一村的公馆也受到冲击。这一状况，直到继任巡抚骆秉章来了之后才有所改变。
公元1853年7月，太平军进攻南昌，江忠源要求增援，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派罗泽南领兵三千前往，第一次与太平军对垒，湘军损失惨重。这使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军远非一般农民起义军可比，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因此，曾国藩与江忠源商量了练勇万人的计划，训练也更加严格，以期练出一支百战之师。同时，曾国藩感到光有陆师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支水师。公元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此后，曾国藩离开长沙，前往衡州练军。至公元1854年2月，水师、陆师各10营5000人练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为凶悍的地主武装便诞生了。湘军练成之后，立即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
曾国藩手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纵懒惰的绿营和庸碌懦弱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猛强悍。曾国藩还能选拔和任用人才。他善于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这一点，在著名的《冰鉴》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曾国藩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使湘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湘军出师德州之后，首先迎战入湘的太平军西征部队。湘军先败后胜，接着乘胜追击，攻占岳州，从此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公元1854年8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省作战，与太平军激烈争夺湖北、江西。
公元1855年，湘军攻占湖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下江西重镇九江。公元1860年，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外拒援军，内困守敌，经一年多的血战，终于攻陷安庆，从此太平军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公元1862年，曾国藩指挥湘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发动进攻。长江以南，为左宗棠率领的楚军泊江西进浙江；江北，李鸿章组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则率湘军主力沿江而下，直指天京。终于公元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其后，湘军在清王朝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的战争中殊死作战，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一大批以“书生领兵”起家的将领由此官运亨通，不少人成为清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湘军的兴起，造成了清朝的“同治中兴”，也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持家修身之道
作为清朝历史中最著名的文人，曾国藩有一系列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有些是其领军、执政的经验，更广为人知的则是他在如何识别人才，持家教子，修身养性方面的独到见解。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注意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塑造。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能有所作为，就不愁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