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与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运动相比，具有更大的进步意义，原因是太平天国实行或者尝试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策。如公元1859年，洪仁炆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提倡“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工；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倡导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历史书上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往往用这样的语句：“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持续了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清政府的疯狂绞杀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合谋固然是天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真正使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天国内部的领导人员。
◎ 天京变乱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二月初十，太平军攻占南京。同年定都南京，将南京改为天京。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生活上却逐渐走向奢侈腐化。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被击破后，东王杨秀清势力逐渐壮大，竟然逼洪秀全亲自到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一面答应这个要求，一面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处理这件事。北王韦昌辉对杨秀清早就怀有不满，接到密令后，立即率军回天京，于八月初三深夜包围东王府，第二天清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家丁、部属两万多人全部杀死。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对韦昌辉的滥杀行为进行批评，韦昌辉又杀了石达开全家，幸好石达开逃脱。韦昌辉还想趁机谋害天王洪秀全，但终未成功。韦昌辉的滥杀，激起天京太平军将士的愤怒，将士们面见天王洪秀全，请求将韦昌辉杀死。洪秀全答应了这个请求，于十月将韦昌辉处死，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十月底，石达开回天京，受命处理政务。但经过“天京变乱”，洪秀全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遭人猜疑，公元1857年6月，他率领十万精兵远走西南，与清军流动作战。由于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于公元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场源于天国内部的天京变乱彻底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天京变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 无力回天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又夺回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区，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公元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汇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六千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公元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公元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险境地。
虽然洪秀全为了弥补天京变乱带来的巨大损失，增添了李秀成等一部分新生力量，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的失败命运已经无法改变。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部分土地，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公元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五月初二，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月，李秀成部进攻曾国藩大营时，反被湘军攻陷天保城，湘军进而攻向天京东北部太平门及神策门外，将天京团团围住，太平军粮源断绝。同年四月底，地保城失守，湘军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对天京城日夜不停地进行炮击，同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轰城。六月十六日，轰塌天京城墙二十多丈，天京失陷。李秀成、林绍湾等人保护着幼天王突围出城，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九月二十五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荒山之中被清军俘获，并在十月二十日于南昌被害。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战火烧及十多个省，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大败。
在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这个过程中，各地的起义接连不断，包括在地方上活动非常频繁的捻军，但都没有形成像太平天国运动那样大的规模。
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运动内部矛盾的一个爆发点，可以说它既是一个偶然事件，也是一个必然事件。说它偶然，是因为它是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一个爆发点，由利欲熏心的杨秀清点燃；说它必然，是因为即使杨秀清没有点燃这个爆发点，太平天国走向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么说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创立之初，除了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和利益关系之外，根本的政治纲领就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 充满局限性的政治纲领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曾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此外，洪秀全在这次起义时借用了当时从西方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理论，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虽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了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事实上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尽管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四不像”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但是可以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理论纲领的精髓都含混不清的政权，怎么能够长久？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资政新篇》是洪仁炆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这两部革命纲领，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基本上不具备现实操作的能力，其微弱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面下埋藏着必然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等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把固有的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十分仇视。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是纸上谈兵，从未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等进步政策，大多仅存在于野史传说之中。这些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在历史上引起很多非议，它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甚至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洪秀全本人并不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天国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农民暴力政权。
◎ 纸上谈兵的经济制度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但是这些看起来“雄心勃勃”的经济制度，大多流于表面，难以真正推广。
圣库制度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才随之结束。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还是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农业生产收获时，两司马监督留下25家口粮，其余全归圣库。在“天朝”设“总圣库”主管财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才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各有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拜上帝会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捐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秋风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工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太平军创建之初，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给、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严明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在民间实施“人无私财”的原则，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现实、违背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天国领导阶层的变质从这里也能看出端倪。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美好、幼稚的空想。如果要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受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的规定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农民却有着浓厚的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这种制度理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使起义初期的供给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演变，终于使其被破坏得变质了。
破坏圣库制度的祸根首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做“小天堂”，大建宫室，极尽奢华……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的一种破坏。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非常顽固，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再次显现了出来。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哪里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却迅速像瘟疫一样地蔓延开来。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是根本，是诸种制度所依托的基础，也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所在。土地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和本质，正如太平天国创始人在本书的题目上所标明的，是“田亩制度”，亦即是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这里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划分土地质量的等级标准；二是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天朝田亩制度》把天下田亩按其产量多寡，分为三类九等。
农村的社会组织制度。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
各级官员的保举与黜陟制度。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富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
教育制度。以宗教形式进行教育，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做学校。
司法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由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
乍一看，太平天国的这些制度是如此的完善，进步意义不言自明。可惜的是，这些政策就像空中楼阁一样，看得见，摸不着，给人以无限的向往，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 天国没落的复杂原因
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惨烈的农民革命，除去明末李自成领导的革命，首推天平天国运动。这场革命比起闯王的革命来，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但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却如出一辙。
太平天国之所以未能推翻清王朝而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无论是主观的、客观的、主要的、次要的，都曾在斗争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如以敌我双方阶级力量对比来说，在太平军方面，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的三年时间中，力量是由弱变强、由小到大的；而清朝统治阶级是节节败退的。可是从天京变乱到天京陷落这八九年间，太平天国却由强变弱、由大到小；而清王朝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变得强大了。
产生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由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在政治、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又是和农民阶级的劣根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就指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使这些起义都毫无结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虽然犀利，但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历史上的悲剧角色。
太平天国运动，终究也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出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运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
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者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由于其他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