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治安策》里把汉高祖初年异姓诸侯先后反叛的历史总结为四个字：强者先反。他说：“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
这番话的意思是说，诸侯造不造反，跟他们与皇帝的感情好坏没关系，势力越大，造反越早；长沙王吴家之所以是汉高祖时期留存的唯一一个异姓王，是因为长沙国实力最弱，只有二万五千户，没有造反的本钱；忠诚亲近如樊哙、灌婴等辈，要是封给他们的土地够大，他们也照样会造反；杜绝诸侯造反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的实力控制在长沙王吴家那样的规模；诸侯王弱小不敢造反，中央集权自然就得到加强了。
由此可以看出，诸侯王反与不反，与是不是皇亲国戚，是不是忠臣良相，没有一点儿关系，只要他势力够大，就有造反的可能。贾谊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在以权力与流血为特征的封建王朝，不能不说是非常英明和谨慎的。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势力已经过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不可能等着朝廷来把他们削弱成长沙国第二、第三。因此贾谊又提出了“割地定制”的对策：令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等国皆然。
另外，在考虑到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与诸侯王之间实力的对比之后，贾谊的措施也是提得非常小心的，他考虑到：“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上下欢亲，诸候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之，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贾谊《新书》卷二）
贾谊要汉文帝分割诸侯王的封地，但不随意吞并诸侯王的封地，诸侯有罪的，可以削夺封地，但是对其封国范围内无罪的侯国要进行妥善安置，以地还地。
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贾谊的策略的确高明，甚至日后的“推恩令”中也有贾谊思想的精髓，可是贾谊的才华没能得到施展，是什么原因导致贾谊的才能被埋没？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关于贾谊的诗写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的不幸在于他遇到了汉文帝。汉文帝是有名的谦恭皇帝、仁爱皇帝，这种类型的皇帝，放在西汉之初，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仁爱孝悌，正好有利于汉初人民的休养生息。但这类仁爱皇帝已不适于贾谊所生的时代，这也正是贾谊的不幸。汉文帝做皇帝以德治天下，只会用加法，不会用减法，仁爱够了，铁腕少了，实力也就不够强大。
汉文帝生于公元前202年，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两人几乎同龄。汉文帝是藩王入继大统，贾谊是平民入朝为官。当时朝中重臣都是开国打天下的功臣，又曾联手发动政变推翻过前一任皇帝，在这些重臣面前，文帝及其心腹只要触犯他们一丁点儿既得利益，都可能招致强烈反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汉朝的列侯主要有三种来源：军功侯、王子侯和外戚侯。汉文帝前期，王子侯和外戚侯不多，以军功侯为主。汉朝的列侯普遍喜欢住在长安做城里人，不喜欢回各自封地做乡下人。贾谊建议汉文帝命令他们“悉就国”，这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列侯封地人民的负担，其实意在削弱列侯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就很容易遭人忌恨。
第一次“列侯就国令”是文帝二年十月下达的，很多侯爷赖在长安不走，过了一年文帝看到效果不大，就号召丞相起好模范作用，把绛侯周勃的丞相帽子给摘了，免相就国。这件事，下诏的虽然是文帝，但出主意的可能是贾谊，这样贾谊自然更招人忌恨。文帝“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有点儿酬答贾谊功劳的意思。所谓“公卿”，就是“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谓三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是谓九卿。
汉文帝前期，别说三公之位，就连九卿的官职也多由列侯把持。汉文帝想要把年轻的贾谊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盘踞在权力重位的这些顽固势力又岂能答应？最后，仁爱皇帝抵不过顽固保守势力，贾谊也被贬出京，汉文帝爱惜自己的这位人才，拜贾谊为梁王太傅，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刘揖托付给他。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刘揖堕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做师傅的责任，郁郁而终，年仅３３岁。
贾谊的不幸，一方面在于贾谊本人在学术上用加法，在人情世故上却只用减法，说白了就是智商高，情商低，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在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中，不修炼得像泥鳅一样滑溜，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于贾谊遇到了一个会用加法，而不擅长用减法的仁爱皇帝。以德服人，强调给予，强硬不足，温和有余，这些错误的加减谋略导致了贾谊的不幸结局。
◎ 晁错错误加减的悲剧
贾谊之后，晁错登场。文帝晚年的时候，晁错就上书三十余次，强烈请求削藩，但未被采纳。景帝即位，机会来了，在晁错的一再坚持下，汉景帝动了真格的，找借口削了楚王的东海郡，削了赵王的常山郡，削掉胶西王的六个县，还准备对吴王下手，结果吴王刘濞造反了。在这里我们要先来说说这个给西汉带来如此多麻烦的藩王制度。
众所周知，秦汉两朝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他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被颠覆的旧制度，就是“邦国制”，也就是“封建制”，而建立的新制度，历史上叫“郡县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朝两制”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邦国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君主自行治理。
刘邦的用意，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藩篱）的意思，刘邦希望能依靠这些藩国阻挡一些侵扰，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邦国并存的制度，就是“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只准封同姓王，不准封异姓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了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违背了刘邦最初只封刘姓子弟为王的宗旨，因而被视为“乱政”，吕后以及吕姓子弟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和刘濞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晁错削藩进行得正火爆的时候，刘濞并没有造反。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某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是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必须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也就是得“削藩”。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刘濞他们是真的想造反吗？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吴王造反早有准备。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淫乱，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要命的罪行。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是以这些事件为由头作为削藩的理由，就有点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思了。
不过，吴王不造反，不等于别人不造反；此刻不造反，不等于将来不造反；刘濞本人不造反，不等于他的子孙不造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还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也造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有威胁，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所以，站在中央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发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实在让人难以对他放心。
这一次，晁错动了真格的，汉景帝也动了真格的，结果，七国之乱爆发了，打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最终，一心主张削藩的晁错被腰斩于市。削藩的意义大家都明白，满朝的文武却没有一个为他说话，原因就在于晁错用错了减法。力主削藩，引得诸侯王一片人心惶惶，这是减法；为人过于执著，得罪朝中同僚，使得自己在蒙难时朝中一片附和喊打之声，这是减法；恃宠自傲，搞不好人际关系，这也是减法。汉文帝和贾谊只用加法，晁错和汉景帝只用减法，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 加减好了国家，没有加减好自己的主父偃
西汉的历史在单纯的加加减减之后终于有了转折，主父偃的一剂良药治好了大汉朝最为头疼的心病——削藩。前例表明，只用加法，或只用减法，都不能彻底解决藩王势大的问题，“推恩令”恰好弥补了前策的不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在向武帝上书时提出了新的建议。汉初，诸侯王的爵位是由嫡子继承的，庶出的子孙没有继承的资格。主父偃认为，诸侯骨肉子弟无尺地之封，仁孝之道就得不到发扬。因此，他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恩德，实际上是分割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了激起诸侯王的武装反抗，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正月，武帝诏告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这就是“推恩令”。
“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都得以受封为列侯。《汉书·王子侯表》所记载的王子侯，大部分是在元朔年间受封的。由于实行“推恩令”，河间王国先后分为兹、旁光等11个侯国，甾川王国分为剧、怀昌等16个侯国，赵王国分为尉文、封斯等13个侯国。此外，城阳、广川、中山、济北以及代、鲁、长沙、齐等诸侯王国也都分为几个或十几个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就这样，中央政权不行黜抑，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
“推恩令”的妙处就在于加与减的相结合，推恩是加，散势是减，以加之名，行减之行，化藩王势力于无形，主父偃的“推恩令”恰好是加减原则的巧妙结合。
主父偃善用加减法，提出了“推恩令”，很好地解决了令前代帝王头疼不已的藩王割据问题，可惜的是，他在自己命运的加减法中做的却不那么漂亮。公元前134年，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谏伐匈奴。所言抓住要害，切中时弊，武帝阅后极为欣赏，让主父偃做了郎中。主父偃不断上书言事，武帝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他，让他担任了谒者、中大夫等要职。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了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主父偃力言该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阻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强调置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镜旗北）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价值。后来置朔方郡的事在朝廷上得以通过，为以后汉军大破匈奴，提供了有利的战略保障。随后，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了“推恩令”。表面上推恩皇族子孙，实际上是将诸侯国化整为零，削弱封国实力。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了“推恩令”，使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主父偃还向汉武帝提出了“徙天下豪强于茂陵”的建议，妥善地解决了国内政治难题，使武帝得免后顾之忧。
但是，主父偃为人狭隘阴毒，倒行逆施。他曾告发董仲舒，使董仲舒差一点儿没了命；还曾因游燕时未被赏识而主张严惩燕王，使燕王被诛，燕国被废除；又因想将女儿送入齐王宫内做妃嫔，被齐王之母纪太后拒绝，而向武帝告发齐王，迫使齐王惧而自杀。由于主父偃很得武帝赏识，朝野大臣怕他在武帝前进谗言，故多行其贿，“赂遗略千金”。有人称他“太横矣”。主父偃听后大言不惭地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
主父偃歹毒的为人使赵王非常害怕，因为当初主父偃游赵时，赵王也不曾厚待他。想到燕王齐王的命运迟早有一天会落在自己头上，赵王便先发制人，上告主父偃接受诸侯贿金。再加上齐王自杀事发，武帝大怒，就下令追查主父偃。主父偃对受贿供认不讳，但否认逼齐王自杀。武帝想赦免他的死罪，丞相公孙弘说：“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于是主父偃被族诛。
主父偃在向国家献计献策时会运用加减法，可惜的是，他在把握自己的命运时却一路大用减法，这一点与和珅倒是有几分相似，只减不加，堵死了自己的后路，最终落个被族诛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