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牟宗三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殿军”，梁启超则视刘宗周的蕺山一派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过，梁启超指出，蕺山一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又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渐趋健实。”因此，梁启超虽未把蕺山学派看作“新时代的开山”，但也认为它构成了新旧转换之际的一个重要环节。蕺山学派的兴衰，便是这种转换的一个缩影。
学派的组成大致应该有三个基本要素：学派领袖、学术主旨以及弟子群。领袖人物是学派的旗号，学术主旨则是其核心，弟子群则代表着该学派的势力和影响。这三者缺一不可。通过对这三个要素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把握一个学派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基本脉络。本章对蕺山学派的研究，便围绕此三要素展开。
(第一节 蕺山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蕺山学派”自然是得名于蕺山刘子。天启五年，刘宗周首次单独做会讲于蕺山解吟轩，但不久由于党祸之故不得不停止。此次会讲学生不多，影响也不大，既谈不上规模，也没有特立独行的宗旨。然而，这个时期对刘宗周本人来说相当重要，他的思想完成了第一次飞跃———由程朱理学转向了阳明心学，慎独之旨也隐约呈现。此时，国家政治动荡混乱，东林的主将多被阉党迫害而死，读书于韩山草堂的刘宗周一味韬光养晦，伏而不出，然外止而内健，正是大畜之象。
不久，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继位。新皇帝果断地对阉党进行了围剿，一些素有众望的士人重新获得任用，党禁解除，一时间大江南北的学社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来，继续着一度沉寂的学术争鸣和文学创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崇祯三年成立于金陵并对晚明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复社。证人社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创建的。
崇祯四年，刘宗周偶过陶望龄（石篑）之弟陶奭龄（石梁）处，约他共同讲学，奭龄欣然同意。于是，这年三月初三，刘宗周便和陶石梁约同道２００余人大会于陶文简公祠（即石篑书院），约以“证人”为宗旨，成立“证人社”。这期间，刘宗周学术思想的主旨“慎独”已经基本确立，他在给陶石梁的一封信中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此独体也，亦隐亦微矣。及乎发皆中节，而中即是和，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未发而常发，此独体之所以妙也。中为天下之大本，非即所谓天命之性乎？
和为天下之达道，非即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此所以为中庸之道也……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
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刘汋也说：“是时，先生专揭慎独之旨教学者。”刘宗周的《独箴》也是写于这一年。此外，在给陶奭龄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认识已经与写《论语学案》时期的观点不同，将道心人心、气质义理打并归一，统合的规模已经初现。
从刘宗周另一封给秦履思（宏祐）的信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刘宗周重工夫、重践履的一面：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著不得一语。才著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
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可见，此时蕺山学派的学术主旨和风格已经基本确立。
然而，正如前文对刘宗周生平做介绍时说的那样，证人社虽然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章程，但却存在着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存在两个学风不同的领袖，陶石梁重本体，刘宗周重工夫。这便给证人社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双方弟子围绕着是以本体为重还是以工夫为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证人社的分裂。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叙述了陶、刘二人当时的分歧：
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石梁言“识得本体，不用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为无忌惮之归而已。”其徒不甚然之，曰：“识认即工夫，恶得少之？”先生曰：“识认终属想象边事，即偶有所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其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凑泊，乃无索道于虚无影响之间乎？”然而，黄宗羲《思旧录》中又说：“先生与陶石梁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发，则无不起而争之。”似乎双方所争在“意”，而非本体和工夫。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刘宗周尚未将“诚意”作为自己的学术宗旨，只能说刘宗周当时“未发而常发”的说法已经成为他日后“诚意说”的滥觞而已。刘宗周当时的学术主旨只是“慎独”，所争只在“工夫”。黄百家也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记载：
初，子刘子尝与高忠宪、邹忠介、冯恭定三公讲学于东林、首善两书院，三公既殁，乃始与陶石梁举越城证人之会。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石梁宗解悟，云识得本体，不用工夫，求之心行路绝之间，故虽与同事，而论多龃龉。已分会于白马山，石梁所说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老妪证之。
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联袂而称弟子于蕺山，门人益进。《黄宗羲年谱》崇祯二年（１６３０）庚子年条又说：“（是时），公（指黄宗羲）邀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催石梁之说，恶言不入于耳。”可见双方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证人会在维持了一年多，举十余会之后不欢而散，秦宏祐等数十人奉石梁之教别会于白马岩居，而刘宗周则会讲于古小学、阳明二祠。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的学术宗旨和学术特色已经基本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他已经开始独自讲学，并且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弟子，这说明他和他的思想在当时已经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便当时尚没有“蕺山学派”这样的说法，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蕺山学派”在证人社分裂时实质上已经创立了。崇祯九年是蕺山学派走向成熟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在京任工部左侍郎的刘宗周推出了他学术思想的第二个、也是颇有争议的宗旨，即“诚意”。弟子董玚在给黄宗羲的《刘子学案》作序时说：
先师刘子自崇祯丙子在京日，始定诚意之旨以示人，谓意者心之所存。戊寅，瑞生侍师，亲承音旨。时闻者谓与朱子、王子不符，起而争之……瑞生心识其说，未敢有所可否。一时门人后学，亦未有会之者。《年谱》也说：“此半年中，先生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之说示学者。”不过，后来《年谱》的崇祯九年条又说：
是时先生工夫只在略绰提撕间。每爱举“天下何思何虑”，“诚无为，无欲故静，有所向便是欲”等语。曰：“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并这些子仍不得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既无本体工夫可分，则亦并无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即慎独姑置第二义矣。这段文字只说“立诚”，并未点出“意”字，可能是刘汋的有意回避。并且，这段文字说刘宗周“自此专举立诚之旨”也不准确，他此后提“慎独”也很多，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谱》也是明提了“独”体，暗含了“诚意”的。更为错误的是，这段文字将“慎独”、“诚意”割裂开来，完全是没有领会刘宗周的思想。
此后至刘宗周殉国这段时间，蕺山学派的思想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统合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标志便是刘宗周最重要的著作《人谱》的定稿。同时，他的周围弟子云集，“执贽弟子者，海内不下千人”。蕺山学派也逐渐成为明末清初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这种现象的产生，大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刘宗周为官清正、学养深邃，为海内学者所共识，极高的声望使得刘宗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次是刘宗周曾任左都御史，官居二品，这种身份使他即便被解职也会在地方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弟子以浙江人居多；第三便是当时学者喜好“游于名公之门”，很多人以一见刘宗周为荣，在这种风气的鼓荡之下，使得刘宗周的弟子“海内不下千人”还是有可能的。
关于蕺山诸弟子的情况，董玚曾整理了一份《蕺山弟子籍》，列弟子８０人，再传弟子６６人。但是董玚所列过于庞杂，也有不妥之处。比如，熊汝霖虽然和刘宗周关系紧密，但并非受业弟子；秦宏祐、王朝式等虽和刘宗周关系密切，也是刘宗周弟子辈，并常有书信往来切磋学问，但他们更应是陶石梁而非刘宗周的弟子。同时，这份名单也因为庞杂而显得没有主次。
私淑黄宗羲的全祖望所作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选择了蕺山弟子３５人，所收罗者多为蕺山的主要弟子（桐乡张杨园及蕺山再传弟子邵廷采除外），他们分别是：山阴祁彪佳、何宏仁、陈尧年、朱昌祚、潘集、张应鳌、戴易、周之璿、刘汋等九人；会稽章正宸、王毓蓍、董玚、赵甸等四人；余姚王业洵、张应煜、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等五人；海盐吴麟征、彭期生；海宁祝渊、陈确；慈溪刘应期、张成义；鄞县华夏、万斯选；诸暨傅炯、陈洪绶；萧山徐芳声；武进恽日初；仁和沈昀；润州（一曰濮州）叶庭秀；顺天金铉；关右董标；西安叶敦艮等。
从这些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蕺山学派的影响主要在浙江一带，以绍兴、宁波两地为核心。蕺山学派盛极一时。
（第二节 蕺山学派的分裂与衰落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总结式人物，刘宗周力图创造一种能够包容心学和理学的学说，以取两家之长，救两家之弊。他的学说从体系上看属于心学，而从其本人的气象和行为方式看，又呈现出明显的理学风格。刘宗周心性哲学的宗旨是慎独和诚意，似乎是以《大学》为依据，但正如其弟子陈确发现的那样，他的宗旨其实与《大学》断断不合。这种不合是心学“自诚明”和理学“自明诚”路数上的不合，这等于宣告了刘宗周统一心学和理学努力的失败。刘宗周本人并没有认识到，他对心学和理学的统一，其实质是“以理入心，反客为主”，理已在个人后天无意识阶段潜入心体，并以“独体”之“意”的形式实现了自我表达。这种“统一”毋宁说是理对心的“取代”。因此，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中，心学的体系实际上是理所披的一件外衣。这种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学派日后的分裂。
在刘宗周殉国后，学派盛极一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刘宗周的死使得学派失去了领袖，一些重要弟子也在刘宗周殉国前后殉国，使得学派受到重创；另一方面，残留下来的弟子之间对于师说各有不同的理解，互相争论，但他们对于师说大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张履祥等人更是不认可刘宗周的学术宗旨，完全回归到了程朱理学，甚至刘汋也对蕺山思想进行了改动。这段时间就是黄宗羲所说“子刘子既没，宗旨复裂”的时期，一时间群龙无首。最理解师学，并大力宣扬师学的黄宗羲当时尚没有得到刘宗周的全部手稿，也因为蕺山还有许多年长弟子仍然在世，他还不能够成为学派新一代的领袖，但他在停止了抗清活动并重新回到学术界之后，活动日渐频繁，渐渐崭露头角。
蕺山在世时，黄宗羲并不是刘宗周最出色的弟子。刘宗周最赏识和爱护的应该是祝渊，这从《刘宗周年谱》和陈确等人的回忆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今天从留下的资料里看不出祝渊的思想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的确是最有可能成为蕺山衣钵的传人的，然而他的殉国使得这个首座弟子的席位空了下来，蕺山学派一度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当然，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也和刘宗周哲学思想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初朱子学的抬头有关。
王汎森认为，刘宗周死后蕺山学派一分为三：第一派以张履祥、刘汋、吴蕃昌为代表，倾向程、朱；第二派以陈确为代表，独树一帜；第三派是以黄宗羲为代表，倾向陆、王。其实，这正是刘宗周思想内部两种倾向及这两种倾向产生的矛盾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
倾向于朱子学的一派坚持刘宗周整齐严肃的理学作风，但对师说中和心学有关的倾向采取回避甚至反对的态度。而黄宗羲则倾向于心学，因此格外看重师学的心学体系，也因这种心学倾向，黄宗羲格外注重约之在我，反对陈腐之见。陈确看到了师说和《大学》的冲突，便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否定《大学》。他的《大学辨》可以说是刘宗周本人晚年对《大学》版本怀疑的继续。
蕺山学派的分裂首先在思想上，并由此引发各派主要人物之间的不和，同时对学派主导权的争夺也隐约可见。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这三派的代表人物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三人对蕺山学术思想的态度。
一、蕺山学派三大弟子
１．张履祥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学者以其所居杨园村而称之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卒于清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其父张明俊是一位崇信程朱之学的邑庠生，在张履祥９岁的时候去世。张履祥曾两次应举入试，均告失败，明亡之后遂放弃科举之路。
崇祯十七年二月，张履祥因友人祝渊之故与钱字虎谒见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刘宗周，并北面称弟子，时年３４岁。在他这一年冬天写给刘宗周的信中，他讲述了自己此前的为学经历及师事子刘子之后的收获：
祥幼罹孤蹇，不知学问之道。二十余，稍闻先生正绪论，则窃悦之，然未知所从事也。既而得《龙溪先生集》与朱文公《近思录》而读之，始知圣贤之果有可为。由是习见习闻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谓“天诱其衷”，不自终于陷溺也。己卯之秋，忽有悟于志气之义，以为志帅气则为君子，气胜志则为小人。由是日用之间，每求志之所以帅气者。至庚辰，于阳明先生所言“良知”体之较切，气旋觉有退听处。又一年，偶有见于人品之有君子小人，与治术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诚伪，而于孟子所谓怵惕恻隐为诚，内交要誉恶声为伪。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于伪而不进于诚也。壬午，读《濂溪集》，则求所谓“主静”之说，得之白沙之言：“动亦静，静亦静，无将迎，无内外。”心知其然，然亦未能亲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