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刘宗周有一次赴水自杀的尝试，但却不得沉，被舟子救了起来。如果从十九日开始算，他已经绝食六日了；从他给孛罗的回书“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的话看，按照刘宗周自己的算法，他应该是从十五日开始绝食的，已历经十天。
但如果从他后来投水自杀来看，当时虽已绝食，却还没有下定以绝食的方式殉国的决心。
按照《年谱》的说法，刘宗周自六月二十五至闰六月初八殉难于盛夏时节，整整十三天滴水未进。其间经过如下：
二十七日，子汋自灵峰迎先生至杨枋，舍于秦祖轼之屋旁。
二十八日，友人来候，复劝先生请进少饮。先生曰：“勿入吾耳，士可杀，不可辱。书来，复何为乎？”婿王毓芝入门，先生望见，呼其字曰：“嗟！ 紫眉！ 当以道义相成，勿作儿女子态。”毓芝曰：“然。”因语及毓蓍事。先生为泪下曰：“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徐曰：“吾不食数日，时燥渴甚，因饮少茶，觉味如甘露。始知饮茶也能续命也。今后勺水不入口矣。”
有顷，毓芝进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对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对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终日忧疑惊惧，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
二十九日，祖轼入侍，先生口吟绝命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祖轼欲笔之，先生曰：“无庸，偶然耳。”既而曰：“吾感熊汝霖而赋此。”因谓祖轼曰：“为学之要，一诚尽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又曰：“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然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原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无事，则人而天矣。”又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吾今而后，知孟子所言：‘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能明乎此者，其于道也庶几乎！”汋进请示训，先生曰：“常将此心放在宽荡荡地，则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汋再请，先生曰：“做人之方尽于《人谱》。汝作家训守之可也。”又命汋曰：“下蒋竖碑于墓道之南，颜其额曰：‘有明秦台先生藏衣冠处，子某妇某合葬之墓。’”
言讫，泫然泪下曰：“吾平生从未言及二亲，以伤心之甚，不忍出诸口故也。”已而曰：“胸中有万斛泪，半撒之二亲，半撒之君上。”祖轼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
闰六月初一日，毓芝复来候，先生谓曰：“吾今日自处，合义否？”毓芝曰：“甚正，虽圣贤处此，不过如是。”先生曰：“吾岂敢望先贤哉？求不为乱臣贼子而已矣。”时有门人谓“国统断不中绝”，复请先生进少饮。先生曰：“古人一饭之德必酬。我一穷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语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昌，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死则死耳，何劝为？”门人固劝不已，先生曰：“吾学问千辛万苦，做得一字；汝辈又要我做两字。”张应鳌在侧，先生携其手曰：
“学问未成，全赖诸子。”应鳌曰：“敬受教！”先生点头，复厉声曰：“尔曹免之！”应鳌复进曰：“今日先生与高先生丙寅事相类。高先生曰：‘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无生死，君亲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早觉，抚胸谓祖轼曰：“此中甚凉快。”祖轼因问先生：“不以他端立决，必欲绝食而死，非但从容就义，或欲为全归之孝乎？”先生微笑肯之。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肃容端坐。
有顷，迁北首卧，以示北面对君之义。神定息微，若将逝者。
家人环哭，先生摇手戒之。
初七日，毓芝以祁彪佳殉节状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张目举手者再。复指几上笔砚，毓芝携至前，先生捉笔书“鲁”字，毓芝曰：“先生问鲁王监国事乎？”先生颔之。
初八日，友人来自郡中，传乡绅某某皆薙发应聘，先生啮齿击床太息者再。戌刻，气绝。双眸炯炯，至阖棺，视尤未瞑。
前后绝食两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八岁。其子尊遗命，敛以深衣幅巾，皆用素。书其旐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从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宗周在走向死亡时的所思所想。
他谈到了道义，谈到了泰然、慷慨、从容，谈到了诚敬，谈到了天理人欲以及君亲之念。这些都是他那个时期着意思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道义”也是他前一阶段一直思考的问题，“古人一饭之德必酬。我一穷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这其实也是人格中的超我对他的劝说。“不死”是人欲，“死是天理”。所谓“道义”便是超我的化身。他以诚敬为“为学之要”，体现了他排除杂念、一心一意的态度，所谓“杂念”无非是“人欲”，在生死关头就是“贪生畏死”之心。存意于天理，便是将心理能量灌注于超我，在超我的监察下，“贪生畏死”的人欲一起便被吹落。同时，超我中的人格典范也会激起自性中的崇高，这样超我也会获得自性提供的能量。
当刘宗周在小庵中静坐的时候，潜在的紧张一时间消失了，紧紧攥住的心（气）一下子松弛了下来，胸腔霍然大开，气息和畅，一种安乐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刘宗周发现生死突然间成为一个很客观的事情，甚至连忧愁、悲愤的感觉一时间都找不到了，个人的问题此时顿然消失，剩下的只是天理流行。此时以一种本然状态观察以往的念起念灭，无非是人欲（本我冲动）冒出的水泡，可以置之不理，于是便有了一种“胸中浑然无一事”、“宽荡荡地”的感觉。
然而，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生存本能仍会努力地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它努力延缓死亡的到来，即便经受巨大的痛苦也不放弃。
刘宗周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定要殉国而死，但他的身体却反抗着这种行为。身体的态度从他赴水自杀的细节中可以看出来：一则，在自杀前他于舟中叩拜，并表示自己要“聊以一死明臣谊”，是时舟子在场，便有被注意的可能，这与在风雨大作之际趁人不备跃入水中自沉的方以智不同；二则，他入水之后“良久不得溺”说明他曾在水中奋力挣扎，这不同于怀石投江的屈原，也不同于“处化时，端立水中，口不入少水”的高攀龙；三则，他获救后“幅巾犹未湿”，说明他是脚朝下入水的，这又和以头入水、“口鼻俱为泥土所窒”的王国维不同；四则，他虽曾以手推舟子说“吾将死于此矣，毋误我”，但舟子仍能“固掖而起”，说明他并未完全拒绝舟子的施救。这些细节表明，刘宗周赴死的意志在同生存本能的较量中并未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以绝食的方式殉国恐怕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然。
另外，按照刘宗周自己的算法，他是从六月十五日开始绝食的，而到六月二十八日王毓芝来访时他应已绝食十三日，而按刘汋的记载，他实际绝食九天，断水三天，时间也已经很长了。他在向王毓芝解释此事时归因于“苦茶可以续命”，并表示不再饮水。但一个６８岁老人，满腹忧愤，在已经绝食六天（按刘宗周的算法是十天）之后，其间曾有“吾不食数日，时燥渴甚，因饮少茶，觉味如甘露”
感受的刘宗周如何在此酷暑之际还能再断食断水十三天，其间思维清晰，还能说许多话，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如将此归功于刘宗周的静养工夫，恐怕也难以服人。绝食期间，生和死的力量通过其身体和精神上演了一场残酷的拉锯战，这给刘宗周带来了巨大而漫长的痛苦。最终，求死的意志占了上风，生命的能量被耗尽。闰六月初八日的晚上，这位明末大儒停止了思想。
刘宗周之孙刘士林在评价刘宗周的死时说：“先生以死义终，不知者遂以气节概先生，是岂知先生者哉！盖以气节重也者，非重气节者也，《传》不云乎！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乾之上九曰：‘进退存亡不失其正’，其惟先生之谓乎！夫一死不足以尽道，而尽道者断不能逃此一死也。然则先生之死，则皆出于生平学问之助，诚之至，慎之极，变而不失其正者也。观其从容就义，不伤于急迫，不失于后时，恋恋于君，复恋恋于亲，全而生之，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忠孝两全，仁义兼尽，与夷、齐之首阳、曾子之易箦、孔明之出师、文山之正气，兼而有之，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于斯！嗟乎！社稷有先生而社稷益光，先生有一死而先生愈重。
信乎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参天地而为三也。若夫恢复心体之量，合内外、一天人，举昔人之所让于佛氏者，一朝还之吾儒，使人人知有父子君臣之道、衣冠礼乐之风、忠孝廉耻之节，廓清之功，不在禹下。即其辟邪说，距跛行，放淫辞，扫蓁芜而开正路，近维紫阳之坠绪，远接洙、泗之渊源，其功又岂在孟子距杨、墨下哉！”刘士林将刘宗周的殉国从一种气节提升到了至诚的高度。
刘宗周的自杀可以说是甲申乙酉之际大量前仆后继赴死的士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刘宗周殉国前后，仅他的老家绍兴余姚一带就有大量的士人自杀殉国，其中不少就是刘宗周的学生。章凤梧说：“推其所自，不得不归先生风厉之功矣。”然而，任何人都难免会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刘宗周虽然能够鼓荡一时之风气，但他也并非是一个只影响别人而本身不受影响的人。他的思想和行为又如何不是为晚明士气所鼓荡陶冶而成的呢？
个人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在对刘宗周自杀殉国行为的分析过程中，时代氛围对他所施加的影响不容忽视。刘宗周是一个殉国者，人们很自然将他的自杀归因于他深沉的亡国之痛。这样说虽然不无道理，但也难免使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前后相接并且有一定联系的事件未必就存在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从现象上看其因果关系非常明显。因为如果国家的倾覆可以导致大量的自杀，那么为什么此事不是在所有的民族以及中国历史的其他朝代（南宋除外）如此明显的发生？更何况国家未亡时，自杀其实已经大量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亡国导致了大量的自杀。我们认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就的士人特有的观念和心态才是真正的原因。甲乙之变无疑是刘宗周等人自杀的导火索，而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早就埋下了的。风之所自，由来久矣。
晚明社会动荡，人心激戾，士气汹涌，多有以死自证的人，其中又尤以知识分子为甚。这种现象的蔓延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刘宗周的学生陈确就曾在《死节论》中说：“人不可罔生，亦不可以罔死”，又说：“自此意不明，而后世好名之士亦复纷然，致有赴水投缳，仰药饮剑，趋死如骛，曾不知悔。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顾是非，惟一死为快者，不可胜数也……甲申以来，死者尤重……忠矣，可谓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杀身成仁之学乎！古人学道，只如布帛菽粟，日用靡间，尤难言纯熟。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虽不杀身，吾必以节许之；未成仁，虽杀身，吾不敢以节许之。”陈确这篇文章所述为甲申前后之事。从这段文字看，作为一个遗民的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从他写的几篇悼念刘宗周的祭文看，他曾深愧自己“懦不能死”，可见他人的死使他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他自己又反对因“好名”而“趋死如骛”。这篇文章是否有试图摆脱这种压力的目的姑且不论，以陈确的睿智和眼光看，他所说的“以死求名”的现象应该和“以死求节”、“以死求名节”等现象一样是很明显地存在的，否则他也不必就此大发议论。然而，除了“以死求名”的动机之外，这种“惟一死为快”的现象仍有其他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
那么，能使自杀行为在社会上蔓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怎样的呢？
就拿甲乙之际士人的大量赴死来说，从现象上看，这些人处于迪尔凯姆所说的“群体的绝望”之中，是一种“集体状态”。那么晚明士人为什么会处于这种“集体状态”呢？笼统地说，他们有相似的人格结构、相似的情感、相似的观念以及相似的社会氛围，因此，他们对共同遭遇的事件会有相似的反应模式，并且这种相似性在相互影响中得到共振、强化，就会达到一种集体状态。这种状态对集体中的个人影响巨大，它甚至会代替人的独立思考，人遵从于集体，集体赋予个人以价值，使个人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相似的人格以及共同的观念和信仰是晚明士人形成集体状态的基础。在甲申之变以前，他们的观念中早已埋藏了导致他们后来大量自杀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