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所发现的青铜人像的服饰，可以说是商代后期蜀地服饰的宝贵的实例。青铜人像的外衣为单袖齐膝衣，其左侧无肩无袖，只有右侧带有半臂式边连肩袖，开领自右肩斜下绕过左腋回至右肩相接，与后世的“袈裟”颇类似。青铜人的中衣，身长比外衣略短，为双袖半臂式，袖筒略长，袖缘无文，略宽。左袖全露，右袖半露于外衣短袖之外。领口较大，正背部呈鸡心形，开口与外衣衣领绕腋曲率相一致，专家称其为“鸡心领半袖中衣”。从青铜人两袖中衣外所露的内衣和领口的形状推测，其内衣的领口亦为鸡心式，内衣的衣袖长及腕，袖口压素缘三道，肘间纹为绘绣类的大花。青铜人的下裳部分并非上衣下裳连为一体的深衣，而是衣、裳分开的形制。其下裳分为前后两片，前面一片的下沿平齐而身量略短，后面一片的下沿中平而两侧作燕尾形，身量较前面一片为长。
从青铜人像两侧的分离缝推侧，其下裳在穿着的时候，前幅先系于腰，后幅再系于前幅之外，呈前后两幅扣合关系。下裳的饰纹，近衣缘处有一条横向对称回纹、雷纹，其下环垂黻纹带饰，下沿为两道素缘。这件青铜人像，为一位大巫师正在主持盛大祭祀活动之形，其服饰应当是十分讲究的，足可代表商代晚期的礼仪服饰的形制。
商周时期关于“衣”的习俗里面，“衽”是相当重要的一项。衽就是衣襟。据推测，衣襟来源于最初制衣时的习惯。开始时人们将原幅的布不加裁剪，而用来由胸前经右肩绕过颈部，再回转于右腋之下，在腰间环绕为带。这样做可能是便于使用右手操作的缘故。
周代华夏诸国都以右衽为衣的主要特征，而当时的各少数族则多左衽。孔子曾经十分赞扬齐国管仲帮助齐桓公攘除夷狄对于华夏诸国侵袭的重大功绩，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他所说的“左衽”，即指夷狄诸国的衣襟样式。华夏诸国的衣襟在丧服上则是左衽，所以古代的礼书上说“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这是符合当时人们关于生死问题的观念的。当时的人认为，人活着的时候要用右手解衣带；人死之后则衣襟改为左侧，表示不再解带。华夏诸国人右衽的习俗为当时的社会观念所支配。商周时期的衣，为了美观，贵族们常将衣的领和衽的边缘部分镶以花边。这些花边多以颜色鲜艳的布缝缀而成。这样做，既美观，又保护了衣的边缘，使之不易磨损。衣的袖口部分称为“袂”。
据说，商代已经有了袂，所以古代文献上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经·归妹》)，以袂为衣显示其美的重要部分。
袂，一般都比较长，在袖口部位作上下垂的两块，犹如后世戏曲服装里的水袖。但是，衣袖太长，不便做事，所以孔子主张“短右袂”(《论语·乡党》)，让右边的袂短一些。这显然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衣的形制出现了多种式样。短小的衣便于穿着者劳作，故常为平民或儿童穿用。这种短衣称为“襦”。如果连襦带裳，那么在战国时期南方则称为“裙襦”。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有两封战国末年的秦木牍家信，主要内容为军中士卒名惊者向家中索要“裙襦”，即复衣之事，谓做两套“裙襦”，“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至少需要两丈半布。依照商鞅量，秦代一尺当23.1厘米，则当时的“二丈五尺”合5.775米，这是做两套“裙襦”所需要的布料。
与这种短衣不同，当时还有专为贵族睡觉时穿的长长的寝衣，春秋时期的寝衣要“长一身有半”(《论语·乡党》)，长度达到身长的一倍半。为了适应夏秋冷暖季节穿着的需要，而出现了单衣和复衣。一般把有表无里的衣称为“单”，有表有里的衣则称为“复”。
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复衣也不足以御寒，所以便在复衣的夹层里填装绵絮。这样的复衣，称为袍。孔子曾经称赞自己的弟子仲由“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知耻”(《论语·子罕》)。所谓“敝缊”，指破烂的旧的丝绵。这种由“敝缊”所填充的袍子是一般平民所穿的御寒服装。充填复衣的新的丝絮，称为纩。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宋国的与国萧，萧的守卫牢固，致使楚军久攻不下，楚庄王亲往围城前线慰问，时值严冬，“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左传》宣公十二年)，可见纩是很暖和的一种填充絮料。这种絮料，又称为“帛”，所以战国时期孟子说“五十非帛不暖”(《孟子·尽心上》)。丝絮毕竟不多见，所以一般平民无缘得用，孟子所说的能够穿帛而暖者，应当是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
一般人用来充填复衣的絮料多为麻、苇荼等物。
为了御寒，夏商周时期社会上依然存在穿着皮衣(即裘)的习俗。这种习俗虽然与上古时代的披兽皮的习惯有联系，但制作却日益精良。甲骨文的裘字，就是毛在外的皮衣的象形。从甲骨文裘字的形体看，殷人已经将兽皮裁剪为直领右衽的形状，适合于人的穿用的需要。做成裘的兽皮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才能合用，据古代文献记载，周代社会上的手工匠人的工种就有“攻皮之工五”(《周礼·考工记》)，“鲍人”、“韦氏”、“裘氏”等应当是专门熟制皮裘的工匠。周代贵族之裘，对于毛皮的质量要求很高，古代文献里有下面这样的说法：
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也；进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抟之，欲其无迤也；视其著，欲其浅也；察其线，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则需。(《考工记·鲍人》)那些被贵族用来做裘衣的韦革，其颜色远远望之，应当如茅莠之白；用手握着它要感觉到柔软光滑；把它卷起来不会歪斜不正；这样的韦革把它陈铺起来，显得很平展，没有高低厚薄的感觉；用这样的好韦革来缝制，线会隐于皮革之中而不为人所觉察；这样的韦革，要注意保护，不要多次地澣濯它，否则它便会变硬；这样的好韦革也不需要抹上许多油脂来使它柔软光滑，否则就会变得太软。用这样的韦革所做成的裘衣是当时贵族所穿着的高级服装，非一般人所能问津。
当时的裘衣，由于其珍贵，所以穿的时候很受爱惜，多在裘外加上一件外衣以保护裘衣的毛色。这件保护皮毛的外衣称为裼衣。
按照春秋时期贵族的要求，裘衣不仅要用外衣保护，而且多注意与其他服饰的配合，特别是与裼衣的配合。孔子曾经说：
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
(《论语·乡党》)
如果要使裼衣与皮毛相称，那就要黑色的裼衣配紫羔的毛皮；白色的裼衣配麑———即小鹿———的毛皮；黄色的裼衣要配狐狸的毛皮。家居时所穿的裘要做得长一些，可是右边的袖子要短一些，这样才方便。周代贵族对于裘和裼衣十分重视，常以之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孔子所说的缁衣、素衣、黄衣以及羔裘、麑裘等，是一般贵族的服装，君主则要更好些。古代的礼书上说“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礼记·玉藻》)，可见狐裘饰以锦衣非一般人所能服用。
夏商西周时期，人们的居住习俗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居住习俗的社会等级化。
不同的社会等级，其居住情况往往有相当大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族和宗族的组织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聚族而居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居住方式。从总的情况看，这是居住建筑大进步的时期。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们的居住条件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已经由穴居、半穴居移至地面，甚至筑起了高亢的堂基。贵族们的住宅则往往以石或铜做成的柱础来支撑高大的房屋木架，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有一定格局的宫殿。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时间与夏代是吻合的，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一带的宫殿遗址，就是夏代的宫殿。
时代属于晚商时期的殷墟宫殿，其规模比早商时期更为宏大，布局也更加完整和系列化。殷墟发现各类房基56座，大都呈长方形。大的基址长40米，宽10米。根据发掘情况可以推测当时的建筑程序。在建筑宫殿的时候，先挖下1米多深，再填土层层打实，直打至以高出地面1米为止。打实地基的木夯直径为4厘米至5厘米，每层夯土的厚度在7厘米至10厘米之间。基址的夯土层多者可达19层，可见当时的宫殿建筑很重视高亢台基的筑成。在台基最后的两三层夯土中，按次序埋上石柱础，在石柱础周围以夯土加固，在石柱础之上，还有的加有铜质柱础。甲骨文字里有不少是当时宫殿或房屋的象形字，如甲骨文宫、室、京、高等皆然。晚商时期的宫殿形制依然是以木骨为架，以草拌泥为顶，屋顶为两面坡状。殷墟宫殿建筑注意平面布局，加强排水设施。所发现的陶质排水管直径有21厘米多，还出现了三通的陶质水管。据古代文献记载，晚商①关于居住习俗的延续性质，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栋宇者，巢居之变，筑墙则穴居之变也。《左氏》：郑伯有为窟室而饮酒(襄公三十年)，吴公子光伏甲于堀室，以弑王僚(昭公二十七年)，皆古穴居之遗。《月令》：‘仲秋，穿窦窖。’注：‘入地，椭曰窦，方曰窖。’此亦穴居遗法。《吕览·召类》曰：‘明堂茅茨蒿柱，士阶三等，以见节俭。’注曰：‘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虽云节俭，实所未闻。’此实巢居之遗制，高氏自不解耳。然《大戴记·盛德》篇谓‘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业已曲为之说，更无责乎高氏矣。”(吕思勉：《先秦史》，3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时期的宫殿建筑的装饰是十分华丽的。战国时期的人曾经这样描述殷纣王的宫殿及生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