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683年，息夫人一变而为文夫人。八年之后，文王去世。在八年中，文王喜得两子：长子名艰(囏)，次子名恽。
熊艰继位时，至多不过七岁。
当时周室大乱，全无体统。周惠王与五位大夫争利，五位大夫奉王子颓以伐周惠王，不胜。又引卫师、燕师为援，逐周惠王而立王子颓。近两年后，郑伯和虢公举兵杀王子颓和五位大夫，纳周惠王于王城。齐国渐有霸主的气象，但遇到了重灾。陈国为内乱所苦。
中原其他各国也只能自保。楚国方兴未艾，但幼主当国，其命运未卜。
（第一节令尹子文与成王
既然年龄使国君不能像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优秀的统帅，那么，真正执掌政柄的就只能是元老即旧臣和宿将了。这些旧臣和宿将不像文王初即位时那么心志齐一，文王留下的两位公子就成为他们派系斗争的工具了。熊艰在位三年，无所作为。《史记·楚世家》说到熊艰要杀死他唯一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他唯一的胞弟，这或许是近臣给他出的主意。可是，熊艰本人未能赢得元老一致的拥戴，一些元老竟带着他的胞弟跑到随国去，由此发生了一场争夺君位的政治危机。结局是这些元老借助于随师袭杀了熊艰，可想而知，也袭杀了忠于熊艰的元老和近臣。本来并不复杂然而至为重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就这么干脆利落地用暴力解决了。
熊艰，《史记·楚世家》称之为庄敖，《左传》称之为堵敖。按，楚辞《天问》也称之为堵敖，应以堵敖为是。称“敖”，是因为严格说来他还不成其为国君。冠以“堵”字，则是因为他葬在名为堵的地方。熊恽取熊艰而代之，是为成王，其元年为公元前671年。成王初立时，也还年幼，政事由其叔令尹子元和另外一些贵官执掌。当时中原无大变，陈国内乱未息，晋国内乱突发，齐、鲁、宋合兵伐淮水下游的徐。成王刚即位，他的臣僚就在内政和外交上采取了若干积极的措施，一面抚绥民众，一面派使者到中原去聘问并到周都去纳贡，如《史记·楚世家》所云：“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周惠王以祭肉赐给楚成王，希望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时，楚国已是方圆逾千里的大国，中原对它已不能不给予相当的重视了。
文夫人顺从命运的安排，不得不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听凭那些元老杀死她的长子，扶立她的次子。她已是太后了，但刚到中年，依然天生丽质。令尹子元对这位嫂夫人想入非非，居然在她的宫室近旁营造了自己的新邸，以求亲近。一天，子元在新邸中欣赏万舞。万舞集武舞和文舞的大成，而主要是武舞。相传周武王伐殷纣王时，从征的巴蜀将士在战场上载歌载舞，英勇豪迈，殷师前列的徒兵倒戈反走，周师乘机进击，一举击溃殷师。构成万舞主体的武舞，据说就是按照巴蜀将士的歌舞改编的。万舞节奏强烈，乐声嘹亮。子元在新邸中演出万舞倒不是供自己欣赏，而是要让隔墙的文夫人听到。文夫人果然听到了，但出乎子元意料的是她哭着对近侍说，先君在世时演出万舞，意在整军经武；现在令尹不去向敌国开战，却在我这个未亡人旁边作乐，这不是太使人纳闷了吗！
文夫人的话传到子元那里，子元不禁大惭。
公元前666年———成王六年，秋，令尹子元兴师伐郑。此举纯属无端启衅，子元的唯一意图是要向文夫人显示自己不失为一位元戎。楚师多达六百乘，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支罕见的大军了。事出突然，郑人无备，楚师轻易地冲进了郑都的外城。可是，子元见内城的悬门居然没有放下，似乎郑人故意要引诱楚师闯进去，不禁满腹狐疑。子元同随行的将领商议了几句，怕郑人听明白，不敢说夏言，只是说楚言。不忘楚言，兼通夏言，这是当时楚国贵族的一个优越条件。子元以为内城有伏兵，命令全军退到城外安营。到了城外，子元又怕齐、晋、宋派兵援郑，便连夜不声不响地退了兵，把帐篷丢在原地。次日黎明，郑国的谍报人员发现楚营的帐篷上立着乌鸦不飞走，断定其中无人，立即上报。郑国的君臣获悉楚师退尽，才安下心来。其实，当子元和随行的将领在外城商议时，郑国的君臣在内城正慌作一团，准备逃出都城去。子元是怎样的一位元戎，由此即可判定。
做了这么一次武装游行之后，子元居然搬进王宫里去住了。大夫斗射师谏阻，子元不从，还把斗射师关押起来。斗氏先已对子元有反感，这时忍无可忍了。公元前664年———成王八年，秋，申公斗班杀死了子元。斗班父斗穀於菟是一位颇有令名的元老，被成王任命为令尹，史称“令尹子文”。
申公即申县的县公。楚县的长官，初称尹，后称公。有一段时间又可以称尹，又可以称公。
春秋时楚国的令尹有两位最有名，一位是后来庄王时的孙叔敖，另外一位就是成王时的斗穀於菟。
“斗”为氏，“穀於菟”为名。“穀”，义为“乳”；“於菟”，义为“虎”。“穀”与“於菟”连称，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老虎喂了奶的”。何以有这个怪名，要从其父斗伯比说起。
前文曾说到，若敖有一位夫人是郧国公族女子，生了斗伯比。
这位夫人不是若敖的正妻，因而斗伯比只是若敖的庶子。若敖死，嫡子霄敖立。当时的楚国没有严格的礼法，国君去世后并非正妻的夫人不必留居夫国。尚在幼年的斗伯比，随其母住在郧国。斗伯比长大后，同郧君的一个女儿———即他的一个姑表妹或者姑表姐相爱，在云梦野合，以致生下一个男孩。对“云梦”，要稍加说明。“云”即“郧”，或作“”，简作“云”。“梦”乃楚言，旧解为“草泽”，实则不止草泽，也有平原、丘陵、丛林、湖泊，总之是原野，当年植被茂密，风光佳丽，鸟兽孳繁。梦在冬天是极好的狩猎场所，一到春天便成为极好的游乐场所。每逢暮春时节，男男女女到梦中去游玩。按照习惯，这时也可以寻偶追欢。诚如《墨子·明鬼》所云：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除了云梦，其他郊外的原野也是这样的游乐场所。不过云梦是特别出名的一个地方，那里自然会有不少风流韵事。屈原在《天问》中写道：“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说的就是斗伯比和他所钟情的女郎相约出游，绕过闾，穿过社，到丘陵幽会，以致后来生下了子文。
斗伯比的舅母郧夫人可能本来就不大喜欢这个外甥，见他竟让自己的女儿生下了一个男孩，不胜恼怒，派人把这个男孩扔到当初他的父母幽会的野地里去了。事有凑巧，郧君到云梦去打猎，正好经过那里，看到一只雌虎正在给一个弃婴喂奶，大惊失色，当即罢猎而归。郧君向郧夫人说起这件怪事，郧夫人惶恐不已，急忙派人去把弃婴抱了回来。因此，郧君给这个外孙取名“穀於菟”。楚国的一代名相，就是这么生下来和活下来的。据陈士林研究，“穀”是古越语，“於菟”是古彝语，“穀於菟”是混合词语。按，清江流域今称土家族的少数民族，其先世为五姓巴人，有崇虎之俗，而其语言属于彝语支。由此不妨推测，古巴语和古彝语也不乏相似之处。
《左传·宣公四年》所云“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是把楚地的人都当做楚人了。其实，应该说楚地的扬越谓乳“穀”，楚地的巴人谓虎“於菟”。正宗的楚人谓虎“班”，见《汉书·叙传》。斗穀於菟有子斗班，可谓虎父生虎子。《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是斗班的后代，用的是虎姓。
斗伯比回楚国后，成为武王倚重的贤臣。其子斗穀於菟在文王时已建功立业，对成王的即位起过特殊重要的作用。《天问》在“爰出子文”一句之后接着写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弑)上自予，忠名弥彰？”细味文义，杀死堵敖和拥立成王的主谋就是斗穀於菟。子元为令尹时，楚国遇到了财政困难。诛灭子元以后，子文为令尹，他所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缓解财政危机。《左传·庄公三十年》记：“斗穀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
所谓“自毁其家”，就是献出自家的私财。对贵族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潜夫论·遏利》说令尹子文“有饥色，妻、子冻馁”。艰苦的程度超过筚路蓝缕，这就无疑是后人张大其词了。《国语·楚语》记昭王时大夫斗且引令尹子文语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确实，令尹子文是反对“勤民以自封”的。但斗且说令尹子文“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乃至“朝不及夕”，就碍难置信了。《战国策·楚策》记莫敖子华对楚威王说：“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月之积。”子华把斗且说的“无一日之积”改为“无一月之积”，但还是夸张了。斗且还说，每逢子文上朝，成王都让人给他准备一串干肉、一筐米饭，作为午餐，这倒可能确有其事。《说苑·至公》说令尹子文大义灭亲，此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全无踪影，大概是汉儒杜撰的。至于斗且说子文“三舍令尹”，则是误把孙叔敖的经历当成子文的经历了。无论如何，在楚国约八百年历史上，子文是首屈一指的廉吏。
（第二节齐楚争霸
公元前661年，齐国正高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伐戎，伐狄。
《左传·闵公元年》记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公元前659年———成王十三年，楚伐郑，缘由是郑与齐通好。
春秋五霸，齐桓公当推第一，但他受到来自楚成王的挑战。这时楚成王已成年了，伐郑可能是他自行做出的决策。这次伐郑只是警告性的，速去速回，政治影响大于军事成效。其明年，再伐郑；又明年，复伐郑。楚师连续三年直捣中原腹地，使中原诸侯无不为之侧目。
公元前656年———成王十六年，齐伐蔡。齐、蔡本来相安无事，而且是姻亲，矛盾是由齐桓公夫人蔡姬惹起的杯水风波。约一年前，齐桓公与蔡姬乘舟游于水上。蔡姬素娇，知道齐桓公很怕落水，故意使舟身晃荡。齐桓公大惊之余，暴怒逾常，命令蔡姬回娘家去。
蔡姬回母国后，蔡侯一时糊涂，以为蔡姬和齐桓公的婚姻关系已经了结，就把她嫁给了别人。这使齐桓公深感受辱，由此，齐桓公决定惩罚蔡侯。可是，如果只凭这么一点缘由出兵，未免小题大做。
经老谋深算的管仲策划，仍用尊王攘夷的名义，纠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扬言伐楚。从齐国到楚国，假使不绕路，就要经过蔡国。齐桓公的真实意图，是要在途中偷袭蔡国。
《战国策·西周策》记游腾说：“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伐楚以伸张正义是假，伐蔡以发泄私愤是真。果然，联军侵入蔡国，蔡人逃散，齐桓公心满意足了，这才移师到蔡国西面的陉山(在今河南郾城东南)。陉山在方城东，是楚师出方城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管仲是聪明的，假如八国联军径直攻进方城去，可能凶多吉少，不如顿兵方城外，以觇楚人动静。
这时的楚成王，已能亲理国政、自作主张了。据《左传·僖公四年》所记，他派使者去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这话，显示了楚人的强硬态度和幽默气质。北海、南海的“海”，并非实在的水域，只是极言其远罢了。当时陉山尚未正式纳入某国的版图，谁也不管，谁也能去，但楚使的话却把它当做楚国的领地了。管仲胸有成竹，他代表齐桓公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一番开场白是管仲立论之本，追述往事，援引故典，虽则摆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却是堂堂正正，无懈可击。“履”是活动的范围，非指统治地域。“海”与“河”是一清二楚的，“穆陵”与“无棣”就很难指实了。一说，穆陵在今河南光山与湖北麻城之间，无棣在今河北北部。无论如何，穆陵更在陉山以南。接着，管仲反答为问：“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一共只有这么两个拼凑出来的罪名，若非小题大做，便是捕风提影，然而都与周天子有关，似乎非同小可，足见管仲其人善于罗织。对于这样两个罪名，楚使承认一个，否认一个；承认得痛快，否认得巧妙。所承认的，是应该贡苞茅给周天子；所否认的，是与周昭王之死有牵连。管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数落楚国的了，既然尊王攘夷的名义已经用上，蔡国已经受到惩罚，楚国已经有认错的表示，那就适可而止，于是决定同楚国会盟。
八国联军为了表示会盟的诚意，朝东北方向后撤了一天或两天的路程，移驻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这时，楚师已出方城，以备不测。元帅为屈完，他代表楚成王参与会盟。
齐桓公把联军摆弄得整整齐齐，然后同屈完一起乘车阅兵。起初，齐桓公的话很友好，屈完的话很谦虚。可是，齐桓公接着说：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是露骨地炫耀武力。屈完毫不示弱，他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义正辞严，齐桓公无可奈何。
“汉水以为池”，是把不是护城河的水当做护城河；“方城以为城”，是把不是城的山当做城。楚国的军事思想注重外线作战，对于内线作战则能依托国土的辽阔和人民的众多，这是很有特色的。
召陵之会无失败者可言，倒过来说也是对的，无胜利者可言。
齐人所留下的，其实只有虚名和笑柄。
作为诸侯之一，楚君必须承诺对周天子应负的义务，阳奉阴违是可以的，说得多、做得少是可以的，拒不认账却万万使不得。楚国所要贡纳给周天子的，据《左传》只有苞茅，据《国语·齐语》
和《管子·王言》还有丝，《史记·楚世家》则含混其辞说是“赋”。
无论如何，苞茅和丝加在一起也只是象征性的。天子也罢，诸侯也罢，都需要这象征性。岂但如此，当时的历史进步也需要这象征性。
召陵之会揭开了齐楚争霸的序幕。
其明年，令尹子文灭弦。弦是姬姓小国，故址在今河南潢川西北。同年，周惠王对齐、鲁两国啧有烦言，要郑国靠拢晋、楚两国，这对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齐国是辛辣的讽刺。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之君会于卫邑首止，郑君中途逃归，没有与盟。
再明年，齐以六国联军伐郑，这是对郑逃首止之盟的惩罚。楚师出方城，围许救郑。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齐师围魏救赵，创立了辉煌的战例。其实，这样围甲救乙的战略，在301年以前楚师围许救郑这个战例中已经成熟了。许为姜姓，是齐的盟国，在郑楚之间。楚师包围了许都，六国联军弃郑而救许。楚师稍退，六国联军全撤。许僖公见楚师仍在方城外，旦夕可至，忧惧不已，央求蔡穆侯带他到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去朝见楚成王。许僖公双手反缚，口衔璧，许国的大夫穿着孝服，许国的士抬着棺材，以请死罪。少不更事的成王没有见过这等场面，便问身边的大夫逢伯如何对待才得体。逢伯说，微子启向周武王投降就是这样的，周武王亲自给微子启松绑，接受微子启献的璧，让人把棺材烧掉，待微子启以礼，使微子启复职。成王心中有数了，依样画葫芦地表演了一通，大大方方地让许僖公回国复位。此役是成王第一次亲将，也是他第一次同中原诸侯周旋。成王围许救郑，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上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