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氏羌来享，武王征师羌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祈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历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邱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寝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Vol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了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印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絮，是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