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谋多思远——程思远
程思远，别号“近之”，汉人，1908年8月出生于广西宾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程思远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1930年至1934年，程思远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秘书，1934年至1937年，程思远在罗马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毕业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2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三青团广西支团书记。1942年至1946年，程思远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兼服务处处长、中央常务干事，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至1949年，程思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至1965年，程思远居住香港，曾任《正午报》专栏作家。1965年，程思远随李宗仁回北京定居。1978年至1983年，程思远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至1988年，陈思远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8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2003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有《政海秘辛》、《蒋李关系与中国》、《白崇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政坛回忆》、《我的回忆》等。毛泽东曾为其取别号为“近之”，其事传为美谈。
【毛泽东评点程思远】
1965年，程思远随同李宗仁回归祖国。7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他们，当有人将程思远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紧握住程思远的手，抖了又抖，久久不放开。毛泽东与程思远见面的第—句话就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叙谈中，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思远？”“思远就是想得远，正因为想得远，我才回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毛泽东被这番形象、风趣的回答逗笑了。又问：“你有别字吗？”“没有。”程思远说。“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我国古代有个大文豪韩愈，他的别号叫退之。现在我给你取的别号就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也者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以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摘自《轰动世界的两个月》、《与毛泽东在游泳池边的讲话》，见《程思远传》第11章第192页、第1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
【程思远小传】
1908年8月22日，程思远在广西宾阳县大桥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了。其父亲程德升是残疾人，平日不健于行，不能干农活，改做木工，靠为乡人修理家具、干些零活谋生，母亲曾氏是个文盲，生育子女5人。程思远是长子，另有两个弟弟和一姐一妹。童年时的程思远虽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但是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从7岁起，他便挑起家庭重担，半耕半读，农忙时事犁耙，耕耘家里一亩多水旱田，农闲时则到邻村深井巷念私塾，学习《三字经》和《孟子》等课文，顺便还要叫卖点小商品。
程思远原名“思安”，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程德升给他取的。他在私塾念书的时候，看到一本书上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涵义深远，不禁引起他的沉思，他以为一个人只图安乐是不好的，惟有看得远，不断进取，才能干得出一番事业来，因而他自己改名为“思远”。
儿时的程思远非常喜欢看《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一类小说，爱到不愿放手。以后他又借到《幼学琼林》，更加爱好，从此程思远喜欢上了历史。
1921年，13岁的程思远终于到县城上学了。但是只去了一个学期，广西开始打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了孙中山大元帅的命令，带军入广西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陆荣廷的干将陆云高、陆云贵在宾阳同粤军打了一仗，学校因此毁了。程思远只好辍学在家，仍干农活。这一年的冬天，程思远带了一些红头绳到离家四十里的古辣圩去沿街叫卖，晚上住进一家小客栈，从几个粤军的散兵游勇那儿第一次听说陈炯明反对孙大炮(即孙中山)北伐的讯息。程思远觉得很新鲜，他不禁想道：原来当兵可以浪游许多地方、并且可以知道世界大事，因而顿兴投笔从戎之意。
1922年，粤军由广西撤退，陆荣廷的旧部纷纷卷土重来，扯起“广西自治军”的旗号，争城夺地，战乱频仍，广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程思远到城里求学不行了，他的嫁到黄安村的姐姐，就介绍他入黄安学堂读了两年书。到了这时，他的作文才华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黄安学堂，他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嘉评——“贴堂”。当人们知道小小年纪的程思远完全是靠自学取得好成绩的，就更加佩服他的才华天赋。
程思远自幼聪慧过人，且异常刻苦。18岁之前已写得一手好文章和酷似“魏碑”的漂亮字，并因此而远近闻名。这为他后来能得到重用并从此一步步走上国民党高级领导层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中国历史上称为“义战”的北伐战争，在国共合作、两广统一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9月的一天，程思远从县城学校出来，看到关帝庙前贴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补充第二团团部的一张布告，说是该团招考文书4名。程思远看了布告十分兴奋，当即依期前往应试。当时，他应试的题目是《为本团出发布告安民》。那时广西部队时兴出示六字一句、上下两行的布告，程思远对应用文已稍有基础，当即在试卷上写道：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直属补充团布告：
本团奉命北伐旨在救国救民
首要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
现在出师湘鄂道经柳州桂林
一路秋毫无犯纪律素称严明
沿途所经集市买卖也要公平
加强军民合作彼此同德同心
放榜时，程思远以第一名被录取，他回家拜别父母，随即到这个团报到，从此开始军旅生涯。
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程思远初出茅庐，随军北上。当时，程思远隶属第三独立团。从1929年到1930年这短短一年中，程思远变换了三次工作，每变换一次，都晋升一级，最后一次是在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军械处处长陈桂的推荐下，程思远进入了李宗仁的总司令部。这是程思远走向权力边缘的第一步。
当时，李宗仁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军心，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程思远即为其中成员之一。程思远自参加“革命同志会”后，其人生道路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期。他开始参与桂系军队的一些重大机密，并与李宗仁、白崇禧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此期间，李、白二人对程思远从赏识到提携、再至重用，为程思远在政坛上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4年12月初，国内政局稍稍安稳，程思远便奉命赴欧求学。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赴欧美留学者甚多，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热潮。但是，程思远的留学与他人不一样：一是他身后有“新桂系”的巨大背景，二是他并非去寒窗苦读了事，而是肩负着了解国际时局，为“新桂系”开拓政治空间的重要任务。因此，与其说是李宗仁、白崇禧对年轻有为的程思远的器重和赏识，不如说是“新桂系”集团逐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项大胆的、深谋远虑的举措。
1937年7月，程思远在罗马大学政治系的学业结束，考取了政治博士学位。一星期后，他领取了文凭和证书。
这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欧洲。程思远闻信后，立即准备动身回国赴难。9月2日，程思远从威尼斯返国。就这样，他结束了前后四年的旅欧学习的生活。
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军训、军政、政治四部。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程思远任秘书。这是程思远从欧洲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公职。这一年，程思远亲历了台儿庄大捷的全过程。
同年秋，武汉、广州先后失守。10月10日，李宗仁从桂林直飞南京，接洽一切，再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行前他要程思远去南京随白崇禧工作。这是程思远常年跟随白崇禧的开端。白崇禧在危难之中受重命，自此跟随他的程思远自然也责任重大。然而，愈是危急关头，愈是国难时期，恰恰愈加显出了程思远过人的才华和能力。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如果回溯历史，那么可以发现，“抗战时期”是程思远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辉煌时期之一。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桂林成为大西南的文化中心，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人民救国会，胡愈之等人主编的《国民公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以及《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在桂林设立办公会址或复刊。在白崇禧的支持下，“广州建设研究会”集中和团结了全国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掀起了一股建设“桂林文化城”的热潮。在建设“桂林文化城”的过程中，程思远意气风发，精力过人，显得非常活跃。由程思远兼任“国防艺术社”社长，同时，还兼任桂林乐群社的理事长。
1942年，程思远被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组织处副处长，受到了蒋经国的青睐。后又应召从桂林飞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被任为三青团中央团部督导室主任。1943年3月29日，“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礼堂召开。会后，“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人事也重新进行了调整，程思远从督导室主任改为服务处处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曾应蒋介石之邀前来重庆商谈和平事宜。9月18日下午三时，程思远以第四届国民参政员身份到林森路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欢迎毛泽东的茶会。毛泽东即席致词说：“今日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程思远感到团结统一可期，心里非常高兴。
1946年3月l6日，程思远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从这时开始，程思远在政坛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新桂系”十分器重他，而且蒋介石、蒋经国也在拼命拉拢他。
1946年9月1日，“三青团”在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蒋经国负责筹备，程思远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次年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并通过了“党团统一组织案”。依据该案规定：“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自然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提出此案，意在让其子蒋经国顺利进入国民党决策和权力中心。但就是在这一变动中，程思远也由“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其地位已变得更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