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CP不守恒的发现，使李、杨等人的理论见解得到证明。同年，李政道提出一系列CP不守恒模型。实验证明这些模型和当时的实验测量是相容的。其后，李政道提出了“时间反演不守恒”和“孤粒子的量子化”理论，在物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70年代中期，李政道和威克就自发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恢复破缺对称性进行研究。李政道率先提出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问题。70年代末，李政道等人发现一批场论中的经典解及其量子化解。李政道称其为非拓扑孤子，建立了场论的一个新领域。80年代初，李政道提出了“时间是一个分立参数”和“格子场论”。这套离散力学的理论即是经典的，也是量子的。1986年，李政道提出孤子星理论模型，它是非拓扑孤子和广义相对论结合的产物。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李政道致力于孤子星、黑洞、凝聚态物理、多体物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粒子物理和场论的研究中。
李政道在深入探索物理科学和艺术时体会到，科学与艺术绝非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关的，其实它们是兼容互补、相依相促的。李政道认为：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很强的关系，因为它们都要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中无数现象背后的两种秩序：精确的、严格的秩序和混沌的、奔放的秩序。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李政道因此得出结论：“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他的这一精辟见解，再一次告诫世人：在科学与艺术的极致境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科学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美的发现。在紧张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李政道也常常忙里偷闲吟诵几首唐诗宋词，或读几段中外著名作家的小说作品。他从小养成的博览群书的喜好，直至老年也仍然兴趣盎然。尤其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李政道时常引用杜甫的诗说：“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从许多华裔人士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毕生注重中国文化方面的修养，从中不但可以看出他们小时候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根脉的深厚吸着力。叶茂而知根深，远离更见情浓。对故土的眷念，对乡音的熟谙，无时不令李政道魂牵梦绕。20多年来，游子的心时刻在等待着来自故国的消息。1972年9月，当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李政道便迫不及待地携夫人归来。这也是他自1946年赴美后首次归国。在这次探亲、讲学的旅程中，李政道先回到故乡上海，然后飞往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极目所见，依稀相识。亲友团聚，共同品尝着长久离别的醇酒，回味无穷。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往往引发人们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力学以及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和绝对论，它使人们确立了物质、运动、时空之间的统一性。事实上，科学家们在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都涉及对认识论的哲学讨论。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激发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1974年5月30日，当李政道再次回到祖国时，毛泽东特意约见李政道，和他讨论了粒子微观结构中的对称问题。毛泽东见到李政道教授后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称是“均衡比例”的意思，实质上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不断变动发展的，“动力学”是惟一重要的因素，而“静力学”则不是重要因素。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律，在自然界也一定是适用的。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对称在物理学中为什么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李政道先作个演示来介绍对称性。他在桌子上摊开一本书，使书的一边倾斜朝向毛泽东，另一边倾斜朝向自己。然后把一支铅笔放在摊开的书上。这样，这支铅笔就在这本书上来回滚动。李政道指着铅笔说，尽管它没有一个瞬间是静止的，然而从整体而言，这个动力学过程也有对称性。对称这一概念绝不是静止的，它要比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毛泽东看完这个简单的演示，高兴地点头表示赞赏。接着他们继续交谈，从自然现象谈到人类活动。最后李政道还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要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各行各业都亟需人才，振兴教育刻不容缓。李政道正是在这时候，利用暑假再度回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北京，他应邀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师生们讲课。当时，全国各大学选派了近千名师生进京听讲。他开设的是“场论与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两门课，每天讲授三小时。台下座无虚席，教室里鸦雀无声，间或爆发热烈的掌声和讨论声。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根据李政道的建议创办了少年班。为一批超常少年提供了学习和发展的理想园地。他们在这里学习半年或一年，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进入各系接受大学本科教育。1979年，李政道第四次回国讲学时，专程看望了少年班师生。同师生们座谈，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建议。并写下“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词，以表达他对少年班的美好祝愿和期冀。为了使一批优秀人才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李政道亲自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即CUSPEA。从1979年至1989年，通过中美物理联考而进入美国高等院校攻读研究生的有近1000人。其中，除了物理专业的学生，也有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学生。凡是通过CUSPEA考试的学生都获得美方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在美国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有的回国工作，成为核物理、离子物理、医学物理、生物物理等领域的学术骨干；有的留在国外搞科研，通过定期回国讲学，起到了架起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为给国内到美国进修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李政道在美国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领域的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即“李政道学者”。80年代中期，经李政道建议，中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使人才配置和流动更为合理，更为经济。至90年代后期，新博士后每年增加人数以千名计。在帮助国内培养优秀人才上，李政道花去了无数的心血和宝贵的时间。对此，他无限欣慰地说：“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作些牺牲是值得的。”一个人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勤奋努力，但许多时候，也离不开机遇。千里马难遇，而伯乐更难求。对于李政道自己来说，吴大猷教授可谓是其人生转折点上的一位重要的伯乐。李政道在其《六十岁回忆》一文中深情写道：“四十年前，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但它的几率却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我方能得到这一机遇。我对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他的话语朴实无华，其中却蕴涵了这位世界物理大师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高尚情操。
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安排下，自1979年开始，每年由几十位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和培训，这些学者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79年春天，李政道和帕诺夫斯基共同组织了首次中美高能物理会谈，地点是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会谈后，中美两国正式成立了高能物理合作项目。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李政道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我国国情的BEPC方案，使BEPC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建立了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惟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得出了重要的物理实验结果，这些与他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BEPC在1984年动工，于四年内建成为世界上这一能区最先进的实验装置。从它建成以来，每年都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来此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86年，在李政道的支持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BIMP）成立。李政道还担任了CCAST的主任。在他的安排下，每年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到此学习和工作。BIMP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场气氛活泼的学术报告会，内容则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学科。其后，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复旦大学李政道物理实验室也相继成立。所有这些，无不与李政道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无不饱含着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作者点评】
李政道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31岁时就和杨振宁博士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奖，是世界上获诺贝尔奖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之一，周恩来总理曾用四字评论他说：“李（政道）精于学”。大半个世纪以来，李政道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为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研究的课题涉猎物理的广泛领域：高能、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广义相对论等。对于他自己来说，“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的确，他的一生都奉献于物理科学：研究物理，教授物理，传播物理。当他看到媒体在报道中常称其为“著名物理学家”时，他总是淡淡地笑说：假如人们不了解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李政道的理论物理研究可谓博大精深，他特别擅长透过纷繁杂呈的表面现象，娴熟地运用逻辑、直觉等思维方式，加上他对物理学的特有灵感，总是能抓住研究物理问题的本质，求得解答。他坚信理论物理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是相通的，自然界具有简单性，并且重要的本质性的东西都能以极其简单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断定“定律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就越深刻”。他就是以这种高屋建瓴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取得了理论物理学不少分支领域显赫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力学、基本粒子和量子场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发表了300篇论文和报告，收入到三卷本《李政道文集》。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所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对称原理方面的研究，为此写下的70多篇重要论文收入《李政道文集》第4卷。李政道曾说，科学没有峰巅，只有无止境的攀登。而他，恰是这样一位善于独辟蹊径的攀登者。李政道虽然在科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就显赫，但70余岁的他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面临着20世纪世界物理学留下的两个根本性难题——“失去的对称”和“看不见的夸克”，他仍毅然决然地深思着，艰苦地探索着，将智慧的目光投向21世纪物理学的发展领域，继续为推进世界和祖国物理学前沿领域的研究而拼搏和进取。他曾表示：我并不觉得物理学枯燥无味，研究物理学是我的一种乐趣。
诚哉斯言。
（韦萍珊李庆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