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古今中外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日语、希腊语、英语和法语，这是他学习和翻译外国文学的雄厚基础。大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优秀作品。他在“五四”时期的翻译作品，结集为《点滴》、《现代小说译丛》、《冥士旅行》、《玛加尔的梦》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共5种。后来他又重点翻译研究日本文学，写了不少日本文学评介及日本文化、日本民俗、中日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如《苦茶随笔》中的《东京散策记》、《日本管窥》、《与谢野先生纪念》，《苦竹杂记》中的《隅田川两岸一览》、《冬天的蝇》、《日本与中国》、《关于日本语》，以及《风雨谈》中的《日本的落语》等。他一生翻译的外国作品结集出版共有30多种，对中外文化的交流，他确实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勋。他和鲁迅同时又是我国最早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
周作人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五四”时期开始，周作人对民俗学的研究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理论建树也卓著不凡。他不仅介绍、引进了国外的民俗学理论，而且指出了民俗学研究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深入研究民俗学的方法和途径，为后来的民俗学研究者起到了奠基、铺路的作用。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又深深地打上了“乡土研究”的烙印，他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大特点就是注重下层人民，特别是注重农民的生活，他非常注意搜集、整理、研究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刊登《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蔑视的民间文学，公开提倡搜集整理，作为民俗研究的材料，这就具有开创意义。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1920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发展为“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立《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负责编辑，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由此蓬勃发展。
“五四”以后，周作人不仅活跃在文坛上，也活跃在学校的讲坛上，他是个很繁忙的文化人。他先是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和日本文学史，后又受聘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欧洲文学史。1922年3月4日，周作人又到燕京大学兼任新文学系主任，并担负现代国文方面的授课。在这三所学校中，他都培养了不少得意门生，如许地山、俞平伯、废名（冯文炳）、卢隐、陆晶清、苏雪林等。除在三所学校教课外，周作人还被国语统一筹备会邀为语法编纂会会员，同时被选为新潮社主任编辑，负责编辑《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被选为歌谣研究会主任，这一时期，他还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些活动。周作人最著名的小品文，诸如《谈虎集》（上、下）、《谈龙集》、《雨天的书》和《泽泻集》，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结集。不管是旁征博引、文笔犀利的杂文，还是张扬个性、流畅自然的抒情美文，周作人渊博的学识，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正当周作人事业一帆风顺之时，1923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很不痛快的事件，那就是他和鲁迅的兄弟之情从此隔断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令人惋惜的一大憾事。如果兄弟俩还是像“五四”时期那样一起战斗，互相提携，也许周作人后来不会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从此揭开英勇悲壮的八年抗战序幕。接着，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因种种原由，继续同家人住在八道湾的苦雨斋，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的托词没有跟着南移。起初，他一边在燕京大学当客座教授，一边继续从事翻译和闲适小品的创作。可惜，在中华民族正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河山破碎的危难时刻，他打算与世无争、蛰居一隅的侥幸美梦无情地破灭了。1938年2月，在日本政客和汉奸走狗的威逼利诱下，周作人到北京饭店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收下了伪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26日，他又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一职，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成员，跨出了他沦为民族罪人的可耻的第一步。1941年4月，周作人以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身份，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议。其间他到汤岛、横须贺等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款，还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广播讲话。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还“谒见”了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辞职，周作人也不例外。由此周作人又回到他的苦雨斋中闭门读书写作了。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写作有三百多篇小品文，其中的闲适之作，其实是麻痹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精神鸦片。这一时期，周作人的重要著作结集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等。这些文章，许多是直接或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鸣锣开道的，因而被人嗤之为“汉奸文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将周作人逮捕，将他关押于北京监狱，后又将他转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原先被判14年徒刑。因沈兼士、俞平伯等人的联名奔走，减刑为10年，但他在1949年1月被假释出狱。在狱中，周作人曾写过一些五、七言古诗和绝句，写有《忠舍杂诗》、《往昔五续》、《儿童杂事诗》等。其中只有《儿童杂事诗》于1973年由香港崇文书店公开出版。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朱家骅等人曾邀他南下，但周作人打消去台湾的念头，坚决回到第二故乡北平。解放后，党和人民对他实行了教育和改造的宽大政策。有关方面受上级指示，本着团结作家、艺术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宗旨，一直从生活和创作两方面关照着他。他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小品，题为《说书人》，署“申寿”的笔名登在l949年11月2日上海《亦报》上。《亦报》在建国之初曾为他独辟“隔日谈”和“饭后随笔”专栏。以后周作人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读书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羊城晚报》、香港的《大晚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民间文学》、《文艺学习》、《旅行家》、《新港》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发表的小品文一直延续到1964年5月。他在解放后发表的这千余篇小品文，可分为时事评论和知识趣味性小品两大类，表现出对群众疾苦的关怀，表现了他希望人民幸福、国家昌盛的心愿，结集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等和书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以及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有：《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伊索寓言》等欧洲文学作品，还有日本的《日本狂言选》、《枕草子》、《平家物语》、《浮世澡堂》等共29部。从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都预支周作人200元（曾一度为400元）的稿酬，作为他的生活费，以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场席卷全中国的“红色”风暴面前，许多无辜的中国人都深受其难，周作人作为一个“文化大汉奸”，自然是首当其冲。不仅他的作品统统被斥为“大毒草”，他本人也饱受红卫兵的冲击。为了严密监视他的行动，红卫兵将大本营也设在周家。八十高龄的他，则被赶到低矮、潮湿的洗澡间居住，每餐只以苞米面粥裹腹，风烛残年，凄苦飘摇。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家中突然去世，终年83岁。
【作者点评】
提到周作人，人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们是同胞兄弟，更主要的则是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曾患难与共、携手并进，成为反对封建旧文化，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被人合称为“周氏兄弟”。钱玄同就曾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1918年3月，刘半农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题为《除夕》的诗中写道：“这天我在绍兴会馆里；馆里大树甚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其时，周氏兄弟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为武器，以杂文为载体，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发起猛烈攻击，文章充满着“浮躁凌厉”的战斗锋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其它文体相比，他们在散文小品方面的创作成就的确最引人注目。而周作人的散文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并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后，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仍痴迷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救世立场。在彷徨、颓废的苦闷之中，僻居一隅，鼓吹“中庸”与“费厄泼赖”，最终丧失了一个人最可宝贵的民族气节，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文化帮凶。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其思想和创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五四”时期，他同鲁迅等人并肩作战，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线前列，不遗余力，扬帆前进，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阶段，就是20年代后期，周作人思想逐渐倒退，徘徊在隐与进的十字街头，终于搁浅在汹涌奔腾的革命之岸，开始钻研儒家宣扬的“忍”的哲学，写起平和恬淡的小品，描写对象多是花鸟虫鱼，怀旧感伤之作，更谈不上触及激烈的阶级斗争；第三阶段，即是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他一头扎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怀抱，制造了一批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汉奸文学”作品；第四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后，周作人又过着卖文为生的日子，写了大量的小品文。可见周作人的一生是苦涩的一生。他一方面追求闲适平淡，可是正如病魔缠身的人才特别看重身体的健康一样，追求闲适平淡的另一面是这种生活不现实，周作人的内心并不能彻底地平心静气，真正过着隐者的生活。他内心是敏感而寂寞的，他的所有创作可以说是他寂寞时的内心独语，是他与生活对话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从周作人复杂的人生历程，我们不是可以反思，领悟到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么！
（李庆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