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年），原名周遐寿，字星杓，又名槐寿、奎绶，后改名作人，号朴士、起孟、启明，笔名有岂明、开明、难明、萍云、碧罗、仲密、独应、知堂、药堂等，浙江省绍兴市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早年同鲁迅一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后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其间，他开始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并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开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1906年，周作人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周作人先后担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科长、省视学、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等职。“五四”运动前后，其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与鲁迅、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先后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曾参加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运动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1921年，其与沈雁冰、郑振铎、孙伏园等12人发起创办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1924年，其与鲁迅、孙伏园、钱玄同等一起创办“语丝社”。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大量的杂文、散文等白话文，分别结集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从不同角度猛烈抨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体系。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系列战斗成果，使他很快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政治上日趋堕落反动。1932年，其与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等人创办《论语》杂志。“论语派”的宗旨是避开社会现实，提倡抒写“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鼓吹“中庸”和“费厄泼赖”，对于关注和揭露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无产阶级文艺不屑一顾。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瓜豆集》等。抗日战争时期，周作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沦为汉奸，成为民族罪人，先后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其时，他除了继续写作一些闲适平淡的小品文外，相当一部分是宣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汉奸文学”。著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等。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全国解放后，周作人主要从事著述，著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等。除此，还翻译了不少希腊和日本文学方面的作品，如《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等。针对周作人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毛泽东批评周作人是为帝国主义文艺服务的，搞的是“汉奸文艺”。
【毛泽东评点周作人】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摘自《毛泽东？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摘自《周作人》第11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周作人小传】
1885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初一），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少年时代的周作人，走过与鲁迅几乎相同的生活历程。他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没落的封建家庭，少时即进入名叫“三味书屋”的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诗书经传的教育。闲暇，便和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哥哥鲁迅一起玩耍，或是听祖母或保姆长妈妈讲各种民间故事。日常生活虽是衣食无忧，但其祖父和父母对他们兄弟的管教却非常严格。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将来也都有所作为。只可惜，他们的父亲周伯宜虽是秀才出身，却时运不济，终生无所作为。全家人自然将中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周作人辈身上。而对他来说，白天跟着先生啃四书五经是那么的枯燥无味，只有晚上全家人都就寝以后，他们兄弟躺在被窝里，听鲁迅讲自编的童话、神话以及《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中的故事等等，才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祖父虽然严厉，但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除了要求孙子们熟读史书、写诗作文，还要求他们自由读书，甚至鼓励他们读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这些书都是幼年的周作人爱不释手的，尤其是《镜花缘》。而《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这些神话传说和充满奇闻异趣的书，也同样使年幼的周作人倾倒不已，心向往之。然而，好景不长。周作人8岁那年，一场家庭重大变故，结束了他们短暂而快乐的童年时代。
1893年，先是曾祖母去世。同年秋天，周福清因为儿子周伯宜去杭州参加会试，暗中贿赂主考官一事东窗事发，被朝廷判了个“斩监候”，打入杭州府狱。周家从此一蹶不振。衰败的家运，使周作人兄弟饱受远亲近邻的冷眼，也使他们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变幻莫测。为了不使儿子们跟着家庭遭殃，父母将8岁的周作人和12岁的鲁迅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先是跟着小舅父一家生活，后来又跟着大舅父一家迁居到小皋埠。没有想到，在母亲娘家遭遇的也是同样的白眼。他们兄弟甚至被亲戚讥为“乞食者”。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痛切地写到：“我——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柜台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这冷酷无情的旧社会，周作人当时年仅8岁，对此感受便没有鲁迅那么深恶痛绝。他在《苦茶——周作人回忆录》一文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1894年夏天，祖父的事情稍为平静，父母亲才将他们兄弟接回家。但不久，他们的父亲又一病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只好变卖家中的四五十亩水田，继而到当铺典当首饰和衣物。然而，父亲的生命终于走到蜡尽光灭的地步，于1896年秋与世长辞。
这时期的周家，全靠母亲鲁瑞一个人支撑，生活更加艰难了。受家庭的熏陶和鲁迅的影响，少年的周作人对文学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买到心爱的书籍，他便和鲁迅慢慢积攒压岁钱。《三国演义》、《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话》、《六朝事迹类编》、《徐霞客游记》等书籍，无不令他爱不释手。他在《关于鲁迅》的回忆中说：他们兄弟每逢新年出城拜年，路途遥远，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味，便携带一些书籍阅读。而这些书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之类的。《唐代丛书》因为买不起，只好向别人借来抄阅。他抄了《平泉山居草木记》，鲁迅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后来，他们又凑够钱，买来《龙威秘书》中的一部分，“珍重耽读”。他说：“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
1902年，周作人继鲁迅之后，也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学习驾驶，改名作人。当时，中国社会历经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之后，封建主义的统治大厦已摇摇欲坠。尽管作为一次政治改革，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影响和意义却是深远的。其实，欧洲资产阶级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方面的先进书籍源源进入中国。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此外，还有外国的大量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随着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有识之士怀着推翻清朝政府腐败统治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志向，站到时代前列，极力鼓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周作人当时虽然还是一个17岁的青年，但他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已朦胧树立了立志从文，以革命文学来影响国人，最终改革社会的美好理想。在江南水师读书期间，周作人学到了普通的科学知识，掌握了英语，并开始从事创作，写了短篇小说《好花枝》、《女猎人》等，还涉猎翻译，如翻译《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等。
1905年冬天，周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名额，因近视，改学土木工程学。在等待起程的日子里，鲁迅从日本归国。他是应母亲之命，回国完婚的。新娘是母亲早已做主为他们订婚，比鲁迅大三岁，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朱安。两人不但谈不上相亲相爱，更谈不上志同道合。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以及保全朱安名节的考虑，鲁迅只好同意与其成亲。因为当时，女子订婚后又遭到男方解除婚约，是终身受人唾弃的。正如鲁迅后来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写的：“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姓，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婚后第四天，鲁迅怀着不幸婚姻的苦痛，携周作人再次东渡扶桑。到日本东京后，周作人开始是就读于法政大学预科，稍后进入立教大学系统地学习土木工程。其间，他曾和鲁迅、许寿裳等留日学生筹办《新生》杂志，结果《新生》因为稿源和资金的问题而没有面世。办杂志没有成功，他们兄弟便计划译书，主要是将外国新文学特别是那些受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他和鲁迅共同提倡文艺运动，是因为“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段话是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为《域外小说集》增订本写新序时说的。1909年，周作人与鲁迅合译的外国小说结集为《域外小说集》出版。该书共收入小说16篇，除了3篇是鲁迅翻译，其余13篇都是周作人所翻译的。首篇是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在其后缀语“著者事略”中首次提出“童话”一词，这是移用了日本的一个现成名称，沿用至今。此外，周作人还翻译了匈牙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波兰显克微支的《炭画》、俄国珂罗连柯的《玛加尔的梦》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周作人还在国内一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文。在此期间，周作人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以宣扬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这时，周作人已经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有限的留学经费越发捉襟见肘。为了资助他们，鲁迅于同年8月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枪声即将打响前夕，周作人也回到国内。先是在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担任科长、省视学的职务，后来又回到绍兴省立第五中学做教员，当选过绍兴教育会会长。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经鲁迅推荐，聘请周作人担任北大附属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及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当时，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下决心要将北大办成一所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因此，他一上任，即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并极力为师生们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思想氛围。其时，北大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荟萃，不但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思想解放的新式同仁，也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宣扬“国粹”的守旧派文人。北大学生也一改“听戏、捧角、逛胡同”的恶习，纷纷加入各种社团。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五四”爱国运动前夕的北大，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异常活跃的氛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亦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振兴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深感要彻底改变沉疴已久的旧世界，必须从内部、从人们的思想革命作为起点。1915年9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1916年10月，胡适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不久即从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主张“文学改良”。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积极响应，纷纷向“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发起猛烈进攻，共同拉开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