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个圣·迈克尔的梨子要卖一先令，那么就需要花一先令来栽种它。在波士顿，如果最好的担保价格是一分钱十二个梨，那么只有一分钱六个梨的风险。你也许不知道一个好的梨子要花费一先令，但是它却使整个群体花费了大笔钱。一先令代表了一个梨子有多少的敌人，以及它的成熟要冒多少的风险。煤的价格反映了煤田的狭隘性质，它把矿工强制束缚在某个地区。所有的工资都是依据风险和实际的出工情况来计算的。船长说，“如果风总是从西面偏西南吹，那么妇女也可以驾船出海。”可以说，所有的东西只有一个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吸引我们的明显差价只是商人的伎俩，目的是用来掩盖讨价还价中的损失。一个生于新罕布什尔农场的年轻人来到城市时，依然清晰地记得家乡的食宿费。他住进了一流的旅馆，相信自己比富兰克林和马尔萨斯聪明得多，因为旅馆里的享受很便宜。但是他花钱享用了一顿更好的晚餐后，却失去了最珍贵的社会和教育机会。他失去了警惕性！失去了上进心！也许他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踏入旅馆的大门时，就离开了缪斯女神，投向了里面的复仇女神。金钱经常让人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力量和欢乐也并不便宜。古代的诗人说，“神灵出卖一切东西，价格都很公道。”这个国家的商业史上有一个补偿损失的例子。1800—1812年的欧洲战争把世界的航运业抛入美洲的腹地，美国商船不时地受到劫持。当然，船主损失惨重，不过国家得到了补偿。因为我们签订了每磅棉花三便士、每磅烟草六便士之类的运输担保，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带来了早婚、个人财富，以及城市和州的建设。战争结束后，我们通过条约为所有被劫持的商船争取了补偿，它远远超过了损失。于是，美国人变得富裕而强大。可是支付日也来了，英国、法国、德国，那些被我们的超额利润压榨得几近赤贫的国家向我们遣送出成千上百万的穷人。他们垂涎我们的财富，都要来分一杯羹。起初，我们雇用了他们，提升了我们的繁荣。但是当我们采用并扩展了社会的人为制度和劳动力保护条例之后，立即出现了抵制和罢工。我们拒绝雇用这些穷人，但是根本不管用。他们降低了工资，但是尽管我们拒付工资，我们却必须交纳同样数目的扶贫税。然而，事实却表明绝大多数的罪行都是外来者犯下的。我们必须承担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诉讼的费用，以及监狱的开销，而且我们还必须出钱建立预防犯罪的警察常备部队。我不去计算用于教育这一大殖民群体的后代的费用，但是，我们以为从1800年跨越大西洋的外国人手上净赚了一大笔钱，却归还在这些巨额的开销上。拒绝支付这些钱是没有用的，我们无法摆脱这些人，也不能摆脱他们寻求资助的愿望，这已经变成了我们政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为了赢得他们的选票，每个政党都奉承他们，帮助他们，从而解决问题。甚至，我们必须付钱，不是让移民得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能够满足的东西，而是让他们享受他们在美国应享的权利。这种意见、幻想和所有的道德思维方式都会使问题复杂化。
还有一些经济措施，提出来不至于令人嫌恶。因为这是个微妙的话题，很容易让人一听就烦，这就像构成我们身体的那些可怕的微生物——其特征一看就让人不舒服，却构成了我们身体富有价值的、有效的整体。我们的天性和才能迫使我们在使用手段时尊重结果。我们必须使用手段，但是在我们最具体的使用中，我们却要以某种方式遮盖并掩藏它们，并且尽量以目的的光芒来反衬，增加方法和手段的优点。这是一个头脑聪明的人的手法，既达到了目的，又调动了手段。暴民被他们的手段所败坏，他们的手段过重，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目的。
1.这些措施的第一条是每个人的消费必须由他们的性格来决定。只要你有赚到钱的才能，你的投资就是安全的，哪怕你花起钱来就像一个君主。上帝赐予每个人某种特殊才能，使他可以很容易地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使他成为社会之所需。这种先天的安排引导着他的劳动和消费，他拥有与他的才能相适应的手段和工具。为了保证这一点，就要中和每个人的特殊能力和作用。干好你的工作，重视工作的质量，而不应哗众取宠。这里有许多经济学知识，只要你准确地理解了这一点，它就是经济学的总和。挥霍不在于花费一年年的时间或者一箱箱的金钱，而在于没有把它们花费在你的事业上。
使一个人或者一个州破产的罪恶正是工作本身——它偏离了你的计划，并横生枝节。只要符合你的生活目标，任何事情就都值得你去做；如果背离你的生活目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我认为我们有资格在这里画出一条直线，说除非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否则社会将不再繁荣，直至永远崩溃。
该消费的时候消费，不该消费的时候要节省。画家奥尔斯顿经常说，他建了一座简陋的屋子，摆满了简单的家具，他不愿意讨好任何一个与他志趣不投的来访者。我们都有一些相同的感受，我们像孩子一样，看到什么就都想要。这是迈向独立的一大步——当一个人发现了他的才能，他会为了浮华的开销而减少必需的费用。这也好比一个订了婚的姑娘得到了可靠的爱情，而从奴役制度中被解脱出来——这种制度迫使她每天为了取悦男子而费心劳神，精心打扮自己。同样的，一个男子发现了他的才能，他可以以此为生，不顾其他的开销。蒙田说，“当他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马车招摇过市，但以后他的城堡和农场要为他承担后果。”让一个属于贵族阶级的人，也就是发现他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摆脱与他无关的胡乱挥霍吧。让现实主义者不再关心外表吧。让他把社交生活开销巨大的烦琐礼仪和装饰交由别人去履行吧。美德属于节俭的人，但是一些缺点也有好的一面。我注意到骄傲是仅次于谦逊的好脾气。
依我看来，一种恰到好处的骄傲，相当于一年里五百元至一千五百元的收益。骄傲是慷慨而节俭的，骄傲摈弃了如此之多的恶习，与它们势不两立，如果用虚荣来交换骄傲的话似乎是一笔巨大的收获。
骄傲不需要家仆，不需要精美的衣服。它可以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里，可以吃马铃薯、马齿苋、四季豆、老玉米，可以在地里劳作，可以徒步旅行，可以和穷人拉家常，或者心满意足地静坐在高雅沙龙里。但是虚荣却要花费金钱、劳力、马匹、男人、女人、健康、和平，而且最终一无所得，难有结果——两者相比，只有一个缺点：骄傲的人们非常自私，而虚荣的人们则温和而慷慨。
艺术是一个善妒的情妇。如果一个男人拥有绘画、诗歌、音乐、建筑或者哲学的天分，他就会变成一个糟糕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一家之主。他应该对风气十分敏感，不要用责任来束缚自己，使自己非常辛苦，没法做合适的工作。二十年前，在这个地区，在我们这群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有过一种阿卡狄亚式的狂热。这是一股亲近大地的热情欲望，它企图把农耕与理性追求相结合。许多人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去做实验，其中一些人成了地道的庄稼汉。但是所有人都治愈了他们的狂热信念，不再认为学术和实际的农耕（我的意思是，他们要亲手来做）是可以合为一体的。
脸色苍白的学者皱紧眉头，下了狠心，离开他的书桌，去呼吸更新鲜的空气，他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得到了更合理的思想表达。他俯身抓起一把盖住谷物幼苗的马齿苋或者羊蹄草，却发现还有两株野草，紧挨着的还有第三株，他伸出手去抓住第四株，却看到在它们的后面，还有四千零一株。他感到很热，也很不舒服，渐渐地从植物的繁缕和血根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想起了早晨的思绪，他发现，尽管自己的目的坚定不移，却被一株蒲公英所欺骗。一个花园就像我们每个月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有害的机器，它会扯住人们的外套和手臂，拉进人们的胳膊、腿脚乃至把整个人吸食干净。人一时间犯了糊涂，就会推倒墙壁，增加一片宅地。没有土地是糟糕的，有了土地却更加糟糕。如果一个人拥有土地，那么土地也就拥有了他。现在让他离开家，看看他敢不敢。每一棵树木和枝苗，每一片瓜海，每一垄谷物，每一丛树篱，他完成的一切以及他打算做的一切都像一伙讨债者，拦住他的去路。他发现致力于研究这些葡萄藤和树木是十分有害的。长时间的散步、几英里的绕圈步行，让他的大脑得以放松，有助于他的身体健康。长途跋涉对他而言并不辛苦，他相信自己在爬山时会很容易地酝酿出佳作，而这种在小花园里的厮混则委实令人沮丧，让人胡思乱想。植物的芳香麻醉了他，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他发现自己患了骨骼硬化，变得脾气暴躁，精神委靡。阅读和园艺这两种才能是相抵触的，就像阴阳电极一样排斥对方：一个致力于闪光和电击，另一个却分散精力，因此工人无法兼顾双方。
一个雕刻工的手必须是细腻的，它决不能去砌墙。戴维·布鲁斯特为这种微观的观察作出详尽的指示：“仰面躺下，握住单镜片，对准目标。”还有多少追求抽象真理的人需要长期的单独工作和高度的聚精会神，甚至恨不能让灵魂出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