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是个借喻，是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名词。“牛”是指“牛鬼蛇神”，但“棚”却不是像书本上说的，用席或布等支架起来，遮风蔽雨或挡光亮的东西，而是泛指在运动中的“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等新老“反革命”，参加体力劳动，随时接受批判斗争，“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限制一切人身自由的那个“时空范围”。“牛棚”一般都有专人监督看管。有的管得严，劳动、外出、挨批斗，都有人跟着，不准同外人接触、交谈。关在“牛棚”里的人，动辄得咎，经常遭受监督看守者的呵斥和责骂。有的管得松一些，比较平和。《凉山日报》只有一百多名职工，单位不大，就一个大院、一道大门，对我们的监督劳动和管理是比较平和的，除了检查和批斗，能参加劳动就行。当然，外出请假，有事汇报，还是必不可少的。
凉山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批“三家村”揭“四家店”开始的，重点是报纸的副刊和文艺作品。接着，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正式将矛头指向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调子越来越高，打击面越来越广，揪出的“人物”越来越多，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震动。我的问题也是这样。刚开始我是《凉山日报》“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除了管报社的事，还参加州级机关的一些工作，如凉山州、昭觉县（州府所在地）声讨北京市委，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英明决定的千人大会，我代表机关干部在大会上发言，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也是我到邮电局去校正文字和监督发出的。
随着“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迅猛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多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号召全国大串联，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公布。其中最有爆炸性的是中共中央常委的排序。国家主席、负责日常工作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一下掉在第八位，林彪却青云直上，由第八上升到第二位。就在我感到困惑和迷茫的时候，工作组和报社职工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宣布了州委对我停职反省的决定。
那时，机关、单位和城镇、街道正在打造“祖国山河一片红”。报社都是平房，全是石灰墙。为了把“一片白”变成“一片红”，就安排我在白墙上用红油漆写毛主席语录。一个人，抬板凳、搭梯子，勾勾画画、涂涂抹抹，才写了几条语录，让几堵白墙变成了红墙，突然叫我停止。原因是有人反映：让反毛主席的人写毛主席语录，是给他创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机会，要是他做点手脚，搞破坏，谁负这个政治责任？我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说，而且有人相信。
做卫生 扫厕所
我的工作变成了扫地和扫厕所，包括院子里的道路、篮球场和唯一的公共厕所。那时办公室、车间和宿舍都没有卫生间，用砖头水泥修成的公共厕所，是最脏和最难打扫的地方。可能是有了专人打扫，活路做得比较认真，院里和厕所的卫生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群众反映我的态度好，干得不错。可是女职工却有意见，说我只打扫男厕所，没有打扫女厕所。我回答的理由很充分：不方便。革命群众里真有“高人高见”，有人叫我钻个空子，在吃午饭的时候打扫女厕所，为了避免尴尬，打扫时在门口挂个牌子。有这么周到细致的安排，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尽责了。没想到，有一次我打扫完女厕所，离开时忘了取下牌子，又引起一个女职工的不满，说我故意捣蛋。幸好有女同志出来说公道话：男人打扫女厕所，男人不情愿，女人不方便，还是我们自己轮流值日吧。
冲土砖 修房子
工厂装订房的案桌本来就摆不开，又碰上倒了一堵墙，必须及时整修。厂部决定在整修时利用旁边的空地，再盖一间房子，一举两得。买砖花钱多，还会拖长时间，就安排我去打土砖。土砖即土坯，打土砖是个力气活，也有一点点技术性，就是在打碎土块，选掉石子以后，必须掌握好泥土的干湿度。水加少了，泥土太干，凝聚力差，打不成砖块；水加多了，泥土太稀，从模子里取不出来，会成一堆稀泥。一位木工老师傅告诉我：土砖的四角（实际上是八角）一定要填满土，冲实在，做到方方正正，以后砌墙时才不会歪斜、倒塌。
打土砖进展得比较顺利，十多天就打了近千匹，码了高高的好几排。来看过的人都满意，还有人说我干什么像什么。我自己也有点成就感，觉得打土砖比写文章容易多了，只是我的手吃了大苦头，天天握着打锤的木杆，使劲地冲打，手掌和手指上的血泡一个挨着一个，弄破了，很痛。那时正是隆冬，天空不时飘着雪花，吹着刺骨的寒风。风雪中，我一锤接一锤地冲呀冲呀，嘴里一口接一口地吐着热气。这个画面不无诗意，甚至还有一点美，但我的心却很凄凉，感到无助更无奈。
不知道“老三条”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真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呀！从捣毁“三家村”、“四家店”，发展到冲击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抓人、抢枪、夺权、武斗。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在各个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最高指示“革命委员会好”从早到晚都响彻云霄，党委、政府全瘫痪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队伍里，增加了许多“叛徒”、“特务”和“走资派”……
报社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停止工作参加劳动的人，由原来的我一个增加到四五个，已经调走的领导也被揪了回来。“牛棚”里的人多，得加强管理，于是派了一位工人老大姐来领导我们，头一回开会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场面。她看我们都到了，就说：我们先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老三条”……见我们互相看了看，都迟疑着，没人吱声，就又说了两遍：最高指示“老三条”。这下我们都有些不安了，只好实话实说：毛主席语录我们学习过，分门别类有百十条吧，可不知道“老三条”是哪三条，不敢乱说呀！经我们这么一说，她先是一愣，接着也来了个实话实说：你们都是我的领导，知道我从小参加工作，没有文化，虽然天天听他们说“老三条”，我也没弄明白，今天就算了。可能是真话对真话，不但化解了尴尬，还拉近了“管”与“被管”的距离，制造了比较轻松的气氛。
通过这次开会，明确了三点：
1. 小活，叫到谁谁就去，如打扫卫生、单位购物、拉板车去送货等；
2.
大活，集体干都参加，主要是汽车下货，包括下煤炭、石灰、印刷用的纸张等，特别是新闻纸到了，一夹纸两百多斤，从车上搬下来，还得搬到库房去摞起来；
3. 鉴于需要大家一起干的活不多，也不经常，领导决定把我们分到车间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
同时宣布了随时接受革命组织、革命群众批斗，认真检查错误，外出必须请假，有事要报告等纪律。
毛主席画像“堵”大门真灵
我被安排到印刷车间劳动。
印刷车间又叫机器房，比排字房、装订房的人要多。在一个大房子里，排放着四开机、对开机、切纸机等二十多台机器。动力全用电动机经过皮带传送，车间沟槽纵横，电线密布。另外还有熬胶房和机修室。设施在当时的凉山是第一流的，技术力量也比较强，是省里指定的印毛主席著作的单位。
因为我刚去，车间分配我先学熬胶，负责车间的卫生，定期给沟槽里的电动机加黄油。同时，给我指定了一台闲置未用的脚踏园印机，抽空学习印小件。师傅不固定，做什么就请教干什么的师傅。
面对这些新活，可能是好奇心的驱使，我干得饶有兴趣，早到迟退，用力气也用思想。在师傅的教导和帮助下，很快就适应了。其中最费力、最脏的活是熬胶、洗胶、剥胶和铸胶。油墨很脏，很难洗干净。开始没有经验，总是弄得满手满脸满身的油墨，黑糊糊的一身胶味，洗也洗不掉。相比之下，不容易学会的还是印刷。刚上园印机时，因为是脚踏的，不知道齿轮带动的转速和节奏，一不小心就伤了膝盖，差一点上医院。平台机“喂纸”也有学问，既要快，还要准，用力必须均匀，否则会出废品。
“文革”时期，是没有平静日子的，一天下午，车间给我打招呼，下班后不要出门，晚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车间，如果不听话，一切后果自负。我知道，从上海“一月风暴”实现夺权后，凉山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成立州革命委员会。为了增加进革委会的本钱和筹码，各派正在拼命地拉山头，扩充实力，扩大影响。派仗不断升级，武斗频频发生。他们到处揪斗“叛徒”、“特务”、“漏网分子”，争夺“走资派”。谁揪得多、斗得狠、打得凶，谁就是最造反、最革命、最忠于毛主席，反之，就是保守组织、保皇派，叫“假造反，真保皇，想吃糖”。我猜测，很可能是外单位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来攻占报社，抢夺舆论阵地。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有了它就可能在即将成立的凉山州革命委员会捞得一席之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看到了又惊又怕的这一幕。
晚饭后，报社的大门紧闭，大门后面加了两张乒乓球桌，以增加大门的厚度。还有石条作基，木条作衬，使大门更加牢固。院里，在挨着大门的篮球场上，整齐地站着报社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他们打着红旗，戴着袖套，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大门外是一条大街，虽然隔着一道大门和围墙，但互相都能看得见打着的红旗，听得见嘈杂的人声和呼喊的口号。先是街上的高音喇叭播出最高指示，接着就是向报社喊话，紧接着院内的高音喇叭也响起来，播完毛主席语录后，就是报社的一篇义正词严的声明。于是出现你喊你的、我喊我的，谁也不听谁的高音喇叭大战。接着响起了砸门的声音，大门吱吱作响不停摇晃，气氛非常紧张，情况越来越危急。这时报社的人意识到，关大门、堵大门是下策，是笨办法，万一外面的人硬攻，破门而入怎么办？如果硬顶，寸步不让，势必出现群殴、武斗，如果撤下来，让他们冲进来，报社就被砸烂了，那一切都完了。党报的人毕竟技高一筹，有人提出：打开大门，把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立在大门中间，革命群众排在画像后面，高喊“保卫毛主席”的革命口号，既显示报社职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又表明誓死保卫党的舆论阵地的坚强决心。
说干就干，一批人去打开大门，一批人抬着毛主席像紧紧跟上去，门一打开，画像立即堵上，像后站着黑压压一大片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革命群众。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企图冲进来的造反派猝不及防，一下子傻了眼。是呀，毛主席画像同大门差不多一样宽大，他老人家一上，正好把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谁敢来碰毛主席？谁敢来撞伤、打破或者掀倒毛主席神采奕奕的彩色画像？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有哪个有胆量冲上来，只要他上来碰一下，就会当场成为现行反革命！
这一招真灵，占了大半条街企图冲进报社攻占舆论阵地的造反派止步了，在一阵吵吵嚷嚷之后退却了……
洗血衣和守尸体
又到了雪花飞舞，寒风呼号的冬天。
报社遇到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事件。编辑部一位记者在风雪交加的大凉山出了车祸，连人带车和车上装载的几吨铅块，一齐滚下悬崖，埋在积雪里。记者当场死亡，抬回报社的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位记者年轻、有才气，人缘不错，又参加了群众组织。出了这样的不幸，大家都很伤心、很悲痛，并很快成立了治丧机构，进行了人员分工，决定要把丧事办好，让死者得到安息，家属得到安慰。同时张贴了革命战友轮流守灵的值班名单。
原来以为没我们的事了，因为有人说过这是革命群众的事，与牛鬼蛇神无关。但第二天，就通知我和另一个“走资派”洗涤死者换下来的血衣，要求洗净晾干，交给死者的亲属。我们两个在库房的墙根找到一堆血糊糊的东西，已经冻成了冰块，用手一摸不仅很硬，而且割手。大雪飘飘，天寒地冻，怎么洗啊？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把血衣搬到公用的水管边，先用火把水龙头的冰烤化，然后一面冲洗，一面捶打搓刷。我们在雪地里忙了一个上午，手冻得发麻，连木棒也拿不住了，才分辨出外衣、毛衣和内衣等。血迹根本洗不掉，而且每件都有大孔小洞，烂得像一张网。冲呀洗呀，完全是白费力气。
下午，通知我们开会，说有新任务。这次人来得齐，三个总编辑一个厂长都到了。给我们的新任务是，从当晚开始，轮流给死者伴灵守夜，因为灵堂设在库房的一角，必须做到两条：第一，库房堆满了新闻纸和打字纸，全是易燃物品，守夜伴灵不准生火烤火，要管好灵堂的香烛和灯火，不能出半点闪失；第二，库房的老鼠多，必须保证遗体的安全，如果缺了耳朵、少了鼻子，由守夜的负责。听了这两条，我们面面相觑没人吱声。冷了一下场以后，我们还是说了几点实际困难，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有些胆小、害怕；二是在大雪天守夜，没床没被，又不能烤火，我们几个都有点这病那痛的，担心完不成任务；三是都知道库房是个老鼠窝，有时还有野猫光临，再加上遗体散发出来的血腥味，谁敢保证遗体安全无损呢。出乎意料的是，领导居然充分考虑了我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四个人一齐值夜班，白天回家休息，其他的事都暂时放下不管。我们估计，死者的母亲从汉区赶来，还要两三天，而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也不能来守夜。所以“光荣”的任务就非“牛”字号的人莫属了。
夜幕降临，我们都到了库房。大家的情绪都很轻松，没有丝毫胆怯和害怕的感觉。我很明白，四个人中除了我年轻几岁外，他们三个都是老革命，一个是打过日本鬼子的，另两个都是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进行过地下斗争，什么场面没见过呀，根本不存在胆小害怕的问题。由于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很快议定了具体方法：四人轮流坐在遗体旁边，主要是防老鼠、添灯油。一轮一刻钟，上一轮时间到了就叫下一个换班，做到遗体不离人，老鼠不敢来犯。为了便于看守和休息，我们用夹纸的木板在遗体旁边搭了个能坐又能靠的座位；在库房的另一个墙角用木板和纸堆搭建了可供几人坐靠和勉强躺下休息的地方。
漫长、寂静而又寒冷的黑夜，真难熬啊。每次轮班除了观察遗体，看看香烛，加点灯油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踱方步也没地方。于是出现了种种奇特的现象，有哼歌的，有背诗词的，有触景生情编对联、作打油诗的，最新鲜的是同死人说话：你惊醒点，不要睡得太死了，有老鼠来咬鼻子、耳朵，千万要叫一声，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我记得当时大家有感而发，集体凑合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魂断雪山，停尸库房，“亲密战友”一个没有；下联是：服务人民，伴灵守夜，“牛鬼蛇神”全部到齐；横批是：大雪纷飞奈何天。大家认为横批不规范，字多了，有点啰唆，但也有点意思，起码同情景吻合，就懒得多斟酌了。
还有一件趣事，守夜的一个凌晨，天刚麻麻亮，离下班还有两个多小时。一位同志说：我家有病人，要早点回去煮稀饭，熬中药。他提前走了。接着，又有两位同志同时说：我们也有点事，要去处理一下，只好辛苦你多守一会儿了。我一听就明白，第一位先离开，是真有事；后面两位要离开是想给我开个玩笑，考考我的胆量和态度。我的回答却大出他俩的意外：你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只好去找
摆龙门阵了！因为 是死者的名字，弄得大家都笑了。
报社工人文化高
在印刷车间，我已经从园印机调到平台机了。先是“看墨”、领纸和数数。看墨，就是看印出来的产品，墨色的轻重、浓淡和均匀程度。因掌机的师傅是在机器的前端用手工“喂纸”，看不见印出来的产品，要看产品的质量就必须先关机器，再到机器的后面去看。所以，为了保证印刷的速度和质量，看墨都是由学徒或助手担任。我跟的这台平台机是比较陈旧的大四开机，转速比较慢，在师傅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看墨，也学会了喂纸，有时还单独操作。
那时凉山州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各县、区、乡和单位的革委会相继诞生，印致敬电、通告、布告等宣传品的任务大，工厂的机器不多，人手更不够。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在印刷车间，只要师傅装好版面，调好机器，经常是勉强上机，单独干活。一天，通知我上夜班。我到车间时，组长已经在机器上装好活字版，他告诉我：县要印一个布告，今晚必须印出来，赶明天的班车回去，并把身边一位穿着制服的同志介绍给我，他就是办这件事的负责人。我接下工单一看，用道林纸，印单面，印数两百份。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活，加之组长已经给做好了准备工作，我就痛快地接下了。
开机印得很顺利。穿制服那位同志一边看一边数印张，还用手去摸，摞齐整。我急了，只好停下机器对他说：道林纸很光滑，吸墨很慢，印活字版，由于字大，油墨比较重，这么一摸一挪，字就会走墨发毛。一看果然已经弄坏不少印张。可能是一种职业习惯吧，当我看墨色时却发现了一个错字，把“罄南山之竹”错成了“罄南山之行”。我把这一字之差告诉了那位穿制服的同志，可他怎么也不相信有错误，他说这稿子讨论过几遍，修改过几遍，到了工厂他又亲自校对了几遍。为了证明没错，他从挎包里拿出原稿给我看。原稿是用钢笔写的，“竹”字写得很流畅，熟悉这个典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竹”字，不知道这个典故的人，把它看成“行”字也很像，差错就出在排字和校对身上，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个“行”字。为了说服他，我讲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这个历史掌故的出处和故事，使他从不信到相信，而且心服口服，并按我的意见作了改正。虽然多花一些时间，浪费了几十张纸，他却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握了又握，跷起大拇指一连说了几遍：“报社工人文化高！”
小偷“帮”我回家住
报社的工厂，最大的特点是夜班多，急事和印急件多。出版报纸必须有夜班，才能保证新闻最快见报。一般是排字车间做上夜班，印刷车间做下夜班。我在印刷车间劳动，要随叫随到，时刻做好上夜班的准备。于是，车间让我在熬胶房的一个角落，搭了一张床，还用夹新闻纸的木板钉了一张桌子，在牛棚有了一个“窝”。因为熬胶有好几个工序，所以有相应的设施，如照明、烤火、烧开水等都是现成的，只要稍加收拾打理，住下来还算方便。
上了夜班，白天睡觉，空余的时间不少。但既不能上街，又不准串门，真的很苦闷，很无聊。唯一可以打发时间的是看看书。但，“彼时彼地”，根本没有书，更没有自己喜欢看的书。破“四旧”时，郭沫若公开讲他的书“都该烧掉”。郭老的书都要烧掉，其他人的书那就不是“一烧了之”，还得追究、查办呢。于是，烧书、毁书成风。各地都出现了“图书劫”，就连只有四五十个编采人员的凉山报社，烧纸库也是火焰熊熊长达数日。车间的一位青工从烧纸库里淘出不少书，放在车间的纸堆里。他知道我正在找书看，就叫我去选。一看，有二三十本，其中居然有两本是我拿去烧的书。有此青工的“义举”，也算解了我一时之“书渴”，应该谢谢他。
还需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得到车间的“外派”，叫我去帮助新华书店的门市安装电灯。书店和报社属一个系统，平时交道多，是一街相隔的邻居。他们新修了一个门市，书架、柜台什么都弄好了，就是找不到电工安装灯，就到工厂来找师傅去帮忙。任务落实到机器房，组长就安排了几个生产任务不太紧的人去。我是叫干啥就干啥的“随叫随到”，这次很自然地被派上了。新门市在临街的一楼，有一百多平方米，主要是安装日光灯。这些活我们干过几回，轻车熟路，几天就完成了。
灯光器材放在一个破旧的库房里。除了灯管、电线、木条等材料外，还堆了半屋子破“四旧”的弃物和一些不能上架的破损或残缺的书籍。我们在那里取放器材，进进出出，有时就去书堆里翻一翻，看一看，无意中我发现了一本大三十二开、精装带套的《历代诗余》，正在拍打灰尘时，书店的经理老侯来了。熟人见面，他很客气地说：哎呀，请你们帮忙，还要在这里吃灰尘。这些都是废品，放在这里真碍事！他看我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就拍着我的肩说：我知道你喜欢书，看得上就拿走。我当然不客气啰，可拿着的只是下册，找遍了也没有看到上册，一部好好的《历代诗余》成了残书，《诗余》成了“词余”。不过，我仍然不肯放弃，连同其他一摞残缺不全的书，一起带回了“牛棚”。
一次，上了深夜班，第二天早晨才回住地熬胶房。一开门就发现临街的那面墙有一个大洞，屋里很凌乱，床上的被子、毯子、枕头全没了，我用包装箱装的日常用品、换洗衣服，还有熬胶用的钳子、扳手、锤子以及脸盆、毛巾等都不翼而飞。遭小偷了，小偷是从街上挖墙进来的。报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发生过偷、抢的事。这次失窃，革委会、军代表都来看了现场。还有同志悄悄安慰我说：蚀财免灾，否极泰来。车间领导告诉我：铺盖卷遭偷了，就回家去住吧，以后尽量不安排你做夜班。我忽然想起了庄老夫子两千年前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是不是应该感谢小偷“帮忙”呀。
总要给人一碗饭吃
有一次，中央有重大新闻，报纸要加印。因为要等电稿，截稿的时间比较晚。这样，那次的报纸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印完。我去上班时就换下一位熬通宵的师傅去休息。只要报纸有重要新闻，编辑部的同志想先睹为快，经常有人直接到车间来拿报纸看。这种事已经成了习惯，没有人介意的。那次，正好我在印报，一个编辑走进车间，在我的机器上揭了一份报，他一边走一边看，刚走出车间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吼大叫：王传廷在印报纸了！他能印报吗？党报有机密，党报有政治，出了问题谁负责呀？他的声音很大，车间的人听了没人吱声，外面也没人接茬。
过了几天，一位刚从部队退伍到车间当工人的同志告诉我：吼起吼起说你不能印报的那个意见反映到革委会，军代表也晓得了。在征求意见时，一位车间的老师傅说了一句“总要给人一碗饭吃嘛”，大家听了就没人开腔了。算了，你也不要背包袱，已经了了。
“总要给人一碗饭吃”，这句力透纸背、掷地有声的话，全句应该是：自己需要吃饭，应该吃饭，别人也需要吃饭，也应该吃饭。吃饭，是人的生存权。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罪犯外，人的吃饭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
“总要给人一碗饭吃”，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成了我后半生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