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你看过《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影片吗？假如看过，你难道不为达吉和她的父亲在旧社会奴隶制度压迫下的悲惨遭遇而难过吗？你难道不为他们在新社会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重新团聚而高兴吗？告诉你，在凉山，像达吉这种遭遇的人家真不少哩。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和电影中达吉的情形，确实相差不多。最近，我就在一个名叫达吉的汉族姑娘家里做过客哩。
我介绍的这个达吉，今年二十一岁，民主改革时当上了民兵，十五岁入了团，后来又入了党，今天已是一位工作了五六年的干部了。她的童年，真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没有享受过母爱。她四岁时就被彝族奴隶主抓去当了奴隶娃子，以后，由彝族父亲马赫曲补抚养长大。抚养她的马赫曲补，也弄不清楚达吉是哪年哪月生的，入党申请书填的十八岁也是估计的。1958年她才回到生父任秉清身边。
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和达吉一道，越过越西大瑞坝子的稻田，穿过大河坝的包谷林，顺着一条小溪，到了大河乡西河高级社她的家里。
刚到院坝边，正好碰到达吉的父亲任秉清卷起裤管，扛着锄头，从田坝里看水回来。“达吉！呵，还有工作同志！真是稀客哩！”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任老伯已经从我肩上把背包接过去了。
与任老伯说话间，一个中年妇女背了满满一背包谷，跨进了门。这是达吉的继母张成芳。为了使大家了解达吉是怎样有继母的，这里不妨把任秉清和张成芳结合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二十多年前，任秉清一家（他的妻子、女儿达吉和儿子）被奴隶主抓去当奴隶娃子，东分西散，杳无音信。1950年后，任秉清才从甘洛逃出来，回到大瑞当了民兵。
土地改革后，他被群众选为互助组组长；以后这里办起了合作社，他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55年，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干部和群众都劝他找个爱人，安个家。任秉清也考虑到失散了的妻子和儿女一直找不到，现在自己翻了身，也该成个家才对。这样，经熟人介绍，他和张成芳结了婚。1956年，正当彝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时，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受尽苦难的任秉清，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又有了一个儿子，内心深处强烈地感到党给他带来的温暖。为了永远记住这一点，他们给那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迎春。1958年，他们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叫贵生。含义是新社会劳动人民的子弟，都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再不是奴隶主的牛马了。如今这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都长得结结实实的。
“回来了，妈。这是老王，到我们家来玩的！”达吉迎上去，我也跟着站起来。张成芳赶忙招呼我坐下，就给我们做起饭来。一会儿，她拿出鸡蛋，又拿出面粉，看了一眼任老伯，埋怨地说：“昨天叫你去赶场，你说活路忙，上次称的碱用完了，今天做不起馒头，只好给你们做油煎饼了。”她又望着我和达吉笑笑，似乎有点歉然，又像是告诉我们：她做馒头，确实有一手哩！张成芳把面粉交给了达吉，达吉便忙着揉起面来。她那两个弟弟一下子也和我混熟了，他们除了帮着大人添柴烧火，还给我们烧嫩包谷吃哩！
饭好了，油煎饼下鸡蛋汤，还有韭菜、青海椒两样小菜，丰盛可口。正在谦让时，进来一对青年男女。他俩见了达吉，亲热地叫大姐。小伙子是和达吉一块被奴隶主抓去当奴隶娃子的亲弟弟、共青团员任启方，和他一道的，是他的爱人郑成恩。小两口都长得挺结实，不爱多说话，只顾望着我们笑。
边吃饭边摆谈，才知道任启方找到父亲，比达吉要晚些。1958年当普雄修丰收渠时，他当土工，这个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给奴隶主当了多年牛马、个性倔犟的小伙子，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个汉族爸爸，所以还骂过任秉清，说是吃他的“欺头”。当时，达吉已经是干部，在水渠指挥部里工作，恰好父子三人会到一块。经过了一番曲折团圆后，任秉清特地去买了一只鸡，又把达吉的养父马赫曲补也请来，四个人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团圆饭。从那时起，任启方就回到父亲身边，成了家庭中的一员，社里的一把劳动能手。他是今年春天结婚的，爱人是邻居西桥高级社的突击队员。当我问起他俩的婚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是自由恋爱结合的。
达吉家的日子过得蛮好。达吉现任越西县下普雄区妇联主任，她工作积极，有上进心，是党的好干部。她的爸爸、继母和弟弟，都热爱农业合作社，积极投工投肥，是一户好社员。迎春虽然才七岁，农忙时也会主动给社里看牛，每天还评两个工分哩。全家现在已经完成了全年的投肥任务，挣了六千多个工分。任启方小两口已提前完成了投工计划。今年小春预分时，去年的秋粮还没有吃完，又分得九百多斤小麦、八百多斤洋芋和五十多元现金。自留地还收了三百来斤小麦和几千斤蔬菜。任老伯告诉我：今年年成好，社里的洋芋、包谷和水稻，比前两年都好，社员的家禽家畜也发展起来了。说到这里，老人家指着院坝里正要进圈的一群猪和鸡鸭说：“一窝猪下了六个猪娃，个个都长得活蹦乱跳的，生产队还奖励了我一个哩！鸡、鸭，大大小小共有四十多只。”他表示：秋后要更加展劲搞生产，争取明年农业获得更好的收成，多生产一些农产品支援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生产搞得好，生活也就跟着好起来。今年他家除了吃米饭，还经常蒸馒头，擀面条，烙油饼。闲谈中，老人叫达吉下次回来给他买个猫儿。他告诉我们：洋芋、包谷开始收获了，不久就要打谷子，家里的木柜和地窖不够用，打地窖、做木柜也搞不赢，粮食打敞放，耗子难防，只有买个猫儿来对付它。
注：这篇通讯写于1963年，“大跃进”之后贯彻中央反对“一平二调”，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允许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一点供自己吃的蔬菜，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二十三条》的时候。所以，达吉的父亲任老伯的家里过上了比较宽松的日子。因此这篇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鼓吹“三自一包”，在农村刮右倾翻案风的毒草，进行大批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老伯的名字“任秉清”，由于我采访不细致，未加核实，弄错了。应更正为“任国清”。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让著名作家高缨同志受了一点委屈。《四川日报》刊登这篇稿件时，正是四川文艺界结合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简称《达》剧），讨论文艺创作中的“提高”与“拔高”问题。“任秉清”本是《达》剧中，经过作家构思以后给人物取的名字。我因为很熟悉这部电影从小说（日记式的）到电影的创作过程，而且又在彝区工作多年，问也没有问一声，就在稿件中写成“任秉清”了。这个一字之差，读者没有在意，可细心的同志却注意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达》剧中主要人物连名字都没有改动一下，就把“原型”写进作品，搬上银幕了的意见。
其实，高缨同志不单是缜密地构思了《达》剧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名字也是颇具匠心的。第一主角“达吉”这个名字，更是匠心独运。达吉在凉山彝区当奴隶娃子的地方叫“乃乃堡”，行政区域属普雄县上普雄区依洛地坝乡。民主改革以前未建乡时是一个山村。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告诉我们，当地把从汉区抓来的奴隶娃子，女的叫“大姐”，男的叫“大哥”，是按汉区的叫法，并不知道其确切意义，既不分年龄，更不是尊称。“达吉”就是乃乃堡吉米家的锅庄娃子，大家都叫她“吉米大姐”。高缨同志用谐音的方法，把“大姐”改为“达吉”，改得多好，改得多美呀。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高缨同志也从未向我提及过。这次我把这篇文章收进书里，除了必须改正当年因我的粗心造成的失误，还应该向高缨同志表示我的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