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要好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5月27日，我在整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 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学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5月27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了。”“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
他们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琢磨父母的心思，因为一琢磨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
B这个人对任何事都有明确的观点。比方有一次，她说高中生的爱情是最纯真的，到大学里，就要考虑前途、事业、经济负担能力，等等，就不那么好了。可是高中里谈恋爱，因为人不够成熟，就很难成功，所以她宁可留到以后谈。她说的时候，就像她已经上过八十次高中、一百六十次大学一样。我听了，就问她：“那么，什么时候的爱情是既纯真又成熟的呢？没有吗？”她很以为怪地瞄瞄我，说：“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你会问出来。”本来我还想问，难道恋爱是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的吗？看到她根本不屑于回答，也不好意思问了。我不问，她就请我吃了一份冰激凌。
至于A，他是从来都不请我吃什么冰激凌的。他总是带我去吃小摊上的臭豆腐干、油墩子、羊肉串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他会很负责地告诉我，这个油已经用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个羊肉里也许有细菌，这个冰糖葫芦的山楂是用洗脚水洗的……然后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嗯，蛮好。”他就得意扬扬地、脑袋打着圈子说：“所以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总是脏一点的。懂吗？”我说：“哼，毒害少年儿童。”说是这样说，因为吃了父母禁止的东西，我开心得要死。和A在一起，总是开心的——做坏事，怎么会不开心？
A和B，那么不同的两个人，都非常聪明。A喜欢说：那么你想怎么样？而B喜欢说：喏，你应该怎么怎么样。A总是把跟我在一起当成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而B为了我好，言传身教给我许多道理，可惜全让我忘光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在争取我，都好像非把我拖过去不可。5月27日，和A通完电话，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快感。
不久，我和A有了一次谈话的机会。
是星期六。自从上了高二，学校每个星期都叫我们“从双休日中拿一点出来”测验。于是我们就拿了一点出来——确切地说，是一上午。每个学校都这样：该起劲的时候，拖拖拉拉；不该起劲的时候，一天到晚打我们私人时间的主意，不要脸。那个星期六，破例没有测验。给我们开了个年级会议，说大家就要升高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选文科选理科的事情啊，“3+1”选什么科目考虑过没有啊，明年高考的严峻形势展望过没有啊，等等。要我们赶快回家跟家长商量，决定“3+1”的科目，准备战斗。意思就是说，要分班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整理书包准备回家的当儿，A走过来，问：“带你去我的小学，好不好？”我看看他，他的脸色灰扑扑的，不是很健康。我说：“好。”点点头。他问：“你不感兴趣喽？”我说：“好好好！”总是这样：假如你不表现出一种欣喜若狂的姿态，人家就以为你不感兴趣。
我们从校门口走出去，走到马路上——就是那条让我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的马路。我们走过了许多条马路。经过一家婚纱摄影馆时，我们看见里面坐了许多新娘子，每个人都有化妆师在摆弄。A说：“我以后决不会让我的新娘子在这种地方被画得面目全非。”我说：“你要替她？”他大笑，转而对我说：“你以后是一定要步行结婚的——那么喜欢走路的人。”我笑了两声。他又说：“前面就是我的小学。以前我上学一直经过这里的——以前这里是一家布店，布多得都摆到街面上来了。”我说：“噢。”我连个布店的鬼影子也看不出来。
A的小学正在装修门面，校门口搭着脚手架，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脚手架下面走进学校的时候，一直在担心上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倒下来一根铁柱子，把我砸死。A却很自如、很自信地往里走，大模大样，好像他不是学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样。“喂！喂！”从门房里跑出一个老爷爷，大叫。A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放慢脚步，继续往里走。“你干什么？”老爷爷问。“我过去是这里的，来看看。”A停了一下，说完又走。老爷爷叫：“今天没人，看什么！”我叫：“不要紧！看教室也可以！”A笑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走进了A的小学。
“我一年级的时候在这儿。二年级在这儿。三年级、四年级在这儿。五年级在这儿。”A伸展手臂，对着四层教学楼指点江山。教学楼是湖绿色的，玻璃窗又高又大、闪闪发亮，整幢楼看起来真是清凉，像盒薄荷糖一样。我说：“你们这里倒是很好的……很有钱吧？”他笑笑，说：“是吧。”
“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共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的？”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嘛……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执着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定读历史的。你么总归是铁定读物理的。不用说了。”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的关系不是也挺好的吗，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执着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执着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泪，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5月27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台电视机就要被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着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了，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
“看什么啊？看成龙挂在那里？我们再看下去，那个人大概要把电视机敲掉了。”A又预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严肃地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算了。两年以来，襄没城教育解颐的次数不是随便数得清的。不过，我再了解再清楚不过，这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了多少非凶恶成分——一种自以为的长辈对自以为的小孩的湿湿润润的宠溺味道。人要知足。
从A的小学出来，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到处流窜。A说：“解颐，我一旦跟你在外面荡，就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说：“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居心叵测。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说我们不良。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中了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说：“你不要笑。你只要记住我说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别人又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对吧？”A大笑着点头。
说起来，我们真是好孩子。我们打电话回家去说今天晚回去，要在学校做功课，父母都相信我们。可我们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用A的话来说，在荡。究竟什么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随便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A也不会。
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劲握了握，问：“我们不是坏人，对吧？”A说：“不是吧，我猜想。”我又问：“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吧？”A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也用劲握握我的手——比我刚才更加用劲。
不知为什么，我们正走着的人行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们两个人变成了某种障碍。照常规来说，明明是他们在逆向行走，可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怒目而视，好像在说是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不由得叫了声A的名字，A说：“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说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么既然连A这种人才也不以为意，我还以什么为意呢？A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
走着走着，A说：“我要在这附近一带租房子——最好是买房子——最好是老死在这里。我从小就对这里有特殊的好感。这里地段实在是太好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这里地段太好了，因为随便哪个白痴都会说这里地段太好了。能住在这里的人，可能钱多得不得不深居简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从没见过这号人。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间立着一个岗亭——空的。岗亭很圆，玻璃窗擦得极亮，晶莹剔透的样子。我捅A一下，说：“喏，你睡这个岗亭好啦。便宜得很。这个地方也不错，闹中取静，你一个人住也够了。”
A很不可思议地看看我，看了很久。路口的红灯变成绿灯，绿灯又变成红灯，变来变去，忙得不能再忙。我说：“干什么？”A摇摇头，叹着气答道：“我么是小脑有问题，你么是大脑有问题。”
红灯又变成绿灯了，我们过马路。我扭头看着A，问：“何以见得？”
A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伸手拉了我一把，把我拉近他一些。一个人骑着助动车“突突突”和我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回头说了句什么，没好声气。我说：“他说什么？”A说：“他叫你走路长眼睛。”我很气地说：“这不公平。我从来最恨骑助动车的人。”A笑起来：“呵呵呵！你这不是大脑有问题的症状吗？”他拉着我过马路，像爷爷拉着孙女。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路口，转身望着马路对过儿——就刚才，我们还站在马路对过儿望着现在站的地方呢。生平第一次，我发现一条马路有两个马路对过儿。
“为什么？”我穷追猛打。
A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小脑大脑这类的事情呗。”
“有关你的大脑，”A笑眯眯地说，“我也不多发表意见了，反正已经有公论，对吧？”
我急于知道他的小脑，无暇他顾，就说：“暂且算是这样。那么小脑又是怎么一回事？”
A哈哈笑起来：“咦，你不在乎啊？真的大脑有问题啊？”
我们笔直地往前走。到处是杂七杂八的东西——车、房子、人、电线杆……独地平线失落了。因为看不见地平线，所以没有停下的念头——东西实在多，多得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A呢，在我的旁边，慢吞吞地说起他自己来了。
“直到现在，我走路有时也会摇来摇去。小时候，我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总是作对，没有统一步调的时候。我小时候走路老是左脚踢右脚，要么右脚踢左脚，总之是互相踢。老师叫我们往左转，我往右转；老师叫我们往右转，我往左转。老师叫我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老师叫我们举右手，我举左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看我现在样子还可以吧？我小时候是说不出的怪，虽然五官端正、四肢发达，但是看上去就是有什么地方难受。我有时想，说不定我真是两个人，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人，也未可知。后来慢慢好了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有点吓人——你想，有两个什么人在我里面滚成一团地厮打！他们都说我小脑有点不发达。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两个人。唉，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瞪着A，说实话有点怕。A看起来态度和善，表情安详。当我的目光遇上他的目光时，我看不出什么两个人——可是，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眼睛里很深很深，深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A注视着我，半晌，突然笑出声来，说：“喂，不要怕呀，你！”我于是也笑了。我们又一次从一个马路对过儿走到另一个马路对过儿。
我们还在走，一直走，不知疲倦地走，穷走，大走特走。脚下的世界是最实在的，而身边的世界是最玄虚的。到底哪个世界更大一些呢？
“我的成长历程，”A接着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否定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反过来否定那一个人——不断地否定来否定去；我自己觉得没意思，可又由不得我。这样一说，好像变成有三个人了，变成我自己是另两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了，那我倒没有考虑过。总之不清楚。”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对我要求很高。我做一件事，他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又如何如何。有点烦，对吧？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他似乎说得很对。你知道吗？我爸爸不是那种思想贫乏、随波逐流的货色。他说什么，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想：嗯，是这样的。于是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里面的两个人不停地否定来否定去，有时也势均力敌。别人不明白我这种情况，总是说我小脑不对劲。我想：知道什么啊，你们！假如也有两个人在你们那儿针锋相对，你们就懂了。虽然如此，父亲的要求还是使我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我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深深吸口气，吸了好多好多气，胸腔明显扩大一圈。过后，又长长吐气。全世界都是他吐出的气，真不可思议。他回答道：“腼腆。”
我大笑：“什么？太离谱的话别说嘛。”
“腼腆并不单指看见陌生人或者谈话时脸红不好意思。我说的腼腆，是指心底对外界一种本能的抵抗。懂不懂？”
我没再笑。走路成了我和A谈话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话成了走路的一部分，是走路成了谈话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正在走路，我很可能会害怕起来，逃掉，也可能会不当一回事地大笑。走路使我和A彼此信任，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比沉重，重得像天边最大最黑的积雨云，叫人不大好受，胸闷。
我问A：“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没料到，一听这个问题，A马上流露出一种强烈厌恶和抵制的情绪，满脸不悦的神色，说：“什么叫我爸是干什么的？”我立刻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看看我，脸色舒缓下来，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些许时候，又回复了平日的和气，笑笑说：“我爸爸啊。他啊——他很喜欢管人。”说完，停了停，最后一个字还在空气里悬浮了一会儿，刚要消失，他又说，“我爸他很喜欢管人的。”
接着，A望着前方的眼神突然兴奋起来，他叫道：“哦，看那边——那边——嗯，嗯……”手臂伸得老长老长，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个词儿来。我大笑，往远处看——原来太阳在往下倾斜，苍白的天空静静地燃烧起来。我说：“嗯，很好看。”A奇怪地瞥我一眼，好像说：很好看？我理直气壮道：“总是好看喽。”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嘛，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的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吗？”“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