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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么多不确定性才令恋爱惊喜，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我，一个住地下室、每天读书以泪洗面的男人；点点，模特，未来之星，可以搞垮公司的女生。可是就在鹿港小镇，那个镜子比椅子还多的地方，我看到她正坐在我对面。抛去缘分这种玄妙的东西不谈，到底是什么能令我们彼此认识，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能让我们往下走呢？
比如陈静馨，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她在长沙，我在广州恋爱时她在长沙，我在上海找到工作时她在长沙，按理说生命中永远不该拥有她，可还是那么微妙，加上一点点的机缘。我写书，第一本书几万册，发到各地的书店专往角落里放；她呢，高三的周末去和男朋友约会，骗妈妈说去逛书店，回来的路上进了一趟书店，碰见收银台有那么一本书，由于着急，捡起就结了账。我俩后来做了那么多种假设，为什么我的书会在收银台上？只有一个解释，有人选了这本书，排队时翻了翻，发现不喜欢，就顺手扔在了收银台上。
然而这并没令我沮丧。是吧，恋爱中我们都太幸福了，连那种非生命体，只要能扯上关系的，就怀旧似的感谢。TATA，我们有多少次称赞过MSN，那么陈静馨就有多少次庆幸我的书往往都不受人待见。
不过她喜欢，高考前的几个月她一遍遍重读。钱锺书说，吃蛋何必见鸡。她自然没想过认识我，只是上了大学，她同学告诉她，他朋友的朋友，是这本书作者的朋友。远了点，但是不复杂，打听到那十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第一次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我刚到上海，还在找工作。即使在那一天，她也只是其中一位我不愿理会的读者。我更加关心的是，头半年的房租从哪儿弄。虽然理解她应该挺激动，但是我还是用一些简单的话语结束通话。是的，我就是。没关系，您还有事吗？好，谢谢您买我的书。再见。大多数孩子挂了电话都会发来短信——有空联系我。然而这一个陌生号码却没有再出现过。
我第二次接到她电话时我还在适应工作，上海新的生活能让我不再那么频繁地想念点点。也许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少年所幻想的有关青春的美好生活就要在这里开始了。我的心情很好，我说我当然记得你，你声音很甜。
她停顿了一阵，仿佛下了比表白还大的决心说，我可以去趟上海吗？她说她想了两星期，认为她不应错过这样的——她现在也不能确定能否称之为——机会，况且学校下周就开学，时间已经不多。
“你有女朋友吗？”她问，“希望不会打扰到你。”我怀疑她是不是电话那头照稿念呢，她一口气就讲到了要买今晚的车票。
“先别急，”我说，“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朋友，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让他明天请你在长沙吃个饭吧。”
“我明白啦。”她真的明白吗？“我明天下午联系你。”
好像中午刚过她的电话就来了。她说她刚刚跟我朋友吃过饭，问我和他通过话没有。
“没有，我马上打给他。”
“没用啦，”她似乎挺欢天喜地的，“他被我贿赂啦。如果你问他我长得怎么样，他除了好话什么都不会讲的。”
我那时没写书，第二本书早在广州写好还没出版。等她没事做就看了一夜的法斯宾德。似乎这种时刻不适宜看这种片子。有件事是不言自明的，她在上海只能住在我这里。看到天亮已经头昏脑涨。去接站见到她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或许她也挺累，十五个小时的火车与四五部法斯宾德对于我的折磨不会更少。我根本没精力去衡量模样，估计她也无力在乎我与那几年前的作者近照有何差距。就像逃难中遇到的伙伴，有的只是倦意、冷漠及同行的默契。
只有在我替她开出租车后门时她才问了两个字：“远吗？”
这声音的出现提醒我，陈静馨，以前从未想过的电话那边的女性读者是真实的。我懵了一下，关上后门，坐进前排说：“不远，在上海。”
外交辞令式的讽刺，一方面我表示与对方亲近的幽默姿态，而另一方面用冷幽默提示对方——我们还陌生，距离还存在。
车行中山公园时碰到早高峰，仿佛塞车也令我难堪。我，此刻在延安路上由她喜爱那本书的作者转变成对她有所欲求的男生。任何不快都会令这一角色尴尬。我回头解释说，这很正常，没出事，过会儿就能动了。
“没关系，正好感受一下堵车。”
我看看她，试图挤个笑容回应，然后转回来在后视镜偷偷瞄她。你有机会读到这一段吗？陈静馨，直到那里我才注意到你有这么美，就像街上遇到并回头的那种一个月都让人怀念不已的女孩。火车进站前你都是没打开的礼物，拆开盒子见到你我就预感你不是我有能力及运气征服的人。我什么命我自己清楚，我自负，我认为我具有天赋般的才华；我自卑，我认为上帝不会把天赋及这么美的你一起给我。
那年你二十一岁，我二十二岁，刚刚出版第一本书。待《恋爱宝典》一书出版之时你必定已身为人妇，不会再看到藏有第七本书的秘密。但是真的，我没跟你承认过，就在那个我不停偷看你的清晨，我曾悲剧性地告诫自己，这个女孩我碰不得，她不是我的，否则只会留下无法释怀的伤感。我确信我不配拥有这么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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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特别想谈性爱之事，尤其是你们，这些我曾爱过的女孩，难免有亵渎的意思。可是那过程实在美妙，时不时还余香萦绕。今年情人节，我跟你说过，不小心碰到小气球大促销，情侣们手牵手挑口味，我在失落之余变得坚强有力，我又骄傲地闻到了那股余香，芳香告诉我，我曾经和你们，比她们漂亮一百倍的女生用过爱心气球。但愿你想到我的时候不会有相反的感觉，要是不幸如此，TATA不用打电话通知我，我友善地提醒你，跳过下一段。
也没什么，是不是太快了？我一下飞机就见你，你吃着东西说，你的规矩是不能第一次见面就上床，至少下次的。你还声明，那种上个厕所回来说我们又见面啦的也不算。
是这样吧，你出饭店，我打车跟着你，东外大街最显眼那姑娘。你到大望路和一看起来只剩钱的男人喝咖啡，我在你后排沙发上用《精品购物指南》遮住脸。你进地铁，那对同性恋中间就是我。你上新天地血拼时我终于等不下去了。于是在你挑那顶米奇帽时，导购告诉你，有位先生帮你买下这款“米老鼠”了。
“哪位？”你转一圈，拨开面前衣架，又见到了我。
“咦？真巧！”
你去我那儿庆祝我们的第二次见面。首次庆祝结束时你问我跟一天了吧。我承认是该对躺在我胸口的女孩说实话的时候了。
“那是最便宜的吧，”你骑上来质问我，“我看LV的时候你丫怎么不吭声呀？”
我就喜欢你这个，对于俗套煽情的永不妥协。每天都在上演着偶像剧般的桥段，我们不幸身陷其中，冷静地发现这只是设计好的通俗情节，比如生日的惊喜，比如热恋矫情的许诺，比如小麻烦遇上过分的关切等等，诸多早在电视中就令我们嗤之以鼻的情节。作为当事人，拒绝配合会显得与世不合，而表演感激之流的又违背自己的审美。只有你，TATA，你是我唯一认识的有勇气及能力颠覆庸俗生活的姑娘，事实上这生活仅仅是对拙劣作品的刻意模仿。你有办法不伤别人的心，把它带进属于你个人色彩的意境之中。我又要拿扉页说话了，我喜欢这句话，换一般女孩，她会说，我想你，你呢？可是你却在和煦的午后虚构了这个有趣的梦，使得我们即使分手一年都不会负于你的愿望——写本献给TATA小朋友的，能感动你的特扯淡的和你一点摸不着边的我能吃的书。
从此以后，在这一点上，TATA小朋友，你一直都是我写作和生活的夜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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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节写得特别慢，头天写五千字，第二天得重写三千。动不动就说理，好像懂得比谁都多。事儿真到眼前了还不都一样！早几年就没这么多理论，觉得该怎么样就坚持下去。像是陈静馨，我觉着搞不定，就是不碰。她在我这儿住了六天，直到送她上火车我俩都纯洁得跟A4、B5纸似的。但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都能干点什么呢？她爱说话，我爱听话。
她用言语给我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练琴、参赛、任性、挑食，即使最后一晚她讲已经同居了的男友，我都能认真听下去。仅大一开始，去掉寒暑假他们已经同居八个月。我挺理智告诉她，她的性经验要比我多得多。二百四十天住在一起，怎么也要有上百次，而过去的一年里，就算我经历姑娘多，可是两盒气球都用不完，大多数女孩在我醒来时只是在墙上刻下一组十到十二位的号码。后半句是为了让她笑瞎编的。效果也不错，我们面对面地在床上盘着腿哈哈大笑。
初识的夜晚似乎就那一刻，我俩亲吻如此接近。后来不知怎么却谈起了文学。我的文学是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她的简单些，最喜欢的那本书，最喜欢的那位作者。为了适应她，我得放弃整片森林陪她聊那棵不知是死是活的树苗。我问她你喜欢哪儿呀。
“哪些人物，哪段情节？”
“不清楚，”她说，“我喜欢他，因为他是好的；我喜欢你，因为我相信你也是好的。”
我们的话题就此展开，很快也就此结束。感觉比伦理还强烈的约束力，我不能在这个远道而来的女孩面前失礼，只能单纯而坚定地告诉自己，你是好的，在这个崇拜者面前产生性欲，那几乎是在背叛我为声名荣耀所付出的辛劳。
白天的时候还好些，阳光会一扫我的情欲。某种程度我的生活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新世界。她首次见到原来纪录片是架好了灯摆拍的。上海电视台来过一次，点亮几盏把墙纸都熏黑了的灯，问了不少好玩儿问题。是法治片，我某篇小说随便写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少人真打过去，饱受骚扰的用户并没针对我，倒是把杂志社告上法庭。我作为中立者说了挺多无关痛痒的话，开始还正经，说什么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别当真哦，后来就借着镜头问原告是男读者多还是女读者多。
“行啦，别废胶片啦。”制片人命人关掉机器，再打电话给原告，考虑下一站。那边没接电话，他就要拍我创作的状态。我带摄像到写字台前，制片又发话了：“这不是缝纫机吗？”
“多好啊，”我解释，“手上写，脚上还能踩来踩去的。”
“不行。”他又打电话，还是没人，摆摆手示意收工。
陈静馨借机去踩缝纫机。估计是这两天她闷着了，光是聊天谁受得了呀。我犹豫一下冲出去追采访车，制片摇下车窗时，我气喘吁吁地说：“要不，咱唱歌去吧。”
那是我交的第一批传媒朋友。两天之后他们又约我来上海书城一趟。那时陈静馨还在，就顺便陪她逛逛。好像电视人都特着急，他们在做叫《城市英雄》的节目，这次选书店，工作人员打过招呼，悄然摄录，再安排一托儿在一楼大厅猛撕书，当然是多撕一本，多赔一本。男生长得凶悍且猥琐，有点像日本男优。撕了一上午，没人敢问他，有几个人跟书店举报，但这还不算英雄。继续等，只是下面那托儿一路撕到角落里我的书，用对讲机跟制片汇报这不是前两天唱跑调那小子嘛。制片觉着为其所用。临时开了个会，把我叫来，让我在他正扯我书的时候走过去，画面定格。黑白，字幕——意外，碰到此书作者！然后我再说话，当然领子上夹一麦。
我：你干吗撕书呀，巧克力球？
他：我喜欢这书，我要把它一页一页都撕下来，回去钉上看。
我：那你把封面封底撕下来，直接拿走内页不就得了？
他：是哦。
我：其实，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不可能，根本不像。
我：那是艺术照，我给你看身份证。（画面特写）。
他：哦，这个像。
我：喜欢吗？
他：喜欢。
我：想要吗？
他：想。
我：那就满足你吧。
画面在我在书上签名时的得意表情中定格，黑白，黑屏，字幕渐入——这名作家的错误是，图书为书店财产，任何人不得在书上涂抹乱画。
“太扯了吧？”我抖着脚本问。
“公益节目，”制片解释，“还要拼收视率。”
“挺好玩的。”陈静馨看过说。
我交朋友一般都真诚，既然他为了谋口饭，我就帮他一把。虽然跟小时候明知道没用但每次打针都要求护士阿姨轻点一样，我下楼前依然问制片能把我拍朦胧点吗？真是童年的记忆。他保证说能。
到一楼我乐了，用不着我了，他们可以收工了。一个小姑娘手里正拿着我那残缺的书在训斥他，不，是书店的书。而凶悍的日本男优萎靡不振地低着头，时不时回顶几句，好像激发她能说出一句像样的符合这旋律的话。
制片冲下去喊新的城市英雄诞生了，而且这一次超出预期，是以往大街偷手机，饭店赤膊秀文身，网吧粗口视频等策划以来，最年轻最弱小的女英雄。制片问她多大了，做什么。
惊惶未定的女孩说她十八岁，刚来上海读大一，早知道是假的她才不管呢。我想这句会砍掉。机器关掉后就有好多人来看热闹。混乱中陈静馨还跟她聊了几句，直到被我拉出人群。
我们进了味千拉面，她怕胖，只喝酒，等于我吃了两碗面。再过三个小时她就要回长沙了，这对我俩都有点淡淡的哀愁。她鼓励我说没关系，下次就算不来看我，也要来看她妹妹的，她们约好了新年见。
“哪来的妹妹？”我问。
“那个小英雄，好可爱的女孩子。”
然而陈静馨没能再来上海，姐妹俩也没能相聚成。好多人和人就像两条射线，猛力射出只为那一次相遇。
那个周末我在家里看《城市英雄》，或许是思念陈静馨，或许是一想到此刻她正和男友在一起便百爪挠心，于是音乐响起，她妹妹清澈的眼睛漫溢画面，我动情地哭了。
同居，我不敢打电话、发短信，任何不慎都会给她带来伤害。我希望有人转告她我爱她，就算那些爱全都消融在上海的秋雨之中。过了三十天，邮差才出现，她妹妹辗转联系到我，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沙龙。
“什么沙龙？”我问。我想询问陈静馨近况。
“女性主义沙龙。”
“等等，我现在单相思，你准备介绍几十个女同性恋给我？”
这是个好理由，我给陈静馨发短信问她妹妹是干什么的，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叫什么名字。过了一刻钟她才回复，又是让我痛苦猜疑的时间。她的回复是简单短信，显然回避了前面那些白痴问题，对我们的事也只字未提，屏幕只有三个毫无感情的字——郑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