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县乱了，乱得不可收拾。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全国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支柱——上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
国民党内部大乱，国民党军队大乱，国民党统治区内民心大乱，全国经济更是混乱不堪。
退居幕后、“引退”半年的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再次出山。他从马公岛到达福州市，在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了驻闽部队团以上军官参加的临时军事会议。为了给民国党军队打气，他在会议上说：“我个人引退了半年，没有片刻忘记患难的同人们。现在，我党危难关头，我以党的总裁的身份来领导大家与共产党做殊死决战。”
为了挽救已经垂危的国民政府，蒋介石跑到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大力推行税收改革，增加全民赋税，大力开动印钞机印刷纸币，废除中央银行的法币，发行金圆券，在全国强行征兵400万人，以补充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强行推行的措施引发了会理县的社会大乱荡。
一年强征十年税，从1949年征到1960年，再加上官商结合，贪赃枉法，高利盘剥，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
金圆券的大量发行引起货币大贬值，上午可以买到一升米，下午只能买到半升米，到了第二天，金圆券就成了一堆废纸。
“三丁抽二，两丁抽一”，强行抓壮丁。会理县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苟延残喘的国民政府卖命，青壮年们有的躲进深山老林，有的干脆揭竿而起，上山为匪，与官府对抗。政府与老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黎溪、小河街、江西街的老百姓拒绝抓壮丁，拿起扁担、锄头冲进乡公所，打了乡长和团防局官员；铁匠村、鲁吉、新铺子、通安四方街、挂榜的农民拒绝缴纳高额税收，与收税官员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命案。由于金圆券贬值，物价上涨，全县城乡居民无法生活，市民、商人、工人、手工业者、政府职员、学校教师、医院医护人员等组织了罢工、罢市、罢课、罢医等活动；会理中学、金江职业学校的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对政府表示了强烈抗议；进城卖米、卖菜、卖柴火的人没有了。全县各行各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之中，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秋风拂面，显出几分凉意。
夏热悄悄地溜走了，秋收后的田野留下了一片凄凉。往南迁徙的候鸟不断发出哀鸣，辽阔的大地寂静无声。
连绵不断的秋雨把道路变得泥泞和湿滑，潮湿的天气使会理县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纱雾之中。
梁亭的心情比秋雨还要凉，比阴雨连绵的天气还要坏。他的心烦乱透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0月14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流亡政府又被赶到了重庆。
梁亭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会理县现在变成了一团乱麻。
“难道党国就这样完了吗？”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他心中急死了，乱死了，烦死了。
周围的一切事物，甚至连光亮、声音、秋风、秋雨都叫他讨厌。“我的老天爷啊，你下雨就不要下雾嘛，下雾就不要下雨嘛。你怎么这样折磨人、这么不叫人安静！”
平时，梁亭寝室内衣柜上的那一面镜子是他的宝贝，上班前，下班后，总是要对着镜子梳理头发，整理他那件非常合身的蓝色中山装。现在，他在镜子前一站，发现他的眼角边多了几丝鱼尾纹，他一生气，一拳向镜子砸去，镜子碎了。
他痛苦了，绝望了！
“啊！”他大叫一声，一脚踢去，玻璃碎片撒落了一地。
“国民党就这样完了吗？我就这样完了吗？”自命不凡的梁亭此刻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
“不相信不行啊！”中共宁属工委书记黄俊宣到会理县来传达川康特委指示，“国民党很快就要完蛋了。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上海之后，又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之势，先后解放了太原、西安、兰州、福州、南昌、武汉、长沙、宜昌和厦门等全国许多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黄俊宣继续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气。随后，又先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在江南的白崇禧、余汉谋两个军事集团，江南大片国土获得解放，国民党流亡政府也从广州被赶到了重庆市。”
参加会议的会理县中心县委全体成员欢欣鼓舞。
“蒋家王朝快完蛋了！”毛喜堂高兴地说。
“天快亮了！”罗西诚愉快地说，“全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快到了！”
“全国快解放了，”陈林稳重地说，“考验我们的日子也到了。”
“陈林同志说得很对。”黄俊宣说，“敌人越接近灭亡，就决不会轻易投降，它还会做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眼下，蒋介石坐镇重庆，把云、贵、川、康作为他反攻的基地，决定在川西平原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做殊死决战。蒋介石及其爪牙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屠刀，先后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肆屠杀我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我们一定要叫蒋介石及其爪牙血债血偿。现在到了与敌人拼杀的关键时刻，川康特委对会理县中心县委员会做了六条指示：
“第一条，为了加强领导，决定调整会理县中心县委员会领导班子，陈林任书记，李毅、罗西诚任副书记，许恰忠任组织委员，温实良任宣传委员，刘培勤任联络委员，毛喜堂任群工委员，傅佩莹任妇女委员。由于工作需要，原中心县委委员刘若雨调冕宁县委工作。
“会理县中心县委员会领导班子调整后，一定要加强学习，紧跟形势，贯彻好党中央、川康特委的各项指示和方针、政策，使中共会理县中心县委员会成为领导会理县各族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二条，密切注视敌人动态，做到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我们组建武装游击队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了。据内线报告，军统西昌站站长已经换成一个名叫谭永光的人。此人精明刁钻，手段毒辣，其谍报才能深受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赏识。他一上任就盯上了我们会理县中心县委地下党组织和金江游击队，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谨慎，严格保密，不要让敌人钻了空子。
“第三条，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原来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很有成效，争取到了像朱海澄、杨品尚、周汝言等一大批在会理县有影响的人物，为解放会理县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今后，还要加大力度，争取到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会理县建设，为国家输送更多的爱国人才。
“第四条，朱志雄已表示绝不与共产党为敌，不与解放军打仗。这个态度很好，受到川康特委的赞赏。川康特委希望我们深入做好他的工作，在关键时刻起义，把金江守备司令部这一支部队带出来，弃暗投明，走光明道路。
“第五条，金江游击队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筹备工作，条件基本成熟了，我们会理县中心县委一定要严密组织，精心挑选人才，严格组织训练，选准时机，迅速组织武装起义，给予敌人沉重打击，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川康及西南各省。
“第六条，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中共会理县中心县委一定要贯彻好党中央、川康特委的各项方针政策，讲究政策和策略，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以更好的成绩迎接会理县各族人民的解放。”
听完黄俊宣讲话，在座的人都信心百倍，纷纷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川康特委的各项指示精神，团结奋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努力工作，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已经是气息奄奄，毫无回天之力了。
1949年11月30日，我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野战军解放了重庆，蒋介石和国民党流亡政府又被赶到了成都。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仅有云南、四川、西康、西藏和新疆这一点点地盘了。
梁亭不服气，他决定要与共产党决战到底，愿与蒋家王朝共存亡。
国民党会理县党部会议室内，烟雾沉沉，人声嘈杂，一派混乱。
梁亭召开的国民党会理县党部书记长和区、乡、镇及县城各单位分部书记会议正在进行。
会场上，梁亭还请来了会理县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杨品尚、王景湘、周汝言、朱海澄、朱志雄，以及县长赵子溥等。
会议由梁亭主持。
梁亭口若悬河，胡诌国民党推翻清政府功盖千秋，大讲国民党军队如何在抗日战争中顽强抗敌，颂扬蒋委员长英明伟大。面对国民党行将灭亡的命运，他花言巧语，企图愚弄民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他污言秽语，恶毒攻击。
梁亭像一名很会演戏的演员，时而声调很高，时而声调很低，时而手舞足蹈。他把全身上下的细胞都调动了起来，演出了一出狂想曲、梦幻曲。
尽管梁亭的讲话有很大的煽动性，但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不买他的账。
“梁书记长，”大发乡乡长兼分部书记唐敬贤第一个站起来说话，“讲得非常好，非常动听，我很愿意听。不过，我们遇到麻烦了，县政府叫我们抓壮丁，抓不到咋个办？县政府叫我们收税，税完不成咋个办？票子不断贬值，买不到东西咋个办？这些实际问题不解决，我们下边不好办。”
“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腰杆！”河高乡乡长兼分部书记李寿堂在抓壮丁时被老百姓打伤，手上还缠着绷带，“县上一再催我们抓壮丁，强行收税，我们挨了打，没有谁出来为我们说一句公道话。现在我们乡上还有四个被打伤的人住在医院里，医药费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要叫我们与党国共存亡，那么，党国就出来为我们说一句公道话吧。”
“反了，反了！”梁亭气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反了，反了！警察，去把他给……”
“息怒，梁书记长，请息怒，”周汝言见气氛不对，急忙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刚才梁书记长做了精彩演讲。他高瞻远瞩，放眼全党，讲解深刻。目前，共军大军压境，党国是遇上了一些困难，暂时受到一些挫折，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混乱，这不要紧，请大家相信政府是会想出办法来解决的。”
会场上，经周汝言这么一讲，气氛才缓和了下来。
梁亭召开的这场自以为做了充分准备的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中结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会理县参议会会议室内，县参议会正在举行，全县128个参议员全部到会。
县参议长周汝言主持会议。
国大代表杨品尚、省参议员朱海澄、县党部书记长梁亭、县长赵子溥特邀参加会议。
“各位同人，”周汝言开场白，“目前局势动荡，社会混乱，人心浮动，有何良策能缓解目前的局势，请各抒己见。”
议员们踊跃发言，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议员们有的骂国军无能，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竟然打不过劣势装备的解放军，太给国人丢脸了；有的骂共产党太狠心，没有人性，长江以北的区域被占领后，又占领了江南大片国土，现在仅剩下西南这一小块地盘了，解放军还紧追不舍，难道硬是要将党国斩尽杀绝不可；有的骂蒋介石野心太大，本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带来了全国和平的希望，老蒋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现在倒好，落得个鸡飞蛋打，自食其果，活该他背时；更有议员直言不讳，说当今社会，在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豺狼当道，魔鬼横行，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政府留它还有何用？不要也罢！”
“这是反动言论！”梁亭听了很不舒服，“这是共产党的反动宣传！”
“梁书记长，请不要扣帽子。”周汝言笑着说，“我们是开县参议会，参议员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既然是讨论问题嘛，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让别人把话讲完。你说对不对？”
梁亭很尴尬，略笑一下，不作答。
“是嘛，应该让人把话讲完。”朱海澄看不下去，附和着周汝言的话，“不应该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大帽子，这不是一个书记长的作风。”
梁亭低下了头。
“我说几句。”县长赵子溥说，“最近，我们会理县的情况很不好，经济状况糟糕，物价飞涨，税收太重，老百姓不堪重负，讨口要饭者不断增加。征壮丁的任务太重，我县难以完成。青壮年宁可上山为匪也不愿上前线当兵，因而导致匪患猖獗，社会不稳，民怨沸腾。这种现状不知何时才能得到改善，我这个县长也很难左右得了局势。”
会场上，人们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形势确实很不好。”
“金圆券形同废纸，拿它有何用！”
“大背山脚又遭到土匪抢劫了！”
“这个世道太乱了！”
“形势很严峻，大家想想办法嘛。”
“我说一点不是办法的办法，”县长赵子溥继续说，“请参议会讨论、斟酌。第一，在我县停止使用金圆券，用原有的银圆或实物在市面上进行等价交换，借以平抑市场物价。第二，现在上面税收、捐款要得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负，我建议我县对上应采取敷衍了事的办法，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交得了多少算多少，不要向老百姓强行征税，强行派捐。第三，征兵任务太重，我县难以完成，再加上青壮年们也不愿意当兵，我县同样采取敷衍的办法，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征得了多少算多少，不能强行在老百姓中抓壮丁。第四，社会动荡，乞讨流浪者甚多，我县应积极开展民间社会救助活动，解决或缓解目前民不聊生的状况。我只想到这四条，各位议员有更好办法，也可以奉献出来。我以县长的名谢谢大家！我向各位议员鞠躬！”
“李县长，”马敬豪说，“你提出的四条意见，我觉得，对于解决目前会理县的混乱局面是个好办法，我赞成，我支持。”
“会理县目前的局势乱成了一团麻，”朱海澄说，“快刀斩乱麻嘛。李县长的四条主张很好，我支持你，大起胆子干吧。”
会场议论纷纷，有的人担心：这样做上面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
“这样做行吗？”梁亭细声细语地问坐在他身边的周汝言。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周汝言反问，“你有好的办法，也向大家说说嘛。”
梁亭摇摇头，表示他也没有什么能扭转乾坤的好办法。
周汝言看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于是开始做会议的总结发言。他说：“我们会理县目前的情况很不好，为了稳定民心，稳定局势，我们参议会的议员们开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非常可贵，特别是李县长提出的四条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在李县长四条意见的基础上，我补充说明两点意见：第一，停止使用金圆券之后，市场上以银圆或实物进行计价交易，这中间有一个实物计价换算的单位和标准问题。我提议，以我们蜀南会理银行存贷款收支计价换算为标准——我们银行是以昆明产五华粗纱‘绞’为记账单位，在进行其他以物易物交易时也参照这个计价单位标准进行。第二，我很赞成积极开展民间救助活动，我们蜀南会理银行捐出一万银圆作为开展民间救助活动的经费，希望会理县各个团体、个人踊跃捐助，以救助难民，使会理县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
参议会所议的议题得到了议员们的一致拥护。
“你也说会理县参议会开得好？”刚刚到会理县的军统西昌站站长谭永光对梁亭大吼起来，“你真是个大草包、大笨蛋。党国培养了你这样的人有何用？枉自你还当了十多年的书记长啊！”
“目前会理县这样乱，不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梁亭解释说，“社会秩序能稳定下来吗？”
“你们就是这样稳定秩序？”谭永光生气地说，“没有前方的胜利，你们的秩序稳定得了吗？没有壮丁，前方能打胜仗吗？没有税收、捐款上交，用什么养活士兵打仗？这样的关系你不明白吗？你好糊涂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税必须征集上交，抓壮丁的任务必须圆满完成。”
“完不成怎么办？”
“撤职查办。”
谭永光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梁亭的办公室，他边走边骂：“党国之所以走到今天，全败在你们这一帮子人身上！”
“撤职查办，撤职查办，我等着你来撤职查办。”梁亭很生气，把办公室门关上，自言自语地说，“我任县党部书记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舔溏鸡屎呢。眼下，国家都快没有了，我让你来查办，你休想。”他边说边翻箱倒柜，把县党部的档案资料搜出来，放了一把火，全部烧毁了。
他从容不迫回到家中，收拾好细软，当天晚上雇了两匹马，趁着黑夜，带着妻子连夜悄悄地逃离了会理县。
县党部书记长梁亭的逃跑在会理县掀起了一场不小风波。有人说“梁书记长逃跑了，会理县快解放了”，有的说“解放军到西昌了”，有人说“解放军到姜州了”，一传十，十传百，一人比一人说得真切，给本来就混乱了的会理县又增添了几分令人不安的气息。
“造谣，纯粹是造谣。”谭永光把县长赵子溥、参议长周汝言叫到县党部，“梁亭跑了，留下会理县这个烂摊子。社会上谣言很多，为了党国的利益，请你们二位来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办？”
“谭站长，你是上面派下来的，”周汝言试探性说，“对梁书记长的出走，上面有什么说法？”
“这个嘛，”谭永光思忖一下，“应该是叛逃行为。”
“昨天下午，你与梁书记长见过面，”赵子溥问，“还吵过架？”
“没有的事。”谭永光否认。
“你怒气冲冲出了梁书记长的办公室，”赵子溥继续追问，“还在骂他，县党部的人都听见了。是这样吗？”
“你的意思是我赶跑了他？”谭永光反问。
“是你，我没有说赶跑了他，”赵子溥说，“但是，在你与他吵了架之后，他走了，不辞而别，这应该定性为‘叛逃行为’吗？”
“这个，这个……”谭永光很尴尬，“我不过就随便说说。”
“这是你的意思？”周汝言说，“不是上面的看法？”
“是。”谭永光脸色难看。
“谭站长，”周汝言很生气，“你们军统的人到我们会理县来，我们把你们奉为上宾，尊重你们是上级派下来指导我们工作的。可是你呢？一到会理县就对我们指手画脚，完全不顾我们会理县的实际情况，指责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好，一会儿要撤那个人的职，一会儿要查办这个人。你这样做不叫人寒心吗？”
“我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谭永光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你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赵子溥反问，“会理县目前的局势这么乱，我们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以缓解民怨，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又是为了谁呢？”
“这个，这个……”谭永光理屈词穷，无言回答，非常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