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政治极端腐朽黑暗，长期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至此更为严重，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辽、金窥边，虎视眈眈，真可谓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之时。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和奸臣当道误国造成的。君昏臣奸，二者相得益彰，终致使朝政一败不可收拾。
奸佞之臣，此乃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本不足怪，但对于北宋末年奸臣之如此集中，人们仍然感到惊奇，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号称“六贼”，一时并起；此外，还有杨戬、高俅等相继为虐，北宋朝廷简直像一个奸臣展览馆。其中王黼虽然未名列榜首，但却占着一个重要位置。
1.为寻靠山，朝秦暮楚
王黼（1079~1126年），字将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王黼原名甫，因与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赐今名。造物主对王黼颇为慷慨，使他生就了一副“美风姿”，“面如傅粉”、“目睛如金”；还给了他“多智善佞”的聪明头脑和能说会道的口才。王黼的命运也颇佳，虽然“寡学术”，但却中了崇宁进士第。王黼中进士后，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领局编修《九域图志》。司理参军这个官并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于下僚，他无时不在做着升官梦。但是他知道，靠学术而出人头地，对于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武略他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军戎之道又充满危险，他也无心靠此道去猎取高官厚禄。那么，就只有通过歪门邪道去投机钻营了，而这又正是他之所长。因而，王黼刚一涉足官场，便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窥伺着钻营良机，寻找着得力靠山。至于编修《九域图志》，他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罢了，其兴趣不在于此。
何志的父亲何执中为朝廷重臣，他虽然“碌碌庸质”，但由于地位高，实际权力和影响并不小。王黼认为他可资利用，便千方百计巴结奉迎，首先取得何志的好感。最后终于使何志向其父推荐了他。何执中一见王黼，即为其漂亮的仪表和便捷的口辩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谄媚逢迎，庸相何执中果“喜其人”，于是极力上荐王黼，使王黼很快升为校书郎、符宝郎、左司谏。
王黼略施小计，便旗开得胜，连晋官职，他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这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岂能以此为满足。王黼利用过何执中之后，随即转移了目光，他开始在寻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观风色的王黼，经过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最后将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时，王黼了解到，张商英虽居相位，但“寝失帝意”，不被徽宗所喜，后来，又听说徽宗曾于钱塘召见蔡京，并遣使赐给蔡玉环，于是便准确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决定开始新的政治投机。他先是“数条奏京所行政事”，无耻地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颂德，接着又以一副“义正词严”的架势对张商英进行弹劾。此举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张商英随之被罢免了相职。蔡京复相后，非常感谢王黼弹张助己之功，因此对王黼大加提拔，接连除授王黼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只用两年时间，王黼便从校书郎这样的小吏骤升到御史中丞这样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机又大获成功。投机，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痴如狂地迷恋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这个大靠山后，为了进一步加深蔡京对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即谋罢何执中的官位，而使蔡京专执国政。为此，他不惜恩将仇报，上疏弹劾何执中，竟将何的“罪状”罗列至20条之多。此时，他不仅一脚踢开了何执中，而且还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何执中还蒙在鼓里，“犹称黼不已”，直到他获悉真相后，才气愤地大骂王黼“畜生乃尔！”
时郑居中颇有权势，王黼看到他未来潜力很大，“复内交居中”。不过他这次投机不为得计，蔡京因与郑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结居中，不禁发怒，结果将王黼贬为户部尚书。
宦官梁师成、童贯深得徽宗宠幸，权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结之；“内连师成，外徇童贯”，尤其是对号称“隐相”的梁师成，王黼更是奴颜婢膝，以父礼事之，称为“恩府先生”。认贼作父，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对于王黼，这却算不得什么，权势就是他的父母，他只认权势，不知其他，为了权势，他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佞臣的共同特点。他们正是依赖这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而得以飞黄腾达。
2.谋求宠幸，媚态百出
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在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去巴结各种权奸，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的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谄媚邀宠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浑身解数。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因而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119年），拜特进、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成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徽宗还“别赐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可谓“宠倾一时”。
“善佞”给了王黼如此丰厚的报偿，此后，他益发坚信此道，变着法儿地向皇帝献媚，而不顾个人廉耻及国计民生。
为了“中上意牢其宠”，他极力迎合并设法满足徽宗荒淫糜烂的生活，对人民极尽搜刮敲榨之能事。为此，他还建议成立了供奉皇帝享乐所需的专门机构——应奉司，自兼提领而以梁师成为副。北宋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历史上最为著名，而这应奉司倒是效率颇高，刚一成立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时间，“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四方监司郡守，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难致之瑰，违时之物，毕萃于燕私，极天下之费，率师于应奉”。而此时正值四海困穷、民不聊生之际，王黼只顾“掊剥横赋”，“竭天下财力以供费”，以“奉人君之嗜好”，求得“以羡为功”，而根本不管天下之安危。
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王黼个人在徽宗面前更是媚态百出，不成体统，而全然不顾自己的大臣身份，“王黼虽为相，然事徽考极亵”。侍宴时，王黼为了给徽宗助兴，常常“短衫窄绔、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试浪语”，“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有时在进行耍集市的游戏时，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责罚“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乐，王黼则连连哀求徽宗；“求求尧舜贤君，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尽兴，旁观者则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谄媚成性，哪怕是在做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游戏时，他也没忽略借此对徽宗歌功颂德，而称其为“尧舜贤君”，这真是一大讽刺！
浪荡皇帝宋徽宗还喜欢微服出游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劝止，反而大加怂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路遇堵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准备翻越过墙，可是还嫌王黼肩头矮了一点，于是徽宗对王黼喊道：“耸上来，司马光！”王黼则答道：“伸下来，神宗皇帝！”就这样：“君亦戏也，臣也戏也”，“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叹道：“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
3.嗜欲难穷，贪赃鬻爵
王黼通过投靠权奸、谄媚皇帝等偷奸取巧的手段，攫取了权位，权位为他提供了贪赃聚敛的条件，贪赃聚敛保证了他穷奢极侈的生活。投机——谋权——贪赃——纵欲，这就是他的四部曲，这四部曲循环往复便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
早在王黼任宣和殿学士时，他就倚仗其“恩父”梁师成的声焰，强夺故门下侍郎许将的住宅，在白昼将许氏一家老小逐出，激起民愤，使“道路愤叹”，“闻者为之不平”。
宣和二年（1120年），王黼代蔡京执政。起初，他“阳顺人心”，悉反蔡京之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一时骗得“四方翕然称贤相”的声誉。但这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不久之后，王黼就原形毕露，“既得位，乘高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
应奉局，名为应奉皇帝，但“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实乃应奉王黼。“应奉”，搞得万民嗟怨，而王黼看到各种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府库却欣喜万分。这种情况曾招致一些官员的不满，但是谁敢于对王黼的倒行逆施提出异议，谁便会遭到他的迫害。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徽宗已经同意采纳，但却被王黼“复露章劾之”，将张徙于远郡。
王黼除了侵吞各地应奉宫廷之财物外，还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当时广泛流传着讥刺王黼贪赃卖官的歌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王黼还搜刮民财。
通过上述种种盘剥手段，王黼积聚了大量钱财。单库内所存的“黄雀蚱”，“自地积至栎”，就满三楹之多。王黼还向金国的使者大肆炫耀其富贵，“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
王黼的生活极为奢侈腐朽。例如，王宅与一寺院相邻，一个僧人将每天从王宅废水沟里流出来的雪白的大米捞出晒干，数年间竟积成满满一囤。他家的屋宇富丽堂皇，其寝室内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以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凡是被王黼看中的女子，都难逃其魔掌，就连徽猷阁侍制邓之纲的妾都被王黼“诱夺”，而且还捏造罪名把邓之纲发配岭南。
4.图邀“大功”，联金攻辽
王黼为固位邀宠，惯于彰功掩过，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邀“功”。
徽宗及六贼集团的腐朽统治，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当方腊在睦州初起时，王黼正竭力粉饰太平，以证明自己治国有方，因而当“警奏至京师，时方聚兵以图北伐”之时，王黼怕因此影响徽宗的对他的宠信，隐情不报，寄希望于地方官的镇压以图侥幸。方腊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蔓弥延月，遂攻破六郡”，最后终于为徽宗所知，“帝遣童贯督秦甲十万始平之”，但王黼不但未因隐情不报而致罪，“犹以功转少傅，又进少师”。
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王黼与童贯两贼因争权夺利曾发生狗咬狗的斗争。当童贯去镇压方腊起义时，徽宗曾付以全权，令其便宜行事，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皇帝御笔名义发布文告。童贯至东南一带，见人民困于花石纲之扰，听说方腊起义乃由此引起，为了缓解人民的不满，麻痹人民的斗志，便狡猾地以徽宗名义令董耘仿皇帝口气作“罪己诏”，而且颁布了罢应奉局之令。童贯平定方腊起义归来，王黼对徽宗说：“方腊起义乃由茶盐法引起，与花石纲、应奉局无关，而童贯竟以奸言归过于陛下！”徽宗因此对童贯很不满意。但阴险毒辣的童贯也非好惹之人，他听说此事后，便去离间徽宗与王黼的关系，并谋划重新起用蔡京以取代王黼，王黼这才着了慌。他终于对童贯奈何不得。但徽宗随即恢复了应奉局，并将代御笔作“罪己诏”的董耘治罪。
王黼虽已身居高位，并代蔡京而执政，但他的胃口极大，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获得更高的地位，捞取更多的钱财。早在他做太宰时，就对太师之位垂涎三尺，对身居太师、鲁国公之位的蔡京“深有羡慕之色”。王黼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此位。他的手下亲信曾为此出谋划策说，“太宰若能承当一大事”，这样的高位就“不难至”了，王黼认为很有道理。因而他一直在等待这一“承当一大事”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到了。
当时，长期威胁宋朝北部边境的辽朝，在天祚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力因内讧而大为损耗。整个国家江河日下。而此时金朝却异军突起，日益强盛起来。它跃跃欲试，要对辽“起兵问罪”。宋徽宗及其一部分大臣，看到辽有必被金所灭亡之势，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复五代以来的燕云失地，以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因而准备采取联金攻辽的方针。王黼就是一个联金攻辽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谋划者，不过他的目的不在于收复失地，也不是出于民族感情，而完全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关于联金抗辽，当时大臣“多不以为可”。起初，当蔡京、童贯、赵良嗣等人力主联金攻辽之时，赵隆、郑居中、安尧臣等人就坚决反对。安尧臣曾上书论联金攻辽之事说：“宦寺专命，倡为北伐。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今童贯深结蔡京，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新起之敌乘间以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应该说，安尧臣之论是有远见的，他已认识到北宋未来最危险的敌人是金而不是辽，如联金攻辽，必然唇亡齿寒而被“新起之敌”的金朝所乘。当时徽宗也有一定顾虑，故犹豫未决。为了促使徽宗早定联金攻辽之计，王黼不惜玩弄诡计。他听说画学正陈尧臣善画肖像，并会相术，便推荐陈尧臣出使辽朝。“尧臣即挟画学生二人与俱，绘辽主像以归，言于帝曰：‘辽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画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险易以上。”于是，徽宗“大喜，取燕、云之计遂定”。
重和二年（1120年），宋、金订立了“海上之盟”，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兵攻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宁城县西），宋兵攻辽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献给金朝。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方腊起义，北宋朝廷与金虽有盟约，但无力北伐。当金兵大举攻辽之时，宋却只能将边防大军调去镇压农民起义。
宣和四年（1122年），浙东等地的农民起义已被镇压，而这时辽朝在金的打击下更加衰弱，王黼、童贯“复议举兵”，而此时徽宗鉴于当时的情势，“亦悔用兵”，并不乐于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去联金夹攻辽朝，大臣们也无以联金攻辽进言者，而“王黼独言曰：‘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间，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所有’。”王黼慷慨陈词，装出一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收复故国为虑的架势。在他的极力怂恿下，“帝遂决意治兵”。但徽宗并没有把统兵大权交给王黼，而以童贯统兵。王黼乃致书童贯，表示：“太师若北行，愿尽死力！”俨然一副民族斗士气概。
王黼未能亲自治兵，以建灭辽“大功”，心中自然恨恨不已，但他仍有办法补救，不能治兵则治财，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要收复失地，不是还得有大量金钱吗？更何况治财还可以乘机中饱私囊。于是，“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既然这经抚房不受枢密制约，于是他很容易地从中大捞了一把。
腐败的宋兵比辽兵更无能，出师后连吃败仗。“海上之盟”原来约定由宋攻打燕京，但最后求救于金兵才予攻克。灭辽后，在归还失地的交涉中，金朝以宋出兵失期，金“难依已许之约”为借口，大力进行勒索。王黼作为宋方的代表，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全仰承金统治者的鼻息，竭力满足其贪婪的欲望。在归还燕京的问题上，“王黼欲功之速成，许以辽人旧岁币四十万外，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结果，“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北宋“损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其原来“计口出算”所搜刮来的巨款，亦不过是“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
北宋的“联金攻辽”之举，不仅劳民伤财，并且帮助金朝翦灭了宿敌，排除了金兵大举南下攻宋的后顾之忧，实际上等于削弱了自己，壮大了敌人，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但是，昏昏然的北宋君臣此刻却陶醉于一片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正在庆贺收复燕云的“丰功伟绩”。而王黼此时邀“大功”而加宠的个人目的终于实现，更是欣喜若狂。宋徽宗率百僚向他称贺，“帝解玉带以赐，优进太傅，封楚国公，许服紫花袍，驱从仪物几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与蔡京比宠幸、赛待遇，他终于可以毫无愧色了。这方面，他甚至可以超出其他任何人，“徽宗待遇日隆，恩数异于他相”。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徽宗还向他赠送匾额，名其居为“得贤治安”。遗憾的是，后人实在难以恭维王黼为“贤”，得了王黼这样的“贤”，北宋的天下不但未定，而且不久即响起了灭亡的丧钟。
5.千虑一失，终被谋杀
王黼不仅在联金攻辽及其随后的收复失地的交涉中对金极尽妥协叛卖之能事，在平时与金的交往中更是媚态毕现。“及黼务于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他的夸富献媚，使金统治者更急于灭宋而取其财富。
在联金攻辽战役中，宋已把自己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女真贵族对灭宋已感到胜券在握，而毫无疑惧之心。
北宋朝廷的寿命已屈指可数了，但就在北宋寿终正寝之前，王黼已先它而死。
王黼虽然“多智善佞”，善于投机取巧，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投机则常有风险相伴随。联金灭辽后，王黼以所谓收复燕云之功，权势更盛，更加骄矜不可一世。太子赵桓过去即“恶其所为”，现在，他更看不惯王黼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王黼为今后能长久地保持权势，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政治投机。他见郓王赵楷有宠，便谋立赵楷而废赵桓。但他这次谋行废立的投机没有成功，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相互倾轧的斗争中竟连原来的官职也丢掉了。时梁师成已失宠于徽宗，一次徽宗临幸王黼家，见其家与梁师成连墙“穿便门往来，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黼眷顿熄，寻命致仁”。后来，以踢球、戏谑见长的“浪子宰相”李邦彦当权，北宋的统治更加腐朽。
宣和七年（1125年），金朝终于开始了灭宋之战，兵分两路，挥师南下，前锋直逼开封。宋徽宗急诏“天下勤王”，传位太子赵桓，是为钦宗。然后以“烧香”为名，带着蔡京、童贯等匆匆南逃。“钦宗受禅，黼惶骇入贺，阁门以上旨不纳”。“金兵入汴”，王黼“不俟命”，“载其孥以东”，急忙逃命。钦宗即位后，朝野上下群情激愤，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等六贼祸国殃民的罪恶。太学生陈东还上书请诛杀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于是，钦宗罢免了王黼，并抄了他的家，将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当时吴敏、李纲请斩王黼，与王黼有宿怨的开封府尹聂昌，派遣武士追踪王黼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面的辅固村，将其斩杀。时年48岁。王黼一生机关算尽，苦心钻营，终于如愿以偿，捞取了富贵，但他绝对不会料到，至此官罢家抄命又尽，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诛杀王黼，实际是钦宗默许的，但由于他刚即位，不愿担诛杀大臣的名声；便托言王黼为匪盗所杀。但“议者不以诛黼为过，而以天讨不正为失利”。由此亦可见，人们对王黼的怨恨之深。王黼被杀，大快人心。
宋代六贼，各逞其奸，虽然其表演不尽一致，但同样误国害民。而他们所以能够窃柄弄权，得售其奸，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宋徽宗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徽宗虽然颇有书画才华并以此蜚声后世，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昏昧和奢侈之君。正因如此，一班奸佞之徒才得以投君所好，因媚而起。王黼不学无术，毫无治国安邦之才，竟以投机取巧、能媚善佞而获宠擅权，位至宰辅，祸国殃民。这既令人为王黼之奸邪而愤慨，尤令人为那个时代的黑暗腐朽而叹息。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孵化出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也为王黼等奸佞的孳生提供了温床，而昏君佞臣的胡作非为又加剧了社会的昏暗，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从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宋之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宋王朝就像一个久烂的痈疽，而“溃其毒者为王黼诸人”。王黼“承京之后，其为奸恶，又甚于京”。时人认为其罪“擢其发不足以数也”，把北宋败亡主要归之于王黼。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简单，读者当从中寻求更为复杂的原由和背景，从而得到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