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生于781年，卒于843年，唐宦官，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他横暴贪残，滥杀无辜，唐文宗亦受其控制。他把持朝政20多年，前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
1.因缘得势，操纵禁军
仇士良在顺宗时侍奉东宫。宪宗即位，迁内给事，后长时间为内外五坊使，常在畿内诸县以供奉为名，行勒索之实，“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唐朝自德宗以来，屡屡发生宦官弑君废立之事。宝历二年（826年），敬宗被害。宦官王守澄立江王为帝，是为文宗。文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对宦官的专横却十分忌恨，时刻都想排除权倾天下的宦官王守澄。然而，朝内朋党争权，两个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阁，各领一派，互相排挤，显然无助于文宗排除宦官而树立皇权。所以，文宗急于寻找足可信赖亦可助他摆脱宦官控制的人。
不久，有两个人物引起了文宗的注意。一个是郑注，另一个是李训。郑注善医术，深得王守澄宠信，迁为右神策判官，后又拜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是被流放在外遇赦而归的，与郑注一样同属阴险狡诈之徒。李训通过贿赂郑注，也拜在了王守澄门下，文宗授其国子监《周易》博士、韩林侍讲学士。李训、郑注有王守澄为后台，又日侍于文宗左右，干政窃权的野心便日益膨胀。他们先联络李宗阁驱逐了李德裕，尔后又贬逐了李宗阁。一时间，李训、郑注成了朝中举足轻重之人。文宗考虑到，李训、郑注乃王守澄所荐，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便决心依靠这二人清除宦党。
然而，宦官以王守澄、陈弘志为首，盘根错节，势力强大，如若处理不慎定会反遭其害。文宗与李训经过谋划，决定利用仇士良与王守澄一向不和为突破口，借宦官之力打击宦官之势，以毒攻毒，铲除宦官。仇士良一向受到王守澄的压制，自然对其颇为不满，加之他也想成为控制皇帝之人，所以，他急于除去王守澄，以取而代之。
仇士良与李训、郑注合谋，以谋杀陷害之罪，先杖杀了陈弘志。尔后，又将王守澄拜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此及明升暗降，实夺其权之策。王守澄失去了禁军兵权，也就只好坐以待毙了。不久，便被毒死。于是，仇士良取而代之，掌握了禁军兵权，形成了一个新的以他为首的宦官集团。
2.甘露之变，欺君抑相
李训、郑注看出，仇士良取代王守澄，实际上仍是宦官控制朝权。所以，他们决心铲除宦党。他们商议，若要达此目的，必须内外呼应，由郑注坐镇凤翔，选壮士数百为亲兵，皆持白掊，怀其斧。假借为王守澄送葬为名，郑注率亲兵入朝。王守澄葬于沪。奏请文宗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沪水送葬，到时“亲兵斧之，使无遗类”。
然而，李训、郑注二人并非完全同心协力。当郑注前去凤翔后，李训担心一旦事成，郑注将夺去首功，便与宰相舒元舆合谋改变了原计划。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一天，文宗到紫宸殿视朝。李训的亲信、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不按惯例奏报：“左右厢内外平安。”而是上奏：“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关“蹈舞再拜”。李训、舒之舆也率百官称贺，并劝文宗亲往观视。文宗应允，转而升坐含元殿，又先命李训前去观看，李训良久方归，上奏：“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末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文宗甚觉怪异，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去验看。李训见时机已到，急召节度使郭行馀、河东节度使王锷：“来受敕旨。”此二人均为李训亲信。然而，王锷却害怕得腿都发抖而不敢前来。此时，二人的部曲数百，皆手持兵器立于丹风门外，李训令人召之。可惜，惟有王锷的部曲应召，而郭行馀的部曲竟不入。
仇士良等来到左仗金吾厅，见韩约变色流汗，神色慌乱，便诧异地问：“将军何为如此？”忽然，风吹帷起，仇士良猛见里面藏有伏兵，又隐约传出兵器之声，心知不妙，急忙夺门而逃，奏告文宗说李训反了，并指挥宦官们挟着文宗出了含元殿。李训见事已败露，忙命金吾兵急追。李训竟独身攀住了文宗乘舆，请求文宗留步。文宗已被宦官劫持，为保全自家性命竟然斥责李训。宦官郝志荣乘机将李训击倒。仇士良等挟持文宗到了宣政门。李训见大势已去，便换上随从的衣服跃马而走。
甘露之变就这样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李训、郑注勾心斗角，急立头功，且又未能控制禁军，亦无周密计划，再加上文宗临阵动摇，致使仇士良随机应变成功，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
仇士良知道文宗参预了谋杀宦官，十分怨愤，常对文宗出言不逊，文宗也只能听之任之，惧不复言。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各率禁兵五百，以搜捕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吏卒六百余人皆被杀死，诸司吏卒死者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藉、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无舆易服单骑而逃，被禁兵追擒。就连年逾七十的宰相王涯，仇士良也不放过，硬是屈打成招，逼其手书，自诬谋反。将王涯亲属奴婢，一概收监。禁军借机勒索掠夺，坊市恶少趁乱也杀人剽掠，一时间，血雨腥风，尘埃蔽天。
朝日，百官入朝，“时无宰相御史知班，百官无复班列”。可见朝中官员被杀之惨重。文宗升坐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说：“王涯谋反系狱。”并呈上了王涯的自供书，文宗问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是王涯的手书吗？”答：“是的。”事后，令狐楚对文宗表示，王涯谋反一事，未必可信。仇士良闻知，甚为不满，致使令狐楚未能入相。可以看出，仇士良已经控制了朝权。
然而，仇士良的大反扑并未停止。李训逃出京城后，直奔终南山，投奔老友、寺僧宗密。宗密本欲将其剃发为僧，使其免遭毒手，但众僧徒惟恐窝藏罪犯祸及山门，只好让其另寻生路。李训已无安身之所，只好投奔凤翔的郑注。途中被擒，取其首级送往京师。几天后，李训的首级在前，王涯、贾馀、王锷、郭行馀等人同被押赴刑场。仇士良命“百官临观，斩腰于独柳之下，枭首于兴安门外”。其亲属无论亲疏一概问斩，孩婴亦不例外，“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仇士良又密令凤翔留军张仲清斩除了郑注及其亲属。后又斩杀了韩约。
至此，仇士良将异己几乎一网打尽，“中书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仇士良利用甘露之变，大肆杀戮，尽斩异己，从而进一步控制了朝政。
3.目无法纪，矫诏立帝
仇士良控制朝政以后，愈加专横跋扈，气焰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郑覃、李石相继拜相后，每逢在延英殿议事，仇士良总是旁若无人之姿，凌驾于两宰相之上。两宰相欲有所奏，常常要遭到仇士良的斥责，并以李训、郑注事相批驳。不过，两宰相偶尔也与其针逢相对，反问：“训、注为乱道，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仇士良无言以对。
仇士良专于朝政，其爪牙也跟着“鸡犬升天”，他所统领的禁军恣意横行，强暴朝野。京兆尹张仲方出于对仇士良的畏惧，对禁军的胡作非为连问都不敢问。宰相以其不胜任，而奏请改司农卿薛元赏代其为京兆尹。薛元赏常去李府拜会李石，一次，他刚到府中，就听见李石在厅中与人争辩甚烈，便让人前去窥视，回秉说对方是位神策将军。薛元赏便快步走入厅中，对李石说：“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将军，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遂命左右将那神策将军擒住，押往下马桥听候发落。待等薛元赏来到下马桥，那将军已被脱去衣服，跪在道旁听候处置。这时，已有其党羽飞报仇士良，仇士良匆忙派一宦官赶来，说仇中尉请京兆尹前去有事相商。薛元赏说：“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命杖杀了那个将军。然后，薛元赏换上待罪的素服去见仇士良。仇士良盛气凌人地质问：“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说：“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薛元赏理直气壮，且又有节制，使得仇士良顿减了几分威风。他想，军将已死，无论如何也不能死而复生，薛元赏之举亦符合法度，难于强加其罪。于是，他命人备酒设宴以酬元赏。仇士良变满腹恼怒为强作欢颜，变欲加其罪为以酒酬赏，愈发显示出其狡黠无比。此举，既可笼络人心，亦可粉饰自己，同时还掩饰了他图谋报复的阴险心理。
开成元年（836年）夏，文宗临朝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谢，外面便立即风传：“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此弄得朝廷内外气氛极度紧张。世人皆知仇士良的残暴狠毒，不禁人心惶惶，京都士民连续多日不敢解衣就寝。面对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李石为了息事宁人，便忍辱负重上奏文宗，请召出仇士良等，当面解释此事，才避免了一场险风恶浪，其实，仇士良未必不知传言纯属虚无，但他却推波助澜，并列出箭在弦上之事，弄得上至天子、宰相，下至官吏、百姓无不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他有意为之，意在威胁君臣莫做削其权势之梦，同时也是向天下张扬其权倾朝野之威，以利其稳固朝政。
仇士良如此欺君抑相，文宗又无可奈何，于延英殿叹息地对宰相说：“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甚至悲戚道：“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李石等亦无能为力。不过，李石还是时常与仇士良抗争的，力图振举朝纲，以强皇权。因此，仇士良对李石恨之入骨，可又无法公开将其除掉，于是便采取了暗杀的卑劣手段。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李石骑马入朝，中途突然遭到刺客用箭射杀，左右侍从惊呼而散，幸而伤势不重，马受惊后驮其疾驰回府。不料府第坊门处又有埋伏，刺客挥刀砍来，马尾被砍断，人幸免遇害。文宗闻听大惊，命神策遣兵护卫李石，并下诏追捕刺客，然而毫无所获。致使百官入朝胆战心惊，甚至有些官员都不敢入朝。过了数日才稍微安定了些。李石非常清楚，此次暗杀乃仇士良所谋划指使。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李石决定避位告退。李石数次向文宗上表说自己有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深知李石辞职之缘故，亦爱莫能助，只好让他仍挂相衔，出任荆南节度使，这样，朝廷又失去了一位令宦官们畏惧的宰相。仇士良等人就更恣意横行了。
开成四年（839年）十一月，早患风痹的文宗，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他坐在思政殿，思前想后，不免暗自悲伤，召来当直学士固墀，问其自己可与前代何主相比。周墀违心说他乃尧、舜之明君。文宗说：“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惊道：“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文宗道：“赦、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所谓家奴，就是指仇士良这帮窃权的宦官。文宗言毕，不禁泪沾衣衫。堂堂的一国之君，居然让家奴欺侮到如此地步，足见仇士良猖獗奸佞之甚！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病情加剧，自知已朝不保夕，便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陵和宰相杨嗣复、李珏入禁中，商议奉太子监国。开成三年（838年），太子永神秘地暴死。尔后，在宰相李珏的力主下，文宗立敬宗之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如若太子监国，那就意味着皇位继承人的最后确立。仇士良等惟恐“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于是以太子年幼且有疾为由，主张“更议所立”。宰相李珏驱斥道：“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仇士良等自行起草矫诏，立文宗弟颖王为皇太弟，代文宗掌管国家大事。并率兵将颖王迎至山阳院，命百官谒见于思贤殿。宰相李珏等见事情已被仇士良操纵，无法挽回，也就只好听之任之。
两天后。33岁的文宗驾崩于太和殿。皇太弟继承皇位，是为武宗。仇士良以文宗之名，行自己之意，轻易地废掉了太子的继承权，而拥立颖王即位。在他看来，颖王本无皇位可言，是他替其夺来的，那么，颖王自然会感恩于他，宠幸于他，他就仍可以继续把持朝政，武宗不过像文宗一样是个傀儡而已。
4.以退为守，削官没籍
仇士良依仗武宗乃自己拥立，更加猖獗，甚至对武宗也指手划脚。他劝武宗赐杨贵妃、陈王成美死，随后，凡文宗所宠幸者，无论乐工，还是内侍，或诛，或贬，相继皆被除去。知枢密刘弘逸、薛季陵有宠于文宗，宰相杨嗣复、李珏又非拥立武宗之人，仇士良便以此为由，建议将刘弘逸、薛季陵赐死，将杨嗣复、李珏罢相后，又将杨贬为湖南观察使，将李贬为桂管观察使。
然而，仇士良并未就此罢休。他屡劝武宗除掉杨嗣复、李珏、终于说服了武宗，遣中使前去二人贬所将其诛之。户部尚书杜惊，急忙飞马报知宰相李德裕说：“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李德裕与另外两名宰相奏请赦免杨、李二人，并在延英殿上与武宗百般力争，才使杨、李二人免遭毒手。
武宗刚毅果断，喜怒不形于色，对于仇士良，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武宗任命李德裕为相，就是要排斥专权干政的仇士良。仇士良觉察武宗对他疏远以后，免不了非常懊悔。万没料到，自己费尽心机拥立的皇帝，竟然如此冷淡自己。他不甘心就这样衰败下去，企图扭转危局。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陷于被动地位，关键在于宰相李德裕既得宠，又得利。如果能够除掉李德裕，就可架空武宗，也就能稳固他把持朝政的地位。于是，仇士良精心策划了鼓动禁军闹事的阴谋。会昌二年（842年）四月，仇士良听说李德裕正准备草制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并于丹凤楼宣赦，便当众扬言：“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并在禁军中大肆张扬，以激起禁军怨愤，说：“审有是，楼前可争。”这是露骨地煽动禁军围攻李德裕，伺机扩大事态，造成兵变之势，威逼武宗铲除李德裕。李德裕审时度势，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请求武宗召见，在延英殿向武宗面奏了这一危急形势。武宗大怒，立即派中使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风波顿息，仇士良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次失败，使仇士良非常“惶惑不自安”。他看出，皇权已固，相权已稳，他权倾朝野之日已无望复来；另外，他自知作恶多端，武宗疏谈，臣吏怨恨，说不定何时就会大祸临头。于是，他便以病为名请求辞职。武宗将其罢为内侍监，知省事。接着，他又请求告老还乡，武宗亦未挽留，“诏可”。不久，病死。时为会昌三年（843年）。次年，有人告发仇士良，并在其家中搜出兵器数千，武宗下诏“削其爵，籍其家”。
仇士良乃一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内侍而已。宦官利用常年侍奉皇帝的便利条件，按自己的意愿影响皇帝的事并不罕见。但是，仇士良已不满足于奴才影响主子，而是个蓄意弄权干政的阴谋家。仇士良在宫中侍奉六主，拥立二帝，专权二十余年。他上挟天子，下凌宰相，并对公卿大臣肆意杀戮，可谓恶贯满盈。
仇士良之所以能够如此贪暴，一方面在于他掌握禁军的兵权，另一方面在于他弄权有术。他曾对宦官朋党传授“以固权宠之术”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仇士良的这段自白，是他丑恶嘴脸的一幅绝妙的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