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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仕途腾达,竭节奉公——中唐宰相常衮的智谋故事

1.寒士中举,一鸣惊人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承平日久的西京长安,近日来到处笼罩着惶恐不安的气氛,安禄山叛军虽还在数百里外的潼关城下,但京城里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覆巢之祸就在眼前,宫廷内却依旧是夜夜狂欢,处处笙歌。唐明皇依然陶醉于君臣合编的盛唐天子梦里。仿佛安禄山的百万叛军只不过是葡萄美酒上的浮沫,顷刻间就可以自行消失。

有的大臣以局势不宁为由,上书奏请推延本年度的进士科考试,但天子不为众议所动,圣宸独断:本年度进士科考试如期举行,着礼部侍郎阳涣再为天宝十五载的主考官。

这一年进士科诗赋试题为《东郊迎春诗》,诗题与多艰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但各路举子早已准备好了歌颂大唐天子旷代圣明的笔墨,下笔无非是在音韵格律和辞章结构上多费点心思,一篇应试诗还是立马可就的。

转眼到了二月,聚集在京城的举子已将各场考试对付完毕,正心神不宁地等待放榜。

放榜那天,尚书省南面的礼部南院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块粉刷一新的榜墙前,人头攒动,无数举子和看热闹的人早已聚集在那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增设的棘篱下,焦急又兴奋地等待着。

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一位不甘寂寞的举子开了头,人们便三五成群地神聊开来。情绪激昂者在大骂安禄山叛贼连猪狗不如;窃窃私议者在交换对政局和辅政大臣杨国忠的看法;扼腕拊胸者在哀叹国势日下……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有位不着一语的青年举子,一副众人皆动我独静的超然神态,脸上看不出喜怒之色,与人群中那些久经考场、头童齿豁的老举子相比,显得更为稳重沉着,嘴角偶尔掠过的笑意,仿佛他早就知道本年的状头非他莫属。

晨曦渐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就在此时,从礼部内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钟鼓声,霎时全场寂静,随后,只见一人高擎黄榜缓缓而出,人群又沸腾起来,人们不顾一切地朝前挤过去。这时,黄榜挂上了榜墙,只见榜头上用淡墨书写着“礼部贡院”数字,及第进士的姓名都用浓墨书写着。身着簇新官服的唱名官也登上早已设立的唱名台,向大众高声朗诵着本年进士及第者的名字,“甲榜一名,进士及第,京兆——常衮……”三十名新进士的名字一会儿就唱诵完了。此时场上的举子,有的仰天大笑;有的黯然泪下;有的破口大骂;有的称颂不已。只有那位年轻人表情依旧,全然不理会紧随着他的一片赞誉声:“常兄高中,可喜可贺!”“一试及第,一鸣惊人啊!”“这姓常的可了不得,听说是当今皇上钦定的状头。”“天子重文章啊!听说他老子也不过是一名七品小县丞,真是鸡埘中飞出个冲天鹤,我大唐文风又要大盛了!”

原来这位风度超然的青年士子,就是黄榜上的头名进士及第者——京兆常衮。常衮中举真是典型的寒士登龙门。他父亲常无为曾做过官居从七品的三原(今属陕西)县丞。论家世,他无世袭荫封之资;论地望,常姓也不是显赫的大族著姓,所以,荣登榜首,对寒士常衮来说,无疑应该欣喜万分,无奈一想到万方多难的国事,他就再也兴奋不起来。

唐代进士及第后,就算有了“出身”,就是说已取得做官的资格,但这还不算入仕,要经过吏部考试,考试及格后,才分配官职,称作“释褐”,也就是说从此后可以脱去平日穿的粗布衣服了。这种吏部考试叫做“关试”,因为一般在春天举行(往往是暮春),因此,又叫“春关”。关试只试判词两节,不用四六骈体。才华超人、擅写骈体的常衮又以“状头”资格参加关试,自然一帆风顺。关试后,常衮被授为太子正字。作为太子东宫的属官,正字职掌东宫的典籍校雠,文章刊正,与朝廷的秘书正字一官相对应。常衮这个职务,对新进士而言,算不上十分荣耀,这恐怕也与他寒士出身、“朝中无人”有关。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的太子,就是日后的唐肃宗李亨,作为他的东宫属官,无疑为常衮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一个契机。

2.代宗即位,仕途腾达

安史之乱,大大动摇了李唐王朝的国基,大唐国力从此由盛转衰。社会大变动也严重地冲击原有的官僚体系,产生新的淘汰、组合、升迁,而日复一日频繁的军国大事又为新进有为之士提供了迅速升迁的机会。

天宝十五载七月,潼关失守,唐明皇弃城西狩,刚行到马嵬(今陕西兴平县西),陈玄礼等将士突然发难,在七月的骄阳下演出了一场震惊古今的马嵬兵变的“活报剧”。权倾朝野、显贵无比的杨国忠、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等先后被愤怒的近卫军砍倒在黄土尘埃中,噪动的士兵又逼迫皇帝降旨让杨贵妃缢死在马嵬坡前的佛堂上,陈尸于驿庭,这样,一场几乎危及李隆基本人身家性命的兵谏才平息下来。正当惊魂未定的唐明皇要继续西逃之际,闻讯赶来的关中百姓又拦住皇帝的马头,一个个声泪俱下地恳求唐明皇留下来领导臣民抵抗叛军。逃命心切的皇帝,只好答应将太子李亨留下宣慰父老乡亲。即便如此,感情激奋的百姓仍不肯散去。此时,长期服侍太子的内监李辅国一跃而起,双手把唐明皇坐骑的马缰绳紧紧拉住,逼迫皇上在马上颁布政令,任命太子为领导臣民抵抗叛军的主帅。尔后,众人才放玄宗西去。

目断青天,唐明皇一行消失在黄土飞扬的官道尽头。不知所措的太子一筹莫展。有人出来献策,劝太子投奔灵武(今宁夏灵武县一带),因为李亨担任朔方节度大使时就驻节此地。此时的太子别无良策,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历经艰辛,李亨一行终于到达远离叛军的灵武。清点一下人马,手下尚有屈指可数几名忠心耿耿的属官和内侍以及不足千人的士兵。

望着这些面目黧黑、困苦不堪的下属,因人及己,太子好不心酸。为了安抚大家,李亨向众人许诺,将来重返京城,眼前各位都是劳苦功高的龙兴之臣,一定要加以重用。太子的许诺犹如止渴之梅,人们不顾一路上的辛苦,又开始争先恐后地为太子出谋划策。这一路上,李亨对官阶低微的常衮格外注意。觉得此人虽然年青(当时常衮二十八岁),却老练持重,危难之中,始终紧随自己,无所求,从不抱怨,一有拟议写作文告之事,立即一挥而就,文辞义理比唐明皇手下那班翰林学士还高出一筹。再加上一路上常衮与自己的儿子广平王李豫(初名傲)谈得极其投机,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患难中消除了因地位差异而形成的隔阂,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因此,李亨已暗中决定要起用常衮,让他担任更为重要的官职。

两个月后,太子李亨终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位于灵武。战乱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李亨知道自己首要的任务是提拔一批才识过人又忠心耿耿的辅佐良臣。环顾左右,常衮也被定为越级提拔的人才,由太子正字提升为职掌侍从讽谏的补阙。稍后,常衮又被任为起居郎。按唐代职官制度,起居郎属门下省,编制为二人,从六品,职掌天子的起居法度,每逢天子登御正殿召集臣下时,起居郎站在皇帝的左旁,起居舍人站在右边,皇帝若有诏命要发布,起居郎即拜俯在陛阶前细心聆听,听毕退下,将皇帝的诏命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作为原始资料,于季末,交给国史馆,以供修史用。从表面上看,起居郎不过是皇帝的高级文书,但由于起居郎可以直接聆听天子之音,又担负着将皇帝诏命记录下达的重任,不是皇帝亲信可靠之人,不是文思敏捷的翰墨名流是不可能获此清要之职的。由此可见,常衮在肃宗心中,虽然没有李泌、房琯等人那样重要,但决非等闲之辈可比。

然而常衮真正在仕途上腾达起来,还是广平王李豫当皇帝以后的事;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年方三十五岁的常衮被授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三个清要之职,一下子由肃宗皇帝的文书而超拔为替代宗皇帝起草诏书诰命的高级秘书。三年后,常衮又获升迁。永泰二年(766年),常衮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这次升迁,在职掌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官阶却由六品升到五品。按照唐代的习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之职,非进士出身不获,而宰相也多是从这两类官员中选拔,所以唐代读书人十分看重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职务,称之为清要,喻之为“一条冰”,唐代诗人贾至曾写诗吟咏中书舍人等天子“侍臣”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与常衮同时授任中书舍人的,还有杨炎。后者就是在德宗朝创立“两税法”,而被后世历代王朝奉为理财治赋圭臬的著名财政改革家。常杨二人官职相等,志趣也很投合,时人将他们并称为“常杨”。

担任中书舍人一职,是常衮从政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页,这是向宰相之职升迁的重要奠基石,而且,在中书舍人职位上,常衮也干了几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常衮任中书舍人时,正是大太监鱼朝恩最为专横跋扈的时期。鱼朝恩曾以内监身份节制在外征战的将领,观军容使的官职就是鱼朝恩在肃宗至德年间(756—758年)首先担任的。以后皇帝又把神策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战场上屡打败仗却善牵制将领的大太监。当唐军浴血奋战从安史叛军手中夺回沦陷数年的东都洛阳后,首先被封为冯翊郡公的也就是这位惯向皇帝打小报告的皇家鹰犬。到了代宗年间,鱼朝恩又以率神策军迎立李豫入继大统的功劳,被加封为天下观军容使。权倾朝野、重兵在握的鱼朝恩,目中无人,猖狂至极,顺昌逆亡,稍不遂意者他就非要将你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鱼朝恩还在北军私设了人称“地牢”的监狱,不知滥杀多少无辜之人,他又借消除异己的机会,把许多人的家产占为己有。对于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宦官,不仅一般朝官不敢得罪他,就连号称至尊的代宗皇帝也慑于其威势,敢怒不敢言,每日虚与周旋,只能静待时机将他铲除。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八月,被叛军毁坏的国子监又重新落成。为了显示朝廷对儒学的重视,特地举行庄严隆重的释奠礼。随着司礼官的号令,钟鼓笙磬齐鸣,悠扬肃穆的《韶乐》在国子监的梁栋间盘绕回旋,自宰相以下,百官无不随司仪号令,向大成至圣的孔老夫子像膜拜顶礼。《韶乐》未停,鱼朝恩就手持一本《易》经大模大样地登上主讲席。在百官惊诧的注视下,操着那不男不女的阴阳腔,高讲起“鼎覆悚”来。这个讲题是从《周易》中“鼎折足,覆公悚”两句话引发出来。鱼朝恩哪里是在讲经,他略去三公如鼎足可以辅佐国君之意,大讲鼎足折断倾覆美食的话头,借此对讲席下的三公九卿,特别是宰相元载、王缙大加讥讽。面对鱼朝恩的刻薄语言,元载装着一点听不懂的样子,露出满脸笑容,不显深浅。只有王缙的脸上显出不平的怒色。但仅此而已,也奈何他不得。事后,鱼朝恩便对亲信说:“怒是人之常情,笑实在是意不可测呢。”当时,讲席上的鱼朝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元载、王缙身上,他没有看见在元载、王缙身后怒不可遏的中书舍人常衮。对鱼朝恩的专横行径,常衮早就心有不平之气,今天又目睹他在士子心目中的圣殿——国子监讲席上的丑恶表演,一种奇耻大辱的感受憋得他好几天食不安、睡不宁。

数日后,情绪还没平复的常衮又听到消息说:朝廷决定以鱼朝恩行侍监兼判国子监事。至此,常衮再也按捺不住对阉竖的愤恨,毅然不顾身家性命之危,直接向当朝皇帝上了一道义正词严的谏表:“国子监祭酒当以学深德高的名儒担任,这是圣人之遗教,而今以宦官充任,实在有辱斯文,玷污圣教,望陛下以天下文运为重,万万不可以内宦领国子监事。”在鱼朝恩实权在握、气焰熏天的时节,常衮这一纸奏章很难唤起代宗与太监抗衡的勇气,鱼朝恩领国子监的诏书还是下达了,但常衮敢于直接向鱼朝恩挑战的勇敢行动,却博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常衮不仅敢捋虎须,他也敢拂逆龙鳞,他还曾对皇帝直言进谏。

大历元年十月十三日,是代宗皇帝四十岁的生日,当时称作“天圣节”。宫里宫外为了给皇帝做寿忙得不亦乐乎。数月之前,长安官道上,各道节度使派来给皇帝送寿礼的队伍就络绎不绝了。西域送来高大健壮的骏马、昆仑美玉;南方贡献了明月之珠,犀角杯、象牙床、珍禽异兽;西蜀也送来粉刷宫墙的贵重颜料——丹青和蜀锦;东南各地不甘落后,纷纷把当地最有名的稀奇物品贡献至京……迤逦百米马驮车载着精美绝伦的寿礼使围观的小民百姓忍不住咋舌念佛。

就在李豫陶醉于祝寿的热闹气氛之时,太监将特来求见的中书舍人常衮引到皇帝座下。代宗之所以允许常衮在这时入宫言事,毫无疑问是想听听这位以文辞华瞻著称的翰苑名流高妙动听的祝寿词。

但常衮一开口,那严肃激动的语气便使皇帝吃了一惊。

“陛下”,跪俯在丹陛前的常衮开口就是诤谏之辞,“从前汉文帝过生日,臣下送来千里马,汉文帝瞧也不瞧便打发回去;晋武帝诞辰,愤然将臣子所送的雉头裘烧成灰烬;南朝宋高祖刘裕为了惩戒侈奢的陋习,不惜在寿宴上将珍贵的琥珀杯砸得粉碎。这三位君主算不上绝顶圣明睿智之人,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都能以清俭自律。陛下圣明睿智超过他们万万,吾愿陛下也能却浮华,退寿礼,此诚旷代明主之举,望皇上三思。如今各道节度使争相给皇上贡献厚礼,此风一开,世道大坏。再说各道节度使、刺史自己不耕不织,他们所奉送的礼品,还不是从老百姓那儿搜刮来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求宠献媚,而实际上是把百姓的怨恨集于陛下一身,此诚有害陛下之举也!”

本是满腹怒气就要发作的李豫,听到最后,竟也被常衮义正词严、情深意切的话语说得怦然心动。为了安抚常衮的正直恳切之心,也为了阻止他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李豫便劝慰道:“爱卿言之有理,容朕慢慢深思……”

但言犹未尽的常衮却不理会皇帝的劝慰,又倔强抬起头说道:“当今陛下的军队征讨叛逆,绥靖海内的宏业尚未完成,京畿人口十不存一,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日夜盼望陛下能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各个寺庙道观为陛下祝寿而兴起的写经、塑像以至焚钱埋玉的活动愈演愈烈,陛下为此赏赐给和尚道士、巫婆神汉的钱财也不知有多少万,若用这些钱去购买粗粮,赏给无衣无食的贫苦百姓,天下因此而获得的福祉将比南山还高,比东海还深!”

“爱卿之言真正是良药苦口,爱卿即是朕的魏徵。”李豫用赞扬之言将常衮打发出宫。虽然他并没有按照常衮的劝谏将寿礼退回去,但为嘉奖常衮的忠心和正直敢言,李豫下诏将他升为礼部侍郎。

礼部侍郎本不是什么显赫官职,但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来,却成为百官和举子心目中的要职。那一年,朝廷依照惯例派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科举考试。考试中,发生了考生李权辱骂主考李昂的事件。事发后,玄宗召集大臣进行讨论。大家认为,考功员外郎品位太低(从六品上)不能主持全国性的考试。于是决定此后常科考试就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上)主持。这一来不仅大大提高了礼部的地位,而且也使礼部侍郎成了每年科举考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唐前后,六部尚书之职长期由宰臣或藩帅兼领,作为六部的长官——尚书渐渐被架空,而成为有名无实的空职。而真正行使各部长官之权的却是各部的侍郎。

常衮出任礼部侍郎伊始,就碰上了棘手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科举考试中来自权贵们的请托。

天宝年间,礼部侍郎达奚殉主持考试,本不准备录取宰相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但在杨国忠一阵雷霆般的咆哮后,便乖乖地将杨暄录取,并名列前茅。随着唐王朝由盛转衰,请托舞弊之风也日甚一日。

大历年间(766—779年),宦官中地位仅次于鱼朝恩的就是刘忠翼,此人与鱼朝恩既相勾结又相倾轧。

此外,泾原节度使马辚也是个炙手可热的藩帅。依仗手中的雄兵和历次战斗中立下的武功,马磷时常要挟朝廷给予种种特权。如在大历元年,马磷以本镇荒凉破败难以养兵为由,要朝廷割给一处富庶之地作为取食的后方,而且还威胁道,如达不到这一目的,今后朝廷休想依靠泾原兵出征打仗。李豫出于无奈,只好暗示另一个节度使将富庶的郑、颍二州让给马磷管辖。大历九年五月,马磷入朝拜谒皇帝,临行前,他暗示手下的将士上表皇帝,求封马磷为平章事(宰相)。出于笼络的需要,李豫也只好同意授马磷为左仆射。

尽管刘、马二人在皇帝面前气焰熏天,有求必应,但这次却在常衮面前碰了个大钉子。

常衮一任礼部侍郎,刘、马二人就先后差人来为他们的亲朋故交说情,要求录取他们为进士或取得入学弘文馆、崇文馆的资格。为什么刘、马二人要为子弟入学两馆而请托常衮呢?原来两馆就是唐代最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入了两馆就不愁今后没官做。弘文馆系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将修文馆改名而来,属门下省,生员编制三十名;崇文馆属太子东宫,生员编制二十名。两馆学生人数少,入学资格卡得很严,所谓严,并不是对学生品行有很高的要求,而在于家庭出身要特别高贵,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的近亲,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才有入学的资格。僧多粥少,入学两馆往往演变为官僚之间的激烈争斗。加上两馆学生功名易得,而且考试要求却远远低于其他举子。按唐代的规定:两馆学生,帖径只要明经,进士考试的一半水平,杂文和时务策论做到粗通就可以录取了。所以在唐代,皇亲国戚、达官显宦无不视入学两馆为获取功名的终南捷径。

作为寒士出身的常衮,未及第时就对两馆生徒的作风大为不满。等到他主持全国的科举考试,就锐意革除两馆招生的弊端。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尊严,常衮毫不理睬来自权贵们的请托,他甘冒丢官的风险,以朝廷规定为理由,一口回绝了刘忠翼、马磷的请托。为了面子上说得过去,常衮又要刘、马二人的亲戚先参加考试,然后根据成绩再决定是否录取。酒囊饭袋的权贵子弟怎敢真来应试,刘、马二人只好灰溜溜地打消了让子弟走后门入学两馆的主意。

常衮力拒权贵请托之举惊动朝野,赢得人们对他的敬畏,连一些功臣显贵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3.为国安全,出守朔方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二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京城长安早已进入梦乡。除了深巷里不时传出数声寒夜犬吠和阵阵悠长的喊更声外。四下静寂无比。虽然整个长安城都进入了睡乡,但守卫各城门的神策军士兵却不敢有所松懈,含光门的守卫更是小心翼翼。在这寂静的深夜里,似乎可以听到守卫紧张的心跳声。

含光门是京城交通的咽喉,也是京师治安的重点。城门之内便是一条笔直的通往皇宫的大道,大道两侧排列着百官衙门。含光门外有一片西域风格的整齐建筑物,那就是皇帝赐给回纥有功者的邸宅。这名闻天下的含光门,自打回纥人来了后,不知发生多少起流血冲突事件。而每次冲突,吃亏的都是官军。这并不全是唐军无能,而是上司有命令严禁官军激怒回纥人。回纥统帅叶护是当今皇上的结拜兄弟,回纥兵又是再造大唐中兴局面的功臣,再说眼下四海尚未太平,皇上还得依靠强悍的回纥马队去粉碎叛逆的部队。所以朝廷下令:天下军民不可擅自与回纥士兵争斗,违令者一律格杀勿论。在这道命令的制约下,连骄横无比的神策军见了回纥兵也矮了半截,无不以溜之大吉为上策。正因为这个缘故,神策军士兵又无不视含光门当差为畏途。他们白日上岗就提心吊胆,到了夜晚更是战战兢兢。但越是担心差错,就越容易出差错。刚才还是毫无人迹的城门口,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十五、六个全副武装的回纥汉子,守门士兵还没有弄懂这帮回纥人叫嚷什么,回纥人就将他们的武装解除了。没等援兵赶到,回纥人又一阵风似的冲进城里。

进了城门,回纥人根本搞不清官道两侧一溜官舍属何许衙门。只有鸿胪寺比较熟悉,于是就一窝蜂向鸿胪寺拥去,守门士兵见势不妙,既不敢呵责,又不敢阻拦,弃门而逃。这一下,平素门禁森严、负责接待四方少数民族的官衙,顿时成了回纥游兵散勇的游乐场,他们在官衙内乱喊乱叫,奔突跳窜,见物就砸,逢人就打。眼见鸿胪寺内一片狼藉,回纥汉子才扬长而去。回纥人一番打砸抢后,他们还不过瘾,又冲出中渭桥,在桥头将前来阻挡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频频得手的回纥人,此时气焰更加嚣张,在折回含光门时,又乘乱将代表官府信符的含光门鱼契(即鱼符)抢走。

等到合城官军惊动起来,准备搜捉闹事者时,这数十名回纥人早已窜到城外,不知去向。

长安人虽然气愤,却也不太惊奇,因为,他们觉得,回纥人今晚的举动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骚乱,比起他们在洛阳的三天公开抢掠又算得上什么?比起他们在进军中原时,沿途进行的劫掠抢杀来,今晚的小骚乱又算什么?但是这场小骚乱却引起了常衮等人的不安。

第二天早朝,神策军将领向皇帝详细报告了昨晚骚乱的全部经过,皇帝和百官听后,面面相觑,神情尴尬。大臣们心想,借回纥兵收复两京平定叛乱是前朝皇帝定下的国策,至今虽已弊端丛生,却不好贸然开口,万一忤了圣上的意思,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当朝皇帝李豫心中也有难言的苦衷。想当年,回纥人确实帮了肃宗皇帝的大忙。那时皇帝手下只有数千名士兵,凭这点微弱的军事力量,不要说去收复两京,连自身安全都难保。请来回纥兵后,形势大变,香积寺一役,回纥兵与唐军联合作战,直杀得安史叛军尸横遍野。为了早返京城,肃宗皇帝不惜与回纥人约法如下:“京城克复之日,土地士庶归唐朝,而金帛子女全归回纥。”“这真是高妙而又荒唐的条约!”李豫回首往事,感慨万分:若没有这个条约,回纥人哪里会拼死作战,两京也不会收复得如此之快,但又正是这个条约,迫使自己在回纥统帅叶护的马前拜求多时,才免除了长安城被劫掠一空之灾,如依旧破败不堪、满目凄凉的东都洛阳就是这条荒唐条约带来的苦果。李豫又想到,当年刚进入中原作战的回纥人是何等淳朴,何等遵守节制,如今却是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游兵散勇打家劫舍,侵扰民间,这还算不了什么,近来回纥人正与那些不服朝廷管辖的节度使打得火热,这才是心头大患啊!李豫心里矛盾至极。两班大臣,一个个唯唯诺诺,吞吞吐吐,更惹得李豫心烦。“如之何?如之何?”李豫一边听神策军将领禀报,一边暗问自己。

神策将领刚刚禀报完毕,礼部侍郎常衮就出班拜伏在丹墀前,向皇帝陈述自己的看法:“陛下,如今盘桓在边境上的吐蕃、回纥、突厥诸部,经常入侵内地,有时竟深入京畿,如入无人之地,京城内外又驻扎着许多回纥人,假如他们相互勾结起来,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此则朝廷之心腹大患也,请陛下早作防范……”

“好一个常衮,真不亏是朕的心腹。”在众官面前,李豫不便叫常衮详陈方略,散朝后,特召常衮入内殿,与他密议对策。常衮建议加强河朔地区的边防,驻以重兵,阻遏西域诸强悍部族南下之势,对京城内外居住的回纥人要严加控制,彻底割断回纥与内地反叛力量的联系。为协调河朔驻军的行动,加强朝廷对边陲守军的节制,保卫京师,常衮主动要求去朔方带兵。李豫对常衮的建议十分重视,并派他去朔方配合诸道节度使防范西蕃入侵。

就这样,常衮不恋闲适的翰苑,来到军情紧急的河朔边防,由皇帝身边的近侍一变为身系朝廷安危的封疆大吏。

大历三年,常衮在朔方任府帅。常衮为帅宽猛相济,十分注重收罗培养将才。当时常衮手下的将领,最著名的就是“呷醋节帅”护戎任迪简。任迪简的这个诨名来自这么一件事,任迪简尝为天德军判官。有一次,军使李景略宴客,任后至,被罚以大杯饮酒。负责酌酒的军吏误把醋当酒给他斟上。一杯在手,任迪简嗅之便觉不妙,想告诉主人,但转念一想,李景略是个出了名的脾气暴烈的武夫,若让他知道实情,必然要严刑诛杀手下人。想到这里,任迪简便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将一大杯酸醋一口吞下。谁知醋性浓烈,一杯下肚,连呛带咳,鲜血便从口中喷出。任迪简最后只得让人扶归。军中官兵无不为任迪简的行为感动得落泪。这宽以待人的举动也感动了李景略,从此他再也不严刑责罚手下人了。等到李景略死后,军中将佐联名表奏朝廷,要求让任迪简接任李景略的官职。

对任迪简这个爱兵如子的将领,常衮十分器重。他俩不仅共商军阵之事,而且还时常一同宴游。两人在朔方期间特别喜欢造访在塞上传教弘道的律宗高僧辩才。辩才是负有玄宗和肃宗两个皇帝特殊政治使命的御用僧人。天宝十四载,为了驯化塞上少数民族强悍好斗的民风,玄宗特下诏令,让辩才从内地到朔方传教弘法,临坛度人。肃宗至德年间,又诏加辩才为朔方管内教授大德,命他广泛宣传佛教义理,开化塞上边民。辩才不负皇帝厚望,多年来栉风沐雨,辛苦教化,赢得不少信徒。当仆固怀恩造反时,辩才又以佛教的特殊力量,保护了不少汉族居民的生命财产。常衮虽是一位正统的儒臣,对佛道耗财多有不满,但对辩才这样的高僧却很崇敬。从辩才的传教活动中,常衮看到佛教具有某种车事力量无法取代的作用,所以,他不仅赞赏辩才的教化苦心,还给辩才的传教活动以有力的支持。在朔方期间,常衮屡次以官府的名义,筹资兴建佛寺,以至塞上漠北,佛寺林立。

数年的河朔军旅生活,使常衮开阔了视野,增加了阅历,提高了办事能力,从而为登上宰相职位创造必要的条件。

4.入相三年,清俭自律

代宗大历十二年三月,一个月明风清的春夜。月光流泻在官道两旁槐树上,槐叶的清香若有若无地飘撒在夜空中。宵禁后,各条路口,宫禁内外,百官衙门前都站满手持武器的神策军士兵,而且,在路上巡弋的士兵也比平日增加了许多倍。低沉的吆喝声,武器碰撞声,在静夜里格外刺耳。紧张的气氛刺激了长安市民,他们惶恐不安,难以入眠。人们躲在屋里,窃窃私语,猜测今晚将要发生的事情。

此时,常衮府第中分外寂静,只有书房里亮着的一盏孤灯映照出常衮踱来踱去的身影。忽然,前厅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打破了常府的寂静,也使沉思中的常衮惊愕无比。出了一身冷汗才弄清来者是奉皇帝旨意,特地召唤常衮去政事堂处理紧急公务的。

半道上,宣旨太监附在常衮耳朵边小声说道:“元相公、王相公栽了!”元相公、王相公就是现任宰相元载和王缙。“原来如此。”常衮恍然大悟,连日来代宗皇帝时时流露出对元载、王缙的不满,现在,果然下手了。咳,为相也不易呀!但想想元、王二人踌躇满志之态,贪污狼藉之迹,招得天怨人怒,看来不下台也不行了。沉思间,常衮一行已来到宰相办事公衙——政事堂。

国舅、左金吾将军吴凑早就伫立在门口迎候。等常衮与吏部尚书刘晏、御吏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都到齐了,吴凑从衣袖里抽出一封李豫皇帝亲笔书写的密诏朗读起来。听完诏书,大家才知道,今晚的行动都是李豫在延英殿亲自指挥的。宰相元载、王缙已被拿下,关押在间壁的侧房里,等待皇帝钦点的几位亲信大臣来审讯处置。

对元、王二人的审讯十分顺利,基调是宫中早已定好的。要问的事由,都写在皇帝传来的诏书上,大家不过是照本审讯而已。元载、王缙对所犯罪过并不抵赖,并表示认罪服法。本来两人都被内定了死罪,但由于刘晏力争,王缙改为免死贬官。接下来数日,大家都忙着处理元、王余党和抄没元、王的家产。从两人家中抄出的财物价值百万,仅胡椒一物,元载家中竟抄出八百多石。

常衮等人足足忙了个把月,才将元、王一案基本办完。四月的一天,就在常衮打算回家稍事休息时,宣旨太监手捧白麻纸写就的诏书,笑吟吟地唤常衮接旨。见了白麻纸写的诏书,常衮一阵惊喜,心中便有预感,果然不出所料,诏书上写明,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平章事(即任宰相)。

这个任命传开后,在朝廷引起很大的反响。听说“弘通多可”的杨绾和“颇务苛细,不妄交游”以清俭自律的常衮同时拜相的消息时,大元帅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闻讯立即将正在为客人佐酒助兴的乐队人数减少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平时外出总要带上一大帮随从,常、杨拜相的那天,他就自行减裁为十余骑;中丞崔宽,府第建造得宏大侈丽,闻讯也立即撤除了事。

杨绾、常衮两人性格不一,处事方法也多有差异,皇帝同时拜两人为相,是有意让他们取长补短,平衡处理朝政。但体弱多病的杨绾,任相不到半年就溘然长逝,剩下常衮一人独掌政事堂。

常衮三载为相,政绩如何?比他生活时代晚了近三十年的刘肃在《大唐新语》里,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时常衮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考常衮的实际政绩,这并非溢美之辞。

元载当政时,朝廷上下贿赂公行,朋党横行,而公道梗涩,卖官、买官之风盛行天下。有钱就可以买到高官,阮囊羞涩的读书人纵然才华超人,进士及第,也难得一官半职。元载和王缙都是贪婪无比的人,除了自己卖官赚钱,还怂恿家人公开纳赂。元妻王氏,元子伯和、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以及出入其门的女尼,都公开收受贿赂为人请托。

常衮入相伊始,便决心彻底杜绝卖官之风。他给各衙门下了一道严令:今后凡是任命择官,必须经过甄别。对于无才无学之徒,花钱再多也不授予官职;若有司甄别不严,一经察觉,与买官者同罪。常衮任用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中的佼佼者,非文辞登科者决不任用。而且明白告知属下。由此可见,常衮的用人方针是比较偏激的,但这也是针对元载卖官鬻职而作的对策,是一剂矫枉过正的重药。常衮此举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断绝生财之道的官员骂他,有钱买不到官的不肖文人骂他,才学满腹而不是科举出身的人也骂他。当时,京师流着这样一条谚语:“元好钱,常分别,贤者愚,愚者贤。”意思说:元载爱钱,没钱的人被当成傻子丢在一边;常衮重在分别出身,有了科举出身,呆子也好做官,虽然反对者很多,常衮依然我行我素。常衮为相三年,提拔任用的官员很少,选拔人才过严。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拔了一些有才有德之士。如屡受鱼朝恩、元载打击,被贬官湖州的颜真卿,就是由常衮等人的极力保荐,而被重新起用为刑部尚书的。

常衮以清俭自律,反对贪污浪费、大吃大喝。元载、王缙当宰相时,皇帝命御厨每天为他准备一份出自御膳房的客饭。这份客饭不仅味美可口,而且数量很大,足可供十多人食用。也就是说,宰相一家的饭菜都由御厨包了。皇帝此举,无非想借此显示对宰相的恩宠。常衮一当上宰相,便联合他人上奏皇帝李豫,请求罢御赐客饭。常衮说:“身为宰相,所得俸禄已多,不宜再受御馔。”皇帝同意罢除客饭后,常衮又打算辞免堂封。所谓堂封,就是朝廷赐给宰相的封邑钱,当时每年有三千六百缣之多。常衮此举,因受到同时为相的朱泄等人的反对,迫于压力,他只好放弃辞堂封的打算。

常衮这两件清俭之举,有人叫好,也有人大加讥讽。讥讽者说:“朝廷厚禄,本为养贤,若无才德,固当辞职,无须辞禄也。”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了几句颇有见地的公道话:“君子以吃饭不干事为耻,常衮辞堂封,正表明他心目中还有廉耻之分,与那些一味只知贪恋官位、俸禄的人相比,常衮岂不更好吗!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像常衮这样的人,是不该妄加讥讽的。”

常衮在任时,还做过一件“堵后门”之事。唐代政事堂北面有个后门,正对着中书舍人院的后门,当初,开此门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相到中书舍人院咨政问事。鉴于元载为相时,朝廷朋党之风盛行,官员上下相互勾结,各部门之间交往过滥,常衮一做宰相,就命人将这扇后门堵上。常衮此举实际意义并不大,但也反映出他为人“苛细”的性格特点。

唐人大都看好京官,而不愿去外地任职,当初,元载为了“鼓励”官员到外地做官,从而巩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别出心裁地制定了一套官俸制度:他将中下层京官俸禄压得很低,而把外官俸禄定得很高。京官薪水微薄,加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许多人生活无着,拮据不堪。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有些京官就靠向外官乞贷度日。久而久之,京官都牢骚满腹。元载被杀后,作为新宰相,常衮立即会同杨绾上书皇上,请给京官加俸。李豫对京官薪水偏少的抱怨也早有所闻,所以,常、杨奏章一上,即获批准。常衮此举自然深受京官们的欢迎。但在具体实施加俸方案时,常衮也有偏激固执、随意增减的情况。如常衮讨厌太子少詹事,便大笔一挥,将他的官俸减为二十五千。太子文学的俸禄只有太子洗马的一半,但常衮有一个亲戚任太子文学,常衮便将太子文学的官俸定为十二千,而太子洗马却只有十千官俸。这两件事暴露了常衮“率情任性”的毛病,人们对他便有了几分微词。

京官的俸禄问题解决后,常衮又着手解决地方滥设冗员、编制失控、人员超编的问题。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朝廷为勉励各地官员效力,特对地方官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凡是朝廷认为担负着较为重要的军事任务和粮赋供给任务的地区,那里的官员就发给较多的月俸。元载、王缙又乘机徇私舞弊,对与之亲近的刺史则给月俸千缗,对与之疏远的刺史则给月俸数十缗,厚此薄彼十分惊人。此外,各地日益增多的冗员也是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各路节度使大都不听朝廷节制,无不自行其是,滥设了许多官员,致使官员人数空前膨胀,每年要耗费一笔巨额钱财。这对财政日趋紧张的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常衮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撤销各州的团练、防御使开始,改由各州刺史及下属官员兼任。然后又对各地武装力量下达严格的编制定员命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各州兵员分为两类:其一叫“官健”,这种兵由官府招募,发给口粮和四季衣服;其二叫“团结”,由当地老百姓组成,春夏农忙时节,让“团结”返家从事农耕收割的农事活动,秋冬农闲时节再召来,从事军事训练和出兵征战等活动,“团结”集训、征战期间由官府发给一定的口粮和酱菜等物。在罢减冗员的基础上,常衮又征得皇上李豫的同意,将官俸作了简化规定,上至节度使,下至主簿、县尉,同一官职则发给同样的俸禄。

常衮所主持的几项改革,使困扰唐王朝多年的冗员问题及财政危机有所缓解,对加强唐王朝的国力、维护国家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唐新语》赞叹道:“(常)衮独出群议,为戢兵之渐,持衡数岁,时用小康焉。”

5.遭贬不怨,奉献余晖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宫中传出皇帝龙驭宾天的消息。霎时,京城内外成为丧服的世界,百官和百姓都按照制度为大行皇帝服丧致哀。

在代宗皇帝的灵柩前,百官由宰相率领着,每天早晚各哭灵一次。按照礼仪,每次哭灵,群臣只要发了十五声哀音就算尽礼了。与众不同,常衮每次都哭得像泪人似的。只要往代宗灵柩前一站,常衮就不免想到代宗对他的知遇任用之恩,眼泪就潸然难止。恸哭之际,往往又想不到按礼致哀、适可而止的古训。有时,哭灵结束,百官都已退下,常衮又从半道折回灵前,哀哀恸哭不已。寒士出身的常衮本不善于在朝臣中拉帮结派,加上脾气刚烈急躁,办事顶真拘泥,已使他得罪不少人。任相后,他又死抱着非文辞登科者不用的教条办事,许多在仕途上延滞者也对他十分怨恨。代宗皇帝在世之日,对常衮十分信任,怨恨者敢怒不敢言,如今大树一倒,又见常衮在皇帝灵前的独特表现,不少人便对常衮更增加了几分愤恨之意。

那一日,常衮在大行皇帝灵前哭得格外伤心,几乎昏倒在灵前,一同哭丧的群僚,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倒是常衮的跟班反应较快,一步上前,将他扶起。就在此时,从百宫中飘出一声冷冰冰的诘问:“臣子哭丧于皇帝灵前,有让人搀扶这个礼仪吗?”常衮闻言,不由一怔,循声一看,发问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对头——中书舍人崔祜甫。在皇帝灵前,常衮不好发作,只是狠狠盯了崔佑甫一眼,然后指示百官退下。

常、崔之间矛盾由来已久。杨绾病逝后,常衮独掌相位,而中书省长官一时缺人,便令崔佑甫暂领中书侍郎的职事,而常衮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官衔得以总管中书省。中书省的大小事务,举凡文牍的处理,官员的任免,都得先请示常衮再决定。对此,崔佑甫颇为不满。时间一长,他对常衮的不满便演变为怨恨,三番五次向常衮挑衅争执。

中书舍人岑参因病经常不参加内廷值班,同僚对他有些看法,但又不敢告发。崔佑甫得知后便雄纠纠地来到政事堂挑战。

“岑舍人病假已久,宰相知道吗?”一见面,崔就大声责问。对崔佑甫的抱怨,常衮颇为宽容地答道:“岑舍人身体欠佳由来已久,众所周知,各位同僚难道不能海涵吗?”

闻此言,崔佑甫勃然作色道:“相公既知岑舍人抱病已久,就不该再授他中书舍人之职,岂能以素餐者掌邦国大事?”

对于崔的抢白,常衮一时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是默默不语,挥手让崔退下。但他心里却很不受用。后来终于找个理由,奏知皇上,让崔佑甫仅仅分管吏部选官的差事。而崔每次拟就的官员任免名单,常衮又多给予驳斥。为此,两人矛盾日益加剧。

大历十三年六月,陇右节度使朱溉上奏称贺:陇州将领赵贵家中所养的小猫与老鼠同食母猫之乳,众以为祥瑞,特上表称贺。皇帝闻此也很高兴。随即下令由中使把猫鼠送至京师,让百官观看。常衮等人见了这一奇特现象后,齐声称贺,山呼万岁,拜贺皇上。李豫见众官都拜贺不已,只有崔佑甫站立不拜,便命中官问其缘故。崔佑甫答道:“物反常必为妖,猫捕鼠乃天职,如今同食一乳,本是妖孽之事,有何喜可贺!臣认为该惩戒执法官员中疏于职守,不能察处奸邪及边将中玩忽职守者,以顺应天意。”崔佑甫的回话,李豫觉得很有道理,便嘉奖抚慰他一番。常衮见此,心里酸溜溜的,很不好受。

这次为代宗发丧,两人之间几成水火不容之势。崔佑甫灵前讥刺常衮,只是这场风波的开端,更激烈、更富于戏剧性的冲突还在后头。

本来,为大行皇帝服丧的礼仪已无可议之处,按老规矩办就是了。无奈李豫留有遗诏:“天下人吏,敕到后三日释服。”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是按老规矩办,还是照皇上的遗诏办,在大臣中产生了分歧。为此,新皇帝令常衮召集百官举行会议,讨论服丧天数的问题。常衮在会上首先发言:“按照《礼》的规定,为君王服丧应为三年,后来汉文帝作了变更,规定服丧期为三十六天;本朝太宗皇帝驾崩之时,曾有遗诏,规定服丧期也是三十六天,但群臣却没有照办,将服丧之期拖了四个月;高宗皇帝和武太后驾崩后,服丧期要短些,但也有三十六天;到了玄宗和肃宗去世,才将服丧期改为二十七天,尽管当时大行皇帝都有:‘天下人吏,三日释服’的遗诏,而群臣仍然服了二十七天的丧。所以,为代宗皇帝服丧也应该比照前代规矩,群臣服二十七天的丧。”常衮的一席话,有理有据,群臣莫不点头称是,只有崔佑甫不服气,固执地说道:“根据遗诏,并没有官员和百姓的区别,只是说,‘天下人吏,敕到后,三日释服’,朝廷内外,莫非王土,朝中百官谁不执掌吏职,所以此次百官为天子服丧应以三天为期。”

随后两人又对“吏”究竟是指官吏还是小吏,各陈己见。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火气却越争越大。常衮大声责问道:“礼并不是天生地长之物,只是君臣之间的感情,在座的高官巨卿,谁未蒙受过大行皇帝的宠爱?百官与百姓服丧期限当然不能一样,要是和百姓一样,三日后就除了丧服,你崔佑甫于心无愧吗?”

“那么遗诏呢?”崔佑甫也不甘示弱,厉声反诘说,“难道遗诏可以篡改吗?”

“你,你,蔑视老夫,轻议国典,崔佑甫,你等着瞧!”常衮再也忍不下这口闷气,一拂袖,撇下百官,独自冲回政事堂,立即起草贬谪崔佑甫的奏章。

黑纱低垂的大明宫内,烛光暗淡,一身素服的新皇帝——李适,皱着眉头在思考着除旧布新之策。坐在旁边的是皇弟韩王李迥,为了悼念父皇,李适特令御厨在当天的马齿苋中不要加盐和奶乳,兄弟两人好不容易才将这寡淡无味的清水菜汤和着一把把眼泪勉强吃下去,正要撤席,内监就呈上常衮请贬崔佑甫的奏章。

“常衮老儿,也太不晓事!”李适从奏章上抬起头来,面色不悦地对韩王说:“日前他与崔佑甫在父皇灵前争吵不休,举止哪像群僚之长——宰相。”李适生气地扬了扬手中的奏章:“现在又要以率情变礼、轻议国典为由,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国丧期间,为区区小事,大动干戈,罢黜大臣,成何体统!”

“陛下,”韩王见状,连忙劝说道:“您如今正是为父皇守丧期间,不便为此等琐事而生气,宰相奏言,也不宜多驳,能否将崔佑甫改贬为河南少尹,他事则从长计议。”

“爱弟所言不差,只是常衮老儿的倔脾气,也要好好地杀一杀了。”李适一面说,一面审视着摊在御案上的奏章。只见奏章末尾署有常衮、郭子仪、朱泚三个名字,忽然心有所动,李适发下贬崔佑甫为河南少尹的诏书,一边传命郭子仪、朱泚入殿。

为何李适见了三人署名忽然心有所动呢?这还得从朝廷的一个规矩说起。

肃宗时,军国大事频繁,为此特设宰相多名,采取轮流值日制度,不当值的宰相便可归邸休息。遇有奏章诏书,若事非重大,当值宰相可代署轮休宰相名字,这是人人尽知的不成文的规矩。当时,郭子仪、朱泚虽以军功被授予宰相的头衔,但并不真正行使宰相之权,政事堂的一切事务均由常衮独揽。这次在请贬崔佑甫的奏章上,常衮按照老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后,又分别代署上郭子仪、朱泚的名字。

话说郭子仪、朱泚来到大明宫,李适将贬崔佑甫为河南少尹之事告诉他们。两人察言观色,思忖片刻后都表示崔佑甫不应贬谪,李适故作惊讶地说:“几位上奏说崔佑甫率情变礼,妄议国典,现在二位爱卿又说不当贬谪,到底怎么回事?”二人忙解释开脱,说明自己不闻不知,为人所用。李适闻言道:“要不是二位爱卿告知,险些让常衮坏了大事,常衮欺君罔上,诬告大臣,该当何罪!”

第二天,百官奉皇帝之命全部排列在月华门外,各位大臣满腹狐疑,此时,一道富于戏剧色彩的诏书传达下来:崔佑甫与常衮互换职位,立贬常衮为河南少尹,立拜崔佑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道诏书,如同平地一声炸雷,震住了在场的所有大臣,更把常衮炸得头昏眼花,不知所措,过了半天,常衮才清醒过来,哽咽地给皇上叩头谢恩,然后步履踉跄地归到私第。

正当常衮辞别家人,即将赴河南任上时,宫中又发下一道诏书把他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县)刺史。万般无奈的常衮,此时已无话可说。次日便悄悄辞别了家人,仅带数名僮仆,神情萧然地离开了长安。

从京都长安前往南国蛮荒之地,路途遥遥,心情黯黯,自不待言。三十九年后,一代文宗韩愈也被贬来潮州,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贬所,又走在同一条谪官之路上,想必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心境感受。韩愈曾有诗记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诗句,同样可看做常衮南贬时的心灵写照。

但从常衮贬官后的行为来看,他似乎较韩愈更积极些。

建中元年(780年)八月,即常衮被贬往潮州三个月后,他的好友杨炎被德宗起用为宰相,“常杨”并称,政见相近,交情不浅,“居高声远”的杨炎自然不会忘记远在“瘴江”边的常衮,于是寻个机会奏请皇帝起用常衮为福建观察使。

观察使一职,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所设立的道一级的最高长官,以民政为主,兼理军事,此职相当于明清的巡抚。

唐玄宗时,今福建境内置有福、泉、建、汀、漳五州,二十三县,有九万多户,四十一万余人。福建一带,地处沿海鱼米之乡,号称富饶。但民风素朴,局于一隅,本地人往往安土重迁,不肯北上求官。中唐以前,文化上也较为落后。

常衮任观察使之前,福建人尚不大熟悉中原文化礼仪和科举之道。常衮到任后,立即放下前宰相的架子,以弘扬中原文化和科举之道为己任。他不顾水土不服和语言不通之难,奔波于八闽山水之间。他政教并行,为福建读书人创设了许多学校,印行了许多儒家书籍。常衮还亲自给读书人讲学上课,劝导当地士子跻身科举之道。他又把内地的科举考试方法、程序、礼仪介绍给当地人。经过常衮数年的辛勤努力,福建的民风乡俗起了很大变化。以读书为业的人多起来。士子们也逐渐精通科举之道。

常衮到福建前,福建人中进士的只有中宗神龙元年(706年)薛令之一人,其后百年间无一人中进士举。直到贞元八年,得常衮亲自授学的士子欧阳詹终于进士及第,一举打破福建科举史上的百年沉寂。此后,福建人中举之势一发不可收了,到了晚唐,科举盛行的福建,已完全和内地一样。

建中四年,常衮在福建任上去世,终年五十五岁。一代名宦就这样客死他乡。过了很多年,朝廷才想起这位已故的前宰相,追赠他左仆射封号。与此相反,福建的读书人却十分怀念常衮,他们在学宫里塑起常衮的像,使他每年春秋二季得与孔夫子一道享用香火祭品。

常衮长期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宰相,他所撰写的制诰一类的应用文,文辞华瞻,名重一时。他有文集六十卷,现大都收在《全唐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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