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破除传统，窝阔台反承汗位
元太宗窝阔台系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青年时代辅佐其父南征北战，功劳卓著，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掌管政事才能，堪称汗位的继承人。成吉思汗也确实在1219年就做出了这样的安排。然而，成吉思汗1227年死后，窝阔台没能立即继位，而是由其幼弟拖雷监国达二年之久，直至1229年窝阔台才得以正式即位。何以出现既被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能立即继位的结果呢？这必须从蒙古选汗制度说起。
按蒙古人的传统，幼子有优先继承父业的习惯。一户蒙古家庭，长妻所生幼子，蒙语叫斡惕赤斤，意即“守炉灶之主”，是留守家业之人，而他的兄长成年则要另自成家。若循此习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在继任汗位上拥有极大优势。然而成吉思汗凭着他的成就和威望，打破了这一传统，没有以拖雷为继承人，而是选定了窝阔台。
成吉思汗为何要如此做呢？据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从窝阔台的言谈举止中，时时看出他是皇位的适当人选，日益发现他治理朝政和卫国御敌的英豪气魄。于是，通过提示和讽喻，成吉思汗经常把这个印象铭刻在他诸子的心里。而他的其他三个嫡出儿子却不具有如此的才能和特长。由此可以看出，成吉思汗之所以视传统习惯而不顾而选窝阔台为继承人，实出于才能与特长的考虑，换言之，成吉思汗在择立储君的标准上做了大胆变革。而对于其他三子，他经过慎重考虑也做了适当安排：长子术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幼子拖雷统军队。
在四子中，汗位究竟谁属？成吉思汗心中亦曾经犹豫过。事实上，成吉思汗最宠爱的是幼子拖雷，每有战争必携其俱往，且称其为那可儿（即伴侣）。就军事才能而论，窝阔台亦自认不如拖雷，因此成吉思汗也曾想因循传统传位于拖雷。但最终他还是否定了这一选择，为了弥补拖雷失去汗位的损失，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种折衷做法，即一方面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窝阔台，另一方面，则将他的大斡儿朵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军队的统辖权交给了拖雷。如此做的结果虽然在二子之间做了一定的平衡，缓和了其间的矛盾，但从长远看，又给后来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的汗位之争事先做了倾斜性的实力分割。后来拖雷系之所以能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去汗位实有赖于其所握有的军队与财富。
对于汗位这一敏感性问题，四子间形成两大营垒，矛盾深伏其间。察合台和窝阔台为一党，术赤与拖雷为一党。当成吉思汗向诸子透露他的选定时，术赤与拖雷党虽没公开表示异议，但内心是不服的，其不满情绪首先由术赤表现出来。
当成吉思汗命令除拖雷以外的三个儿子西征花剌子模的都城兀笼格赤时，术赤与察合台发生冲突，致使攻城不下。术赤遣使向成吉思汗请示：“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继位人选既已明确，为何还要请示以谁为首呢？这只能说明术赤根本反对窝阔台为继承人。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根本原因。后来在窝阔台的调解下，二人委曲求全，三子暂时团结起来，终于攻克其城。之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往塔里寒与成吉思汗会师，而术赤则违反父命径赴他在也儿的石河的营地，对此成吉思汗非常生气，认为他反迹已明，准备派兵亲征，后因术赤死讯传来，方才罢兵。由此可见，那种认为诸子对成吉思汗的决定皆心悦诚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成吉思汗也察觉到诸子间为此事而耿耿于怀，惟恐诸子因此而彼此结怨从而影响到帝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在临终前特召诸子于帐前，谆谆教诲，要他们团结一致，服从窝阔台领导。他一再给他们讲一支箭易折，多支箭合在一起难折以及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后者是说在一个严寒的夜晚，多头蛇想进洞御寒，但诸头互相反对，互相牵扯，结果谁都没进去，皆冻死洞外；另一条一头蛇却顺利进洞。其用意再明白不过。
造成汗位空虚达二年之久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汗国时期仍残存的原始民主制。即使是成吉思汗也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和影响。按汗国传统，帝国之大事，包括征伐、创制、选汗及宗亲的惩罚等必须要通过由诸王、权贵参加的忽里台大会的共同议决。而且有法令规定：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是，想要当大汗，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那么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容。所以窝阔台要正式即位，必须要例行忽里台大会的推选。
1229年7月，各地的宗王、皇子以及皇帝驸马、公子和万户、千户诸官陆续来到怯禄连河的阔额阿剌勒的地方，准备参加忽里台大会。会议预定开40天，前三天照惯例，大摆筵席，狂欢滥饮。此后便开始讨论汗位问题，经过35天的争议，至8月24日仍“议犹未决”。时任监国的拖雷本就不愿窝阔台即位，而他作为忽里台大会的主要召集人和主持者，内心对忽里台大会就怀有异意，所以他计谋在拖，不愿交出大权。耶律楚材深明其中奥妙，知道旷日持久的争议可能会造成内讧从而影响统一大业，故而挺身而出，禀奏拖雷“宜早定宗社大计”，拖雷对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以二十四日正是吉日，请求立断，错过“无吉日矣”。众人一向敬服耶律楚材，闻此言纷纷附和，拖雷见人心所趋，知拗不过众人，只好退让，表示支持其兄继位。窝阔台循旧俗再三推让，最后才表示同意。窝阔台就此正式登上汗位。
窝阔台即位后，重用耶律楚材，采取多方面措施，以加强大汗的权力，从而大大推进了蒙古国家政权的发展。在继续推行军事扩张政策的同时，对内实行朝臣跪拜之礼，制定赋役制度，保证赋税征收，分封民户，建立驿站，营造宫城，强化政权组织建设，改行文治路线，为元帝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3.委曲求全，朱常洛终登大宝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日，明神宗朱翊钧到慈宁宫去看望太后。不料与一位颇有姿色的王氏宫女邂逅相遇，就临幸了她。谁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他的王皇后和刘昭妃都终生未能生养，而这随随便便的一夜风流竟使王氏受孕，并于次年八月十一日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朱常洛。
（1）长子立储，颇为不易
由于神宗的后妃们在常洛出生之前，均未生下皇子，所以，尽管常洛系一宫女所生，却是皇长子。他的出生使得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慈圣皇太后的面前格外得宠。
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设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而且，外廷还有一种“玉盒之约”的传说，说是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元殿盟过誓，要设法立常洵为太子，并把誓约写好放在一个玉制的盒子里。
当时，首辅申时行曾于常洵出生不久，上疏请尽快立常洛为太子，神宗却道：“长子幼弱，以后再说吧。”于是众臣们看出了皇上“废长立幼”的潜在意图。
王恭妃（即王氏宫女。神宗在太后的压力下不得不封她为恭妃）生的是皇长子，地位理应仅次于皇后，然而却5年不得晋封，反屈居于刚生一皇三子的郑贵妃之下许多，若是依“子以母贵”的立储祖制，则将来常洵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一切，自然是对常洛地位的极大威胁。
这以后，就是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令其十分反感。于是有的大臣就因此获罪被贬。
然而，能左右万历的慈圣皇太后却支持“立长”。
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
慢慢地，常洛发现廷臣们开始称他“元子”，或者干脆就称“元嗣”。他知道其中想从名分上突出他的用意，他也希望能尽快被册为太子。
这一年，常洛9岁，已接近其父皇神宗登基的年龄，他想册立也许不会再拖了。谁知，这时神宗却把申时行召去，传谕诏书说：“朕不喜欢这么整天上疏，鼓鼓噪噪，也讨厌有人离间我们父子，就把章奏一概留下了。如果明年廷臣们不再渎扰，应后年册立，否则等皇长子15岁再举行！”
常洛一听，便知道这是借口，后年一定册立不了。
果然，当被称为“后年”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来的时候，神宗就以工部主事张有德新近刚上一疏为由，下令再延期一年。
这时，常洛已经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进行“预教”，要求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为常洛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
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像太子一样，从而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首辅王锡爵刚到任，神宗就派太监送去一封手诏，意为：“想待嫡子”，皇后还年轻，有生育的希望，一旦生了，就不会因立储而费心了。至于常洛，还很年幼，可先将他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册封为王。
王锡爵不敢不从命，便立即拟旨。但他对常洛的处境也深为同情，同时，还顾忌公众舆论，于是拟了两份谕旨，前者为神宗的意思，后者为“请令皇后抚育元子”。
谁知报上后，神宗却只下前谕令有司办理，惹得举朝大哗。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把矛头对准王锡爵，指责他也参与了这一破坏祖宗“礼法”的谋划。
王锡爵被逼不过，只好提出辞职。一时间，搞得神宗十分被动。他提“待嫡”、“三王并封”的直接目的，主要是想搅了“预教之请”，因此考虑得并不周到。眼看事已至此，只好收回成命。第二年二月，同意廷臣们的请求，下令举行预教典礼，用辅臣侍班，词臣六人侍讲读，一切仪式都与东宫出阁讲学一样。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册立郭氏为太子妃。
（2）储位初定，险遭梃击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生活与想象的相差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羞涩。
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地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便抱头痛哭。
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
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常洛用过晚膳，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
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檐下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亲自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
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次日一大早，常洛便慌忙赶到神宗的寝宫，将昨夜发生的事情详细秉奏。神宗看出他的惊慌，便嘱咐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要安心读书。同时，命人先将人犯交就近的法司审理。
然而常洛根本稳不下心。他那年已经33岁了，长期处在“立储”斗争的漩涡中，长期被压抑受冷漠，使他变得有些神经质，卑怯、敏感、多疑。他控制不住地日思夜想这件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案子，隐约感到和“立储”有关。他先是听说皇城御史刘廷元和刑部的胡士相、赵会桢、劳永嘉等先后审过人犯。那人供称自己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是个卖柴草的，因柴草被烧毁而来京告状，走到东华门，有人给他一根枣木棍当“冤状”，他一时气昏了头，才闯了祸，刘廷元等人都认为此人言语错乱，是个疯子，准备疏请处死算了。
常洛一听只是偶然事件，大舒一口气。他不愿再有什么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