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羡的做人品德和立身行事，范晔在《后汉书》的《孝明八王传赞》和《陈敬王羡传》中都有所评述，十分称赞他为人“严重”，“有威严”。可见他做人行事，谨慎持重，持身端正，律己甚严，在诸皇子中最有威望和最受人尊敬。一般说来，生于帝王之家，坐享富贵荣华，要做到富贵而不骄不淫是极其不易的，历来的帝子皇孙，骄奢淫逸，腐败沉沦者有之；干纪犯法，无恶不作者有之；残民害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者有之……可刘羡对这些似乎早就有所警惕，除了把爱好和精力一心一意投入钻研经术外，对什么权势地位、富贵荣华，从未有何贪恋。他是一个比较聪明和颇知自重的人，做人行事和待人接物，从来就小心谨慎。以文化教养而言，他是明帝诸子中志在学术、博通经籍的惟一的人，受儒家教化的影响也最深，因而在思想上也最重圣贤的教导，行为上严守纲常名分。他由于博通经史，是十分清楚西汉诸帝自从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如何严厉限制和防范同姓诸王的，更清楚他的祖父光武帝如何加强皇帝的集权，严禁官吏“阿附蕃（藩）王”，因此，他十分注意作为一个同姓诸王应该自处慎重。大约是在这些方面的种种表现使章帝对他很有好感，因而章帝在即位之后也就特别看重他，待他十分优厚。
在我国封建社会，那些帝子皇孙，能够不贪恋富贵，一心把爱好放在学术研究上的是不多见的，在学术上有二定造诣的更是凤毛麟角。刘羡便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学者型皇子。他一生的精力，差不多都花到了研治经学方面。经学在汉代可说是惟一的一门学术，它的地位是在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奠定的。从那以后，儒家的《易》、《诗》、《书》、《礼》、《春秋》便正式成了官学，并立有五经博士来专门研究它们。这些所谓先圣遗留下来的经典，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封建统治的极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当时的大儒如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又都通于世务，明习文法，善于“以经术饰吏治”，因而经学人作为一种经世治国之术，特别受到西汉帝王们的重视。到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代，它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鼎盛阶段。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光武帝在未登皇位之前，就到处访求儒家名士，即位以后，儒家名士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都接踵而至。光武帝不但依西汉旧制立五经博士，让他们专门从事经学研究，而且选拔一些有造诣的经师为皇太子授经。明帝即位以后，自称“继体守文”，更是全力提倡经学。他曾亲临辟雍（为王公贵族子弟所设的学校），为诸儒讲经，诸儒则执经问难于前，可见他在经学方面的修养也非一般。这一举动，曾轰动当时的洛阳，城中的官宦缙绅都前来观看，以至辟雍桥上集观者以万计。他还选拔修养较深的经师向皇太子、诸侯王和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讲经，就连他的卫队和后备卫队，也都要求通《孝经》章句，也就是要能读懂注解《孝经》的那些文字。他的这些做法在当时的影响很大，连匈奴的首领也派子弟前来学习。经师们在这时也特受重视，有的甚至以有造诣而被封侯。由于这些做法的影响，当时竟形成了以当经师和经学弟子为荣的一种风气。刘羡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经学昌盛、经术备受重视的时代，在明帝、章帝的直接影响和一代风气的感召下，他对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潜心于经学数十年，从而成为一个在经学上颇有造诣的学者型皇子。
经学在西汉就形成了许多派别，到刘羡的时候，沿袭下来的就有十四家，他们各以家法传授弟子，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上千人。这样一个派别林立、研究空气特别活跃的时代，既开拓了刘羡的眼界，为他在学术上广摄博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同时也需要他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潜心经学领域，终日孜孜以求，无敢稍懈。从经学的发展看，西汉的经学家，大多只能身通一经。这固然是受当时研究水平所限，同时也与他们死守一经、各执门户之见有关。到了东汉，情况开始有了变化，由于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各派之间在对立中又相互渗透，因而以往只通一经的状况便开始被打破，为学者们身通数经创造了条件。本传称刘羡“博涉经书”，可见他对各派经学著述都注意涉猎，做到广泛摄取，而不像前汉诸儒死守家法，坚持门户偏见。一个有希望有成就的学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而刘羡正因为是这样做的，因此他在经学方面便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取得更深的造诣。
刘羡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如何，这从他后来从事的经学活动可以知道。永平十四年（后61年）明帝东行，曾亲临孔子旧居，命皇太子和诸王讲经，刘羡也参与这次活动。但这次活动有皇太子在座，他不能太露锋芒，因而他并不显得突出。最使他引以为荣的是建初四年（后79年）章帝诏令诸大夫、博士、议郎、郎官、诸生诸儒集会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他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参与讨论。原来经学在西汉发展为许多派别之后，说经者也就各有异同，经本的文字也多不统一，而一些章句（对经书的字、词、句作解说）之儒，说一经又往往是动辄百余万言，繁琐不堪，因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学经和治经者都不胜其繁，莫衷一是。早在西汉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就针对这一情况，诏令诸儒就五经异同，在石渠阁（在汉未央宫北，为西汉皇家收藏秘书之所）进行讨论，并令萧望之综合讨论意见，送交他亲自审定。这在经学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讨论，但存在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此，到了东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刘秀又一次针对各经章句繁多的情况，下令加以减省。到章帝时，著名学者杨终又进一步指出章句之徒，破坏了经学大义，建议章帝仿效宣帝石渠阁故事，会同当时有成就的经学家，就五经章句的异同，再作一次评审总结工作。侍中淳于恭也提出相同的建议。于是章帝下令诸儒会聚于白虎观仿照宣帝的做法，就上述问题展开学术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才结束，参加讨论的有丁鸿、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著名学者，这无疑是经学史上又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刘羡参加这次学术讨论，是章帝特别指派的，这不仅意味着章帝对他的看重，实际上也是对他在经学研究上造诣的肯定，说明他的成就可与诸名家齐驱并列。这次经学术讨论的成果，章帝曾令史臣班固加以撰集，名为《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白虎通义》。它汇集了当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凝集了刘羡的一份心血。
3.笃信佛学、崇尚文事的皇子萧子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影响日大的时期，甚至宫廷中的皇帝、皇子，都不乏笃信佛教者。萧子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1）武功文治，以民为本
萧子良系南朝齐武帝次子。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为官齐高帝、齐武帝二朝，历任竟陵王、南徐州刺史、护军将军、尚书令等职。
萧子良“体貌魁奇、少年壮节”，从小就很有政治抱负，虽说是一位皇家子弟，然而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他爱读书，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访名师，研究学问，探讨人生。他博闻强记，上下古今，无所不通。他仁慈宽厚，乐于助人。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得了病，因无钱医治，生命危在旦夕。他知道后，便主动用自己平日积攒起来的百余两银子为这位同学的母亲请来了医生。
建元二年（480年），萧子良已是弱冠之年了，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这一年，他受荐入朝做了左军将军。同年冬天，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反叛，威胁京师安全。萧子良主动请缨，领兵前往讨伐，迅速平定了叛乱。他在这次勘乱中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气概与才能博得齐武帝的好评。
不久，他出任丹阳郡太守。丹阳郡（治今南京市）是六朝的政治中心，又是江南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郡衙里的诉讼案件特别多，在乎庸的太守手下多处理不当或得不到及时处置，百姓对此反映强烈。萧子良走马丹阳，不负厚望。他细察民情，不畏权势，执法不阿，不管是亲戚好友，一概违法必究，给丹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抓吏治的同时，萧子良颇留心水利事业。当地有很多被废弃的湖泊，萧子良组织人力疏浚围堤，修筑堰闸，灌溉农田。萧子良还十分重视土池的垦辟。萧子良在任三年，始终如一，不兴工，不扰民，郡内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有这样的好太守，谁不拥戴！郡内各族人民纷纷怀揣金银，手捧珠宝，来到郡府，要饷馈他们热爱的父母官。萧子良寸金不受，一一劝回。
萧子良在丹阳，政绩卓然，声闻朝廷，被召回京都任侍中。从地方来到王朝中央，萧子良满怀一腔热血。然而，奸佞当道，政治昏暗，使他深为忧虑。为此，他接连上书，提出了各种治国建议。
齐武帝很赏识萧子良的卓识与气魄，于是授他尚书令，使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2）崇信佛学，言传身教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萧子良移居到鸡笼山（今南京鸡鸣寺一带）附近的西邸，在那里接纳一些有才学、有名望的人士。南朝时期，佛教盛行，萧子良深受佛教的影响。因此，他虽是一位体国恤民的好官吏，但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时常与名僧交往。他自己还经常亲自书写佛经，注释经义，在西邸中供养佛牙，开展各种斋戒活动，并邀请名僧讲解佛经，萧子良亲自为他们端茶送饭，为弘扬佛教尽了心力。其实，有位无神论者叫范缜，学识超人，也为西邸盛会的参加者。但他的信念与萧子良截然相反，他不信佛和鬼神，不信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之说。于是，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一方和范缜之间的论战终于开始了。
永明七年（489年）暮春的一天，萧子良在西邸大会宾客，席上坐满了达官贵人、名人学士，以及精通佛教的高僧。范缜也应邀在座。席间高僧讲论佛法，又将因果报应之类的老调重弹一番，并说，权贵们的财富、地位是前世修行来的。然而这对反对佛教的范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便公开表示不相信佛教，更不相信因果报应。于是，萧子良亲自出马，质问范缜说：“先生不信因果报应，那世界上为何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人享福，有人受苦呢？”很显然，萧子良这些话是含有讽刺意味的。此时一阵轻风吹来，庭院树上的花瓣纷纷飘落下来。范缜立即指着花树说：“人生好似开在一棵树上的花朵，风一吹来，便纷纷落下，有的碰着帘幌，落在锦垫上；有的碰着篱笆，落在粪坑里。像你，生在皇族，一生富贵，就像飘落在锦垫上的花瓣；像我，一生穷困，就像落在粪坑里的花瓣。世上确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与‘因果报应’究竟有何关系呢？”范缜的意思是：人的富贵贫贱并非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在客观条件下促成的。这样，否定了因果报应，自然也就否定了神不灭的谬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神无神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萧子良扮演了一个唯心主义的角色。虽然范缜的神灭论颇有威势，但萧子良仍笃信佛教不疑。
在西邸，萧子良除了礼遇僧徒，屡开讲席外，还有下列事迹：
其一，从事佛教著述。萧子良对于佛教义理及大乘空理有深入研究，著作有近百种，其中重要的有：《净住子净行法门》二十卷、《僧制》一卷、《请信士女法制》三卷、《维摩义略》五卷、《杂义记》二十卷、《会稽荆雍江郢讲记》一卷、《西州法云小庄严普弘寺讲》并《述羊常弘广斋》共一卷、《净名经疏》四卷等。从这些著作看，萧子良的佛学思想除了前已述及的相信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之学说，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三教一致并主张三教并用。萧子良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置于最高地位，同时又认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应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萧子良曾说过：“九十六种道，而佛道为最上胜……是知有名无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他认为，在宗教信仰领域，佛道是“正道”，道、儒是“邪道”：认为它们不能使人从所谓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成佛，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儒教人为善，仍应提倡。二是劝人信佛行善。他在《净住子净行法门》中说：“如来……行则大干震动，众魔慑伏；住则洞达诸定，外道归化；坐则演示《方等》，释、梵咨仰；卧则开一实道，三乘禀德；言则三涂之苦，笑则四生受乐。闻声者证道，见形者解说。当此之时，岂不胜哉！”“在家罪重，出家罪轻。……大教胜远，尊之者责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如此等等，“多是劝戒”之谈。所以，《南齐书》本传说：“子良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