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建文帝被逼宫生死成谜
公元1402年6月13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燕王朱棣率军疾速向南京挺进，直逼金川门。建文帝委派的负责守卫金川门的大将军李景隆和谷王朱穗见败局已定，遂大开城门，恭迎燕师入城，南京陷落。
进城以后，朱棣立即派精兵赶赴皇宫，欲捉拿建文帝，但此时，突然宫中起火，顷刻便烈焰冲天，建文帝神秘失踪。后来人们从火中扒出一具尸体，已面目全非，分辨不清是不是建文帝。朱棣赶到后，为掩人耳目，堵塞天下人指责自己篡权的口实，匆忙指认这具尸体就是建文帝，并用天子之礼埋葬。但事实上后来确认，从火中扒出的尸体并不是建文帝，而是建文帝的皇后马氏。
那么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建文帝是怎么逃走的？逃到了什么地方？这不仅是当时的人很关心，后世人也常常提及此事，并产生了许多颇为神秘的说法。
有记载说金川门失守后建文帝长吁短叹打算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逃。”少监王铖跪秉道：“太祖驾崩时留下铁箧，说有大难时打开，现放在奉先殿左边。”身边大臣急忙拿来铁箧，不只是裹着铁皮，两把锁也灌上了铁。建文帝急忙让人到大内殿点了把火！皇后马氏赴火而死。程济打碎铁箧，里边有度牒3张分别叫应文、应能、应贤，有剃刀一把，白银十锭，还有僧人穿的袈裟和鞋帽，里边还写着逃出的路线。程济随后为建文帝剃了发，杨应能愿剃发随行。监察御史叶希贤以自己名字中有“贤”字，认为“应贤无疑”也剃了发。当时身边的五六十人都愿随行，建文帝以人多目标大、行动不便为由，让大家“宜各从便，”自己身边只带9人逃去。神乐观道士王升用小船将建文帝接出。接着杨应能，叶希贤等13人赶来。此后建文帝身边只留四五人做护卫，其余的人“遥为应援。”于是他们便忽南忽北，往来名胜，浪迹江湖，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传说和故事。直到现在云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者”。
建文帝在云南、贵州一带留下的遗迹和传说较多，不少书还记录了一些建文帝的诗文。有一些属后人假托，但有一些颇合建文帝身份，似不像假冒。其中一首是：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舟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另一首是：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龙荤，袈裟新换莽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对建文帝是死是活，明成祖朱棣特别关心。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只要建文帝仍活在世上，他就是一面神圣的旗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随时都可能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因此，他派心腹大臣四出，或明言出使，借机访察，或扮成普通百姓，秘密寻找建文帝下落。
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派胡淡，以访仙人张三丰为名，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胡淡行遍全国州郡乡邑，一直寻仿了20余年。传说中的建文帝是在西南一带出没。永乐皇帝怀疑建文帝也许逃到东南亚一带去了。永乐中期，他派郑和出海贸易，顺便查访建文帝的踪迹。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远到非洲的东海岸，与所经各国进行贸易，但没有带回半点建文帝的消息。永乐帝没有得到结果。带着疑虑，在永乐二十二年辞别了人世。
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成为一桩历史疑案。这个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明成祖，而且困扰了后来的数代皇帝。
有一种说法，正统年间，有个御史出巡到南方时，忽见一僧人挡住了去路；随从们大声斥，老僧也不避开，自称是“建文帝”，并献上一首诗：
“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满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略上雨声愁。
新薄细柳年年绿，野志吞声哭未休。”
御吏忙将此事上奏朝廷。明英宗派御史察问，也无法辨清真伪。后来老僧死在狱中。
另一种说法流传较广，正统七年（1442年），有一个僧人来到田州（今广西田阳）土官官府，自称是建文帝，说自己从四川到云南，又来到广西，因年纪已老，希望能把骸骨埋在祖墓旁边。官员们一听大惊，立即上报朝廷，并把他送往京师，宫中的人称他为“老佛”。朝廷大臣连连上疏，怀疑他是假冒，故意惑众。因老宦官吴亮侍奉过建文帝，英宗便命吴亮前去见一下这个僧人，看是真是假。一见面，那个僧人就说：“你不是吴亮吗？”吴亮故意说：“不是”。僧人说“我往日御便殿，你进饭食，吃的是子鹅。我扔到地下一片鹅肉，你的手还提着一只壶，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把那块肉吃了，怎么说你不是吴亮呢！”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以后自尽而死。英宗知道后，把僧人迎到宫内，直至老死，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还有人说：“当年建文帝出宫后，浪迹天涯，后来在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栖身。并在姚广孝的监护下栖身于穹窿山皇驾庵。1423年病故，葬于皇驾庵后面的山坡上。
总之，建文帝究竟是死是活，一直是明史上的谜。
11.鳌拜专权擅杀朝廷重臣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时，顺治帝崩于养心殿，遗命皇三于玄烨即位，并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鳌拜（姓瓜尔佳氏），隶满洲镶黄旗，清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之侄。鳌拜的祖父索尔果本是苏完部首领，万历十六年（1588）率所部五百户归附努尔哈赤。鳌拜之父卫齐曾任沈阳八门提督。
鳌拜自幼臂力过人，娴于弓马，屡立战功。崇德二年（1637）在清军攻克皮岛的战役中，鳌拜因率先登城而受到皇太极的嘉奖，赐号“巴图鲁”，并将其擢为镶黄旗护军统领，一跃而成为引入瞩目的铁腕人物。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两位是额驸子，两位是当年拥立顺治即位的关键人物，不管他们各自的经历如何千差万别，他们的身家性命、个人荣辱都同顺治即位、顺治亲政息息相关。顺治执政的十余年，为他们通向权力的顶峰铺平了道路。而顺治帝的青春早逝又为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长卷，增添了足以令人扼腕的一页。
尽管鳌拜名列辅政大臣之末，事实上最擅于揽权的恰恰是此人。鳌拜利用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遇事迁就等条件，大肆引用私人，培植党羽，安插亲信，已经大权在握。对于不肯党附他的人，滥施淫威，必欲除之而后快。内大臣费扬古因同鳌拜有隙，鳌拜便以费扬古之子倭赫（时任御前侍卫）当班时，带小皇帝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骑御马、擅用御弓，而将倭赫以及与倭赫一起当班的三人斩首。至此鳌拜还不肯善罢甘休，又以费扬古因子被杀心怀不满，而将费扬古本人及其子尼侃、萨哈连等处死。偶一泄愤，竟有七人丧生，时为康熙三年（1664）四月。
伴随着权力的膨胀，鳌拜对名列辅政大臣最后已经不能忍受。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晚到片刻，以便把上座让给鳌拜。鳌拜党羽工部尚书噶褚哈在上疏言事时，也公然把鳌拜之名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这些自然都在太皇太后的睿鉴之中。想不到遏必隆已磨得全无圭角，人如其名，太皇太后又怎能把遏制鳌拜的希望寄托在遏必隆的身上！
册立赫舍里氏为后就同当年为顺治册立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为后一样，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太皇太后是把立后同日后康熙帝亲政，结束鳌拜专权融为一体考虑的，不管鳌拜如何恋栈，其专权的时代终将结束。
面对鳌拜的淫威，三位满汉大臣挺身而出，抵制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圈地。这三位满汉大臣就是户部满尚书苏纳海、直隶三省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
户部尚书苏纳海隶满洲正白旗，顺抬十八年（1661）任工部尚书，旋即调任兵部尚书。康熙二年三月，户部尚书书宁古礼三卒，遂又调任户部尚书。苏纳海在兵部尚书任内，积极支持“迁海”之议，并同侍郎宜理布亲往浙、闽等地，协同地方督抚组织“迁海”。因而当鳌拜拟再次进行大规模圈地时，苏纳海便被调往户部，此后仅数月就发生了康熙三年那次较大规模的圈地。康熙三年的圈地给苏纳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八旗将士那填不满的占有欲，一方面则是近京500里夹空民地所剩无几，户部难为无米之炊。康熙帝针对那次圈地所颁的谕旨，自然令苏纳海不胜惶恐，因而当八旗都统在鳌拜的庇护下，再次以“地土不堪”吁请圈占民地予以“更换”时，苏纳海又怎敢置皇帝的圣旨于不顾？
直隶三省总督朱昌祚在明清之际是一个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朱昌祚原本是山东高唐一位富商子弟，自幼苦读孔孟之书。崇祯十五年十一月，阿巴泰率清军第四次突破长城防线，袭扰明畿辅重地，山东高唐亦遭清军扫荡，年仅十几岁的朱昌祚被掠至关外，沦为满洲人的家奴；两年后；当清朝统治者利用“甲申之变”，倾巢出动，大举入关时，朱昌祚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已经从一个供人驱使的家奴，变为从龙入关的汉军旗人。顺治初年，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治理乏人，尚在弱冠之年的朱昌祚便步入仕途，由宗人府启心郎擢为工部侍郎，旋即从工部侍郎升任浙江巡抚。四年后当其任满时又升为福建总督，而在一年后朝廷便诏令朱昌祚改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火速进京。
朱昌祚之所以由巡抚升任总督，又从一般总督擢为直隶三省总督，周他在巡抚任内的政绩出色有着直接关系。朱昌祚是在顺治十八年七月出任浙江巡抚的，上任伊始即接到朝廷所下达的“迁海令”。浙江同福建一样是实行迁界的重点省份，仅温州、台州、宁波三郡就抛弃民田九十余顷、盐田七百四十七顷，十几万人“无业可安，无生可求”，“无家可归”。为了减轻“迁海令”所造成的灾难，朱昌祚率属下各级官员捐俸筹资，为难民搭盖庐舍、开设粥棚……因而当康熙三年六月朱昌祚任满，调往福建时，越中父老泣请这位巡抚能留任杭州。当留任的请求被朝廷拒绝后，浙省绅衿便在西子湖畔为朱昌祚建起一座生祠。
康熙三年（1664），清廷再次下达“迁海令”，界墙还要再向内地推进二十里，于是安顿难民有术的朱昌祚，又被调往经济实力远不如浙江的福建。康熙四年（1665），当鳌拜决定在畿辅地区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圈地时，朱昌祚则又被调往直隶。
王登联隶汉军镶红旗，先后历任河南郑州知州、山东济宁道、大理寺卿，顺治十七年出任保定巡抚。
康熙五年十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奉鳌拜之命前往蓟州、遵化等地，率僚属对地亩一一丈量，登记在册，历时一个多月。时值初冬，从京南迁来的镶黄旗兵丁及其眷属，栖身破庙等候圈拨；从蓟州、遵化等地迁出的正白旗兵丁及其家口，则寄身草棚等待安置；而处于夹空民地的百姓已被逐出家门，辗转于荒郊野外，“号泣之声，闻于数里”。
在这次以换圈名义进行的圈地中，按说从河间、涿州迁出的镶黄旗的四万零六百个家庭应该是惟一的受益者，但现实与他们的期望竟是如此悬殊；蓟州，遵化乃至永平一带的土地根本就不如原来的地亩肥沃，使他们大失所望，因而拒绝搬进正白旗所腾出的房屋，拒绝接受正白旗所留下的土地。至于等待安置的正白旗的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个家庭以及数万被扫地出门的汉民，更是令承办人员无从安顿。
